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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新礼引发的名词解释
这是中国一代企业家的共同困境：打下江山却很难基业长青，有产业梦想却倒在了路上，为社会创富却有很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接下来，谁是下一个朱新礼？这是他个体的故事，还是群体性的症状？汇源并购是一场“灵魂之争”吗（《商业周刊》曾经报道被达能收购的一家美国公司是“把灵魂卖给达能”）？如果企业家们都有“朱新礼倾向”的话，这甚至变成一种主流商业文化，对中国的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
“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和君咨询集团董事长王明夫对《中国企业家》说，“很多企业家都感觉做得蛮累的，再往前做前途非常不确定，随时都有可能弃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愿意伸出橄榄枝，他是很愿意探讨的。”
汇源之前有乐凯、南孚、小护士、统一润滑油等，出售成了一代企业家的命运选择。这让人反思中国企业的土壤和环境问题、企业转型和竞争力问题、企业家素质和心态问题。
这是中国粗放、野蛮成长起来的一代企业家的共同困境。王明夫说，“中国应该让更多的企业家有产业的梦想，而不是他们有更多被收购的梦想。”
以下是由汇源一案牵引出来的一系列名词解释。
“朱新礼倾向”
王明夫认为，对中国的企业家和经济官员来讲，看清楚格局和大势很重要。中国商业发展到今天，行业产能大多过剩，国际巨头进入势头很猛，竞争越来越激烈，洗牌乃大势所趋。个体厂商的命运，要么守住前几强，要么死掉、出局。
在这种新形势下，铺摊子式的扩张已经没有了空间，粗放的经营方式难以为继。往后走，企业比拼的是经营上的战略选择和创新能力、管理上的科学性与精益化、商业精神上的追求基业长青和勇于担当负责。但很多企业家在认识、能力和耐心上都准备不足，往前看个三年五载、十年八载，他们往往感到前路漫漫、困难重重甚至危机四伏，总体经营感受就是疲惫、沉重和困兽犹斗。只要价格和买家合适，随时都有出售的动机。
“朱新礼”不是一个人，他代表着一个群体——中国激荡30年的商业风雨洗礼出来的本土商界干才，他们事业有成，却还没来得及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顺利完成交班就选择了弃守。这对社会是无形损失。说到底，一个民族的商业崛起，还是要靠一代又一代人的商业意志和经营智慧得到接续、传承和积累。
“企业家封顶”
汇源的管理并不算很有竞争力。一些了解汇源经营状况的咨询人士说，汇源主要得益于敢要贷款、敢扩产能、敢砸广告，像一场豪赌一样狂轰滥炸果汁市场，结果它赌对了，而不是经营和管理上做得精细。
一位PE投资人对《中国企业家》说，很多接触过汇源的PE对其内部经营管理水平评价不高；这次达能之所以像“门口的野蛮人”，或许是企业家并不真正了解资本运作，尤其不善于使用一些特殊条款的进或退来保全自己。“这么说吧，一些中国企业家会‘愚昧’到只关心两件事，你给我多少钱？什么时候钱给我？真的是无知无畏而不设防。”
王明夫说，一代企业家走到了门槛上，先天环境和成长经历使他们很能拥有全球视野，以及全球性竞争的战略思维，甚至这种雄心和包袱都很难树立……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即所谓的“企业家封顶”。
一个企业再好，好不过企业家，就像金字塔再高，高不过塔尖一样，企业家的能力、见识、判断力、意志、修为已经到了某个高度，不可能超越天花板，成长封到顶了。德鲁克讲，一个组织不可能超越企业家的思维空间。
中国企业怎样才能跨过成长门槛，最终走向基业长青和足以傲立全球经济舞台？中国企业家阶层该怎样自我改良与长进？中国的营商环境该怎样优化，政策取向该怎样定位，经济管理部门该有怎样的作为？
“管制”和“消费者福利”
王明夫提醒道，对所有有市场份额、有品牌地位、有资源基础、有竞争力或对抗力的中国本土企业，跨国公司都有并购动机，这是战略性、不可逆的。
可以预见，如果没有“管制”（如反垄断）和“消费者福利”（消费者情绪或抵制）力量的介入，不是中国的哪些产业领域会发生跨国并购的问题，而是几乎所有产业领域！不是哪些企业会被Buy-out的问题，而是几乎所有品牌企业，无论你是民营还是国有！
他说，换一个角度看，如果汇源像可口可乐一样，代表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核心文化，这场并购就不会发生了。当美国整个国家可以帮助可口可乐征服世界，我们国家能做些什么帮助汇源呢？但现实是，中国没有让这个企业成长为代表中国核心利益和核心文化的环境。汇源面临这样的机会，但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应该善待这类企业和企业家。如果汇源不代表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核心文化，我们就要平静看待这次并购——朱新礼的一位投行顾问说，“这事要用开放的心态、发展的心态、市场化的心态来看，不要政治化、民族化。”
一位咨询专家对《中国企业家》说，“中国的产业政策和政府对企业的扶持目前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像韩国、日本，都对企业有特殊的支持，法国特别列出了阻止外资收购的10个“战略行业”。反观中国，金融体制不够有效率，企业的投资者可能是收割者、贪婪者甚至吸血者，当企业去海外上市时就隐含着哪天失控的可能。
实业家和资本家的混乱心态
朱新礼这件事也被认为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的转型问题，特别是产业型企业家受到金融资本的刺激，普遍的处在错位状态，一系列的实业家想做资本家。这对中国的商业究竟是什么影响？值得深入思考。
王明夫认为这未必是好事。“如果优秀人才都往上浮、不往下沉的话，那么投资控股变成什么？更多到最后演变成一种商业博弈。而这对经济真正的实质贡献有多大？这是很可怕的。在商业导向上，比如你做投资轻易就发财了，我做实业很辛苦，也没你赚得多，那么在社会心理的影响层面上，我觉得负面影响多于正面影响。”
他呼吁，“中国还得要有实业精神、产业精神，这是经济的基础。”
“国力的较量在于企业，企业的较量在于企业家”
是的，让我们重温《中国企业家》的这句名言。
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王明夫对《中国企业家》说，“按理说，以汇源的市场地位，如果企业家有更多的产业梦想，如果营销环境够好，资本市场也更有效率，竞争上也更有秩序，它应该有可能成为一个跟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一样的世界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