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外部环境上存在一些有利因素,若能够有效地利用起来,结合东莞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有实力的企业捱过这一难关,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其一、国际贸易成本正出现降低的走势。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一个副效果,就是国际原油价格和原材料价格全面回落。当国际炒家资本从期货市场中抽身救主后,原油价格从历史最高峰的每桶150元下落到60美元左右,这对于所有的企业,尤其是使用石油、塑胶等原则材及能耗较大的企业,是个重大利好。金融危机之中,经济规律确实仍在运行,需求减少带来了供给的相对过剩,PPI的下降对于企业生产是一个良好的时机。对于外贸来讲,人民币升值可能会放缓,奥巴马不是傻子,美国人现在需要中国支持,还不敢逼迫人民币快速升值。
其二、外贸政策环境会有变化。宏调对外贸加工的过紧政策会全面松动,激进的调整政策会让位于温和的调整政策。代工产业这两年背了很多骂名,其中有的骂得对,有的却骂错了。战后的落后国家都是依赖外贸加工起家,它避开了技术、人才、资金缺乏之难快速起步,并能够大量增加就业。对于一个人口数量庞大的国家而言,人口是第一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就业,以东莞为例,为中国吸纳了1000万农民工就业,哪怕我们内心里再怎么不喜欢东莞,也不能不承认这项成就蛮了不起。
因为外贸加工消化就业的社会功能,上至中央政府,下至乡镇政府,都不得不非常审慎地考虑这个问题,大量结构性失业和绝对失业,只会使己处于风险状态的中国社会,面临更大的危机。最近,国家己经调整了纺织行业的出口退税政策,仅东莞企业就可以获得8.5亿的出口退税,接下来,其他吸纳大量劳工的制造业领域,也有可能松绑,企业的盈利率可以通过退税获得一定的提高,从而增加御寒能力。
其三、美国市场一般消费品受影响不会很大。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人的超前消费、透支消费习惯将会得到抑制,但这种抑制,更多的会落实在奢侈品、大宗消费品、资本品消费上,例如房产、汽车的消费,可以预见欧美会进入一个历史的最低谷。
但可以不奢侈,却不能不生活,欧美国家的一般性的日常消费品的需求我认为,不会受到过大的减损。诸如电脑、家具、玩具这些物品,己变成一般的日常消费品,不是美国国民的节余对象,所以它们的市场虽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但只要中等阶层的人口数量不大幅减少(这一点由于欧美福利体系的完善,是可以预期的),一般性的消费零售品总额还会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也就是说,东莞制造业的市场空间,仍将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这将为加工企业腾出一丝喘息之机。
其四、危机之后,经济规律会自动产生调节作用。当大量代工企业倒闭后,在客观上会减少订单市场的竞争性,供求关系起了变化,较强的加工企业在与外包方的谈判中叫价能力也增强。而倒闭企业所剩余的装备、人才和劳动力,可以补充到行业中去,提高存活企业的装备水平、人才水平和劳动力存量,用工用电用地这些资源瓶颈也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这就是市场规律自身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这个规律在现实中己经得到充分的发挥,最近我到一些企业去走访时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曾经困扰东莞企业三四年的用工荒问题,竟然无形中得到解决了。
除此之外,东莞自身还有一些特殊的优势,这些特殊优势的存在,也增强了企业抗御风险的能力,维护了产业体系的根基,具体来说,有两点:
一是,高度的产业聚集而带来的完善产业链条。
以电子产品为例,95%的电脑周边产品都在可以在东莞配齐。任何一家电子厂所需要的上游产品,只要一个电话,一个小时内送货到厂。东聚、台达等大型企业,大厂的很多产品都是通过上下游的转厂外包完成了进料和销售。这种配套的完整性,是企业重要的营商环境,它把大大小的企业捆到了一起,成为一个产业共同体。
产业链条完整,可以带来明显的“外部经济”效果,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共同创新,会有效地节余各项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简单的一个比方,如果外部有一美元的成本上涨,一百家上下游企业每个企业节约成本1美分,就可以对冲成本上涨的问题。这一种被台湾人称作是“蚂蚁雄兵”式的产业组织方式,其实是抗风险能力极强的一个企业网络,面对危机的时候抱团取暖往往比单打独斗的大厂更能够捱过严冬。
东莞的主要产业,均己经形成规模庞大、配套相对完善网络的产业集群,例如电子行业、虎门服装,大朗毛纺,长安模具,大岭山家具,厚街鞋业,塘厦电源等等,这些集群化的产业抗风险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也是东莞的一张王牌。
二是东莞的重商文化和相对较好的政府服务,对于企业的稳定性有明显好处。东莞的政务环境,与三十年前的窗口一条龙相比,自然己不堪相比了。部门利益分割、官僚主义气息生长,依法行政意识不强,办事效率不高,等等方面的毛病,也在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逐渐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这一点连东莞一哥也在大会小会上狠批痛批,恨铁不成钢。
即便如此,相较于内地和不发达地区,东莞的政务水平,在服务企业领域,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这与东莞的文化传统和发展路径有关系。东莞人做人非常“八面玲珑”的,懂得与人分利是最好的合作办法。对于企业,不仅仅是“爱”,有时候甚至是无度的溺爱。例如在处理劳资关系上,各级官员屁股常不自觉地坐到了企业的板凳上,常因此遭至各界批评,并不是没有依据的。
与很多内地政府不一样,东莞对企业的主要策略是“放水养鱼”,而其他地方往往是甜言密语招来企业,来了之后将之变成砧板上的鱼肉。东莞处理企业问题时,一般都能处于优先的程序,能先办就先办,这与内地政府的拖沓风格有鲜明的对比。前一段时间,认识厚街双岗一家木工机械厂姓何的厂长,他对比老家东北和东莞后就说,东莞这边蛮好,政府到厂里办事,办完了就走,连中饭都不吃,“不像东北,连个门前三包和计划生育都拿来卡你,弄得人哭笑不得。”
形势严竣,压力剧增,优劣俱存,事在人为——这是我对东莞经济基本面的评价。面临这种局势,关键是看下一步各方出招,企业的策略是否正确,政府的应对是否对位,各方合力到位,就可以早日脱离苦海,这个时候,一步都不要走招,一招走错,满盘皆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