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英特尔投资部投资总监张仲做客搜狐IT《创投圈》栏目，就风险投资行业话题和英特尔投资的故事进行了详细探讨。本期我们同时邀请了好投网联合创始人户才和来到我们演播室担任嘉宾主持。
以下为访谈实录：
十年嬗变 中国投资环境堪比硅谷主持人：各位搜狐网友大家好，今天做客我们搜狐演播室的嘉宾是英特尔投资部投资总监张仲先生。张仲先生拥有丰富的投资经历，今天我们将就投资行业相关话题进行探讨。访谈开始之前，请张先生向搜狐网友打个招呼。
张仲：搜狐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企业创业投资(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简称：CVC)的使命，在整个全球投资界当中都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因为由于战略目标的存在，CVC想要保持平衡会很难。但是我们发现在中国，恰恰是因为战略目标的存在，CVC给中国创投行业带来真正的萌动和最初的一些成功案例，例如2000年前后的IDG、软银、IBM、戴尔。你们英特尔投资大概是在1998年到中国来的，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你觉得十年间投资环境有什么样的变化？我记得1998年当时你参与投资搜狐的时候，应该还没有加入英特尔投资，那时还是在英特尔上海实验室。
张仲：当时刚好过了低谷，然后到VC投资的热潮，又过了一个高潮到低谷的周期。从2000年到现在最明显的分别就是业界参与的人多了很多。十年前那个时候在国内风投（编者注：当时对VC的一种习惯称呼，VC的准备说法应该是创业投资。）行业开始的时候只有几家是比较活跃的投资者，剩下的都是一些其他零星的投资者。到现在，参与创投行业的有一百多家活跃的投资机构。
主持人：国家发改委做了一个统计，大概是300多家、400家的样子。
张仲：我说的是“活跃的”，有很多时候国内的投资者一般可能是一年做一两个项目。我说的是比较经常碰到的业界同行，如经常参与VC会议和活动的那些，从这个感觉上来看大概是一百多家比较活跃的，是很完美的一个增长。慢慢地创业的层面也开始成熟起来，以前的创业者对VC融资过程是绝对不了解的，现在通过十多年的培养，创业基本模式也多了，咨询公司也冒出来了，做中介服务。从退出的渠道来看也比以前活跃很多，以前只有一个途径，就是纳斯达克，很少的公司能够通过这个途径上市，现在有很多选择，有新加坡的、香港的，有伦敦的、欧洲的，都有了，所以整个行业成长了很多倍。
主持人：从当时的投资环境来看，现在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从创业者的角度来看呢？比如互联网领域。
张仲：很多创业者现在都有经验了，跟投资者打交道现在也比较有经验了。以前可能是对这些投资条款都是懵懂的，现在都知道了，是什么东西都比较了解了。在信息传递方面有很多的资料他们都能看到，以比较规范化的方式去运作，所以从投资者的角度看创业者也是成长了。
主持人：2000年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叫BP（商业计划书），但是现在有很多人都知道什么是Termsheet（投资条款框架）。
张仲：在硅谷投资气氛很活跃，有很多配套的设施，包括专为创业而设的银行，专为创业者服务的律师、服务机构，还有咨询公司，帮助创业者争取更好的条件，做到更透明，更规范。这中间成长起了一些行业，包括服务行业，它也是推动整个科技创业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主持人：就目前国内现状跟硅谷相比来讲，专为创业－投资而设的服务行业有哪些差距？
张仲：我觉得基本上水平已经很接近了。跟硅谷的公司比，金融机构，就是专为创业进行融资的这些银行，还没有追上，因为银行系统在国内还没有开放。像“硅谷银行（编者注：SVB）”，在国内还没有设立。在律师、会计、咨询服务方面，这些都很透明，比如行业的信息传播已经是非常好了。现在互联网热潮的时候，这些机构已经做的很活跃了，提供很大的信息量给那些投资者，让投资人知道有哪些公司，现在国内也具备了这个条件了。
想获得我们投资的公司必须是比较正派的公司
主持人：我们知道，搜狐是英特尔投资在中国的第一单。你能不能谈谈当年在英特尔作为一个工程技术人员投资搜狐的情况。
张仲：当时投资搜狐项目不是我负责的，那个时候我还在业务部门。我是代表英特尔公司去评估搜狐对英特尔策略的影响在哪里，最终投资决策我是没有参与的。我们在1998年投的搜狐，那个时候我还在业务部门。
主持人：当时受英特尔投资策略的影响，需要出评估报告吗？
张仲：有的。但有没有跟他们签过具体协议，时间太久了，我已经忘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们投搜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互联网的内容是很缺乏，赛迪提供过一个报告，那个时候互联网没有中文内容。搜狐作为一个领先者，把内容分类，分类以后作为一个好的门户给用户使用，而且是以中文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对互联网发展是很有推动力的一个方式。那个时候投资搜狐的策略原因就在这里。
张仲：那个时候有很多投资者对于互联网还是不太了解的；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人不理解互联网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只是知道有一个互联网，但是最终的影响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架构，它是一个很开放的架构，在上面搭建什么样的平台，采取什么样的应用是没有人去定义这些东西的。我们很早开始看门户网站，1996年就开始了。那个时候还有人给我们看雅虎的商业计划，我1996年的时候看不懂，我们也错过了一次机会。后来我还听说一些VC界的朋友，在Google上市之前也做了融资，那个时候雅虎、新浪这些都已经起来了，到Google上市之前的融资，还有很多的VC看不懂。他们想有那么多的搜索引擎已经成功上市，你还能做什么，而且还是免费的，怎么赚钱？种种的问题都随之而至，到那个时候还是有人看不懂。到现在我还能说还有很多人还是不懂。之前两三年说博客网站怎么赚钱，还是看不懂，说Youtube怎么赚钱，还是有很多人看不懂。还有社交网站、社区网站，还是有很多人看不懂。
主持人：当时主要还是觉得搜狐能够代表互联网的发展方向？
张仲：是，那个时候我们的思想很单纯，就是想要做互联网内容。
主持人：当时投了多少钱？
张仲：那个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一百万到两百万美金吧。具体数字我忘了。
主持人：差不多，那个时候一两百万美元已经可以了。当十年前英特尔投资进入中国的时候，战略价值是唯一的考虑因素吗？
张仲：那个时候的确是惟一的或者说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没错，那个时候的企业投资、战略投资，的确没有一个太明确的标签，认为企业投资只是为了战略性的目标，而不太想被投企业的长远发展。能够满足公司战略性的要求，不管你是技术，还是做产品的，你做得出来，能满足我这个目标的话，被投公司将来是否会盈利赚钱，这个是不太在意的。在我们英特尔投资部初期建立的时候，我们的投资也有同样的误区。这个误区就是被投公司的战略价值是在投资这一刻发生，其实这是非常大的误区。公司的战略价值其实不是在投资这一刻发生，而是在公司成长的时候发生，被投公司如果将来没能够达到成长目标的话，当初投资那一刻就决定有多大的价值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公司将来会倒闭，再怎样好的技术、产品、市场都会随这个公司倒闭而去。所以，我们后来调整了这个目标，被投公司一定要是成长性的企业，有成功的机会，我们才能够投资。这样的调整其实很相近于（常见的独立的合伙制）VC要投的方向，因为他们希望通过公司成长上市能赚很多的钱。我们只是调整，不是放弃了我们的战略性投资目标，我们希望公司在我们投入了以后，往我们战略性的方向转移、靠拢，以此来达到我们战略性的目标。
主持人：战略性目标本身实现的方式也是在调整的。
张仲：是。这是一个长期的合作方式，而不是短期的或者只要求在投钱这一刻跟你合作。
主持人：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家倾向于认为如果拿到英特尔的投资，往往意味着这家公司在技术层面得到了业界先锋的认可。现在来看，你希望得到英特尔投资代表一种什么标志或者标签呢？
张仲：我再加一句，那个时候的标签不单单只是英特尔的技术认可，更窄，是跟半导体有关。还不是很笼统的技术，而是只跟半导体有关。现在我们希望人们感受到的是英特尔投资的公司，第一是有创新性的公司，跟技术有关。但是创新性的公司，不单只是在纯技术的创新，而是可以在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其实你看搜狐本身也是一个商业模式的创新。他们做了搜索引擎之后，下一步做什么事情？他们在互联网低潮的时候也受到影响，但是搜狐在短信方面也找到一个新的空间，能够重新上路发展，这就带来了第二波的很大的增长，这也是一个创新。创新不只是拥有很好的互联网平台，要有用户群，我怎么增加我的价值，我希望带给用户的是创新。第二，我们投的公司希望给人的印象是这家公司是一个正派的实实在在的公司，而不是在圈钱，或者是怎样的，形象是正面。英特尔的形象是非常正面的，我们比较珍视我们的品牌，想获得我们投资的公司给人的印象必须是比较正派的公司。
主持人：游戏公司你们投吗？
张仲：游戏公司我们有投啊。维晶就是我们在中国投的游戏公司。不同的行业都有“害群之马”。同一个工具，同一个锤子，你可以用来做工具，也可以用来杀人。要看怎么做这个工具，如果利用的好，工具就对人们有益，如果用不好的话，工具变成不良手段，如有人把过多时间花在玩游戏上，那就不好了。
CVC对中国创投产业贡献独特
主持人：中国整个VC发展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84年以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大约有几十家基金设立，主要是政府背景的科技基金。同时期，华登国际、IDG、中经合、汉鼎亚太等跟华人背景相关联的创投基金也都进来了。但是当时这些基金都没有提供太多的成功案例。主流的VC一直没有进来。但是到1997年、1998年的时候，随着英特尔等的到来，IDGVC的发力等等因素集合到一起以后提供了最初的一些成功的案例，像搜狐、新浪、亚信、UT斯达康，以及后来的盛大、百度等这样一批成功的案例。这些成功的案例才真正吸引国际主流VC进来，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动力和力量源泉。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张仲：这个很正常。作为投资者，他当然希望他的投资能得到很好的回报。当他看到市场已经有这些案例的话，他就比较放心了。当然投资行业的发展跟大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2003年，有人提出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金砖”BRICs概念。当时热潮涌动，VC总部都会问为什么没有把钱投到这几个里面；刚好国内也有几个成功的案例，两个因素加在一起他们就来了，也不单纯是开始有投资案例成功的问题。投百分之多少，每一家都可以自己决定，但是不投是不行的，一定要投。
主持人：当时有一个现象比较有意思。2004年的时候，当时我们问了凯雷一个数据，比如亚洲基金占凯雷全球比例是多大，中国占亚洲比例是多大。凯雷的负责人当时告诉我们了，但是我们写的时候不让写，要模糊处理。现在我突然发现越来越多的机构会很明确地讲，公开地讲，他们用于投资中国的基金规模或者比例是多大，算是对社会的一个公开承诺。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
张仲：好多基金是能做不能讲。最早的时候，在TPG、KKR这些大型的基金中，凯雷是比较早到中国来的。早期，他很愿意去探讨怎么去做，但是还没有能够证明他这套想法是对的之前，别人也会挑战他的想法。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的资金放在这个市场？你是否能证明这个市场会有多少回报给我们？在这之前他们只能做探索，探索的时候只能是很低调的，慢慢的一步一步做。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2004年、2005年的时候，很多国外着名的风投基金，如凯雷等很多大的风投基金开始进入中国，进入的时候也是采取同样的态度，先试一试，我跟别人合作投一些，有几个合伙人跑过来做几个项目又回去，以后慢慢就有收购动作了。每个风投基金都有自己的风格进入这个市场，先去试试水温。有的是收购其他VC，慢慢都做起来了。
区域基金总计10.5亿美元 中国独享7亿美元
主持人：在早期进入中国的企业创业投资当中，IDGVC他们自己的说法是从2000年就已经独立了。亚洲甚至软银中国也都独立了。由于西门子手机业务卖掉了，西门子通信投资公司（SMAC）也被卖掉了，已经不复存在了。其他留下的一些CVC声音也都比较弱。英特尔投资算是是其中的一个特例。1995年，海外投资占英特尔投资比重是5%，2007年占到了37%。更加重要的是在英特尔投资设立的10.5亿美元地区基金中，中国就占了7亿美元。
张仲：我们在亚洲的基金现在有三个，即“中国技术基金Ⅰ”，“中国技术基金-II”，还有 “印度技术基金”。中国技术基金Ⅰ是2亿美金， “中国技术基金-II”是5亿美金。印度技术基金有2.5亿美金。
主持人：中国占了正好三分之二。IDGVC们独立后走的路也都蛮成功的，比如IDGVC几乎年年被评为老大。为什么英特尔投资一直还保持着企业创业投资者的身份？
张仲：原因很简单，我们投资是希望我们的投资组合公司成功。英特尔是能够帮助这些公司的，是用策略性的方式去帮助，如果我们独立于英特尔之外的话，我们跟母公司的联系就弱了，我们能够体现的战略性意义也就相对地降低。所以，只要我们还希望是个能够提供价值的投资者，我们就不会独立出去。如果完全是一个财务投资机构，那英特尔公司的董事会会去讨论，英特尔的价值应该是怎样，来做一个评估。
刚才你举了很多例子，刚开始他们是附属于一家企业，他们的品牌慢慢转变，是因为他本身的投资者组合都改变了。比如赛富，最早是思科给他提供了很多资金，做软银基金。后来在第二、第三期基金中，思科的比例降低了，他们也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品牌跟原先有一些分别。 这是根据那个时候的情况定出来的一个品牌，希望作为一个长期发展的基金品牌。他们想独立也是很顺理成章的。
很多投资者缺乏对一个行业的长期的承诺，好的时候他们就投进来，市场没那么好的话，他们受到企业内部的压力就要退出。英特尔投资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对这个市场有长远的承诺，我们没有压力说我一定要一年、两年、三年、或五年要退出我们的投资组合，因为我们的基金很大，我们不断的有投资，有退出，我们可以自己调配组合，我们没有压力一定要在什么时间退出，我们不设时间表，我们比较有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退出。很多企业内部都是以每年度、每季度业绩来评估的，我们投资组合中有一千多家公司，对我们来说，我们是能够继续下去的。其他基金则不能。他们只有很有限的组合，一两家做得不好的话，影响整个投资组合。总部会问为什么业绩是这样的，可能有怀疑，有疑问，慢慢的就很难活下去了。最大的分别之一就在这儿。我们已经有很大的平台了。
主持人：软银亚洲当初独立的时候，他们说，“为什么我们赚了很多钱，却还只能分享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最终他们独立了。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张仲：当然不同的基金管理者有自己的考量。作为一个企业投资机构，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竞争力比哪个基金要低。我看到业界的流动性其实也很大。我们英特尔有很强的品牌效应，很多公司不会去找一些财务投资者融资，他们会找到英特尔投资，因为他认为英特尔给他带来的品牌效应和价值远远要高于别的基金。第二，我们的投资是无限制的。我们的组合中有几个非常非常赚钱的企业，我们有英特尔作后台。作为投资经理，他不用担心业绩好的时候才可以获得很大的资金；如果环境不好的话，可能五年、七年、十年导致资金链断裂的话，作为一个基金管理者就很难活下去。还有第三点，我们有很庞大的内部资源作后盾，光在中国，我们就有一千多位工程师，为我们和我们的投资组合公司提供技术研发和产品上市的支持。。
主持人：英特尔每年有几十亿美元的研发投入。
张仲：我们能够利用这些资源，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辅助。英特尔内部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平台。当然，能赚到钱是很重要的。作为投资人，能够赚很多钱是很重要的，但是钱不是惟一的因素，你能够投出好的项目，能够证明你的独到眼光，能够帮助一些很有潜力的创业者把企业做好，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鼓舞。最后，我们也希望个人收入回报在业界同行中有竞争力，不能让投资经理们“饿肚子给公司卖命”，那也是不行的。
主持人：您刚才说有很多公司其实不太愿意找纯粹只有钱的财务投资机构，而是愿意找英特尔投资。能不能举一些实际的例子，51.com算不算一个？
张仲：51.com不能归为这里面。中控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东软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大的集团很赚钱，他们没有必要去找财务投资者，他们不缺钱。他们融资绝对不是因为要多一些资金来支撑企业，而是希望英特尔能够给他们的企业带来技术和市场开发上的帮助。
我为英特尔奉献了四分之一世纪
主持人：现在创投行业流动确实是非常频繁的，经常说谁谁谁又已经不在那儿了，都是短短的时间内发生的事情。现在很多投资机构似乎可以称作是“黄埔军校”了。最初，“投资界的黄埔军校”这个称号好像是专门为英特尔投资准备的。
张仲：我们当之无愧。从正面说，我们多了更多的共同投资者，他们对英特尔很了解，他们更放心跟英特尔共同投资。从负面来看的话，我们要重新培训新的员工。最大的挑战还不是在人才培训方面，而是和有些被投公司的关系是从投资的过程里面建立起来的，老人跟公司一直有很紧密的沟通，大家都很了解。我们要放新的人员进去管理这个项目的话，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和时间。
主持人：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做过统计，从英特尔投资进入中国以来，一共走了多少人？
张仲：一共走了多少人？我们算中国区的数据，但是整个亚太地区的？走的人数应该比我们现在的人数还要多。
主持人：现在多少人？
张仲：现在有三十几个人。这是过去的十年里，离开英特尔投资的人比我们现在的人还多。比较着名的有凯雷的何欣，启明的邝子平，今日资本的温宝马，３ｉ的张明敏，还有很多很多。现在大家都是投资伙伴了。
主持人：你们跟以前的这些合作伙伴一块投资的项目多吗？
张仲：多啊，有很多。如方泰电子、蓝讯科技等。
主持人：当初“黄埔军校”实际上还是带有一些贬义的。甚至到了2005年的时候，英特尔投资又走了多少人都还是人们喜欢议论的话题。
张仲：最终还是要看基金的表现。我们是否因为人员的流动而造成策略上的改变？或者我们的投资质量因此降低了？都没有。任何行业都有人员流动，我认为是正常的。当然我不希望人员流动，因为需要花时间培养新人，我也希望把对投资组合公司可能造成的影响减到最低。但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投资组合公司的质量和基金的表现。这才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现在看来“黄埔军校”对中国投资业还是有好处的。但是您自己从1983年加入英特尔，到17、18年以后的2000年，转入英特尔投资，到现在25年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都在一家公司里工作，您怎么看自己这么长时间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而且在英特尔投资呆的时间也有八年多了。
张仲：我在英特尔的25年时间里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服务于很多业务部门。我最早是做生产的，后来到运营部门，又到市场部，搞过企业级开发，管理过软件实验室，于2000年加入英特尔投资。这些年里，也遇到过很多挑战。我不是在同一个岗位干了25年。在不同的岗位上，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学到新的东西。我之前呆得最长的是公司的IT部门，待了七年，现在是英特尔投资最长了，已经八年了。我们每天看的项目都是不一样的，都能学到新的东西，跟每家公司老总谈话的时候，我都觉得收益匪浅，几乎没有重复。我是很怕做那种很沉闷的行业，每天都在重复干同样的事情，我可能会受不了。我做过的事情都不一样，没有重复，从生产，到采购，到IT，到运营部门，市场，都是不一样的。大概在1992年、1993年，我开始往返于大陆。1992年之前我很少来大陆出差，但是仅在92到93年两年之内，我来来往往于北京、上海就有50多次。我很努力地希望把本职工作做好，努力去学习新东西。其实我惟一没做的事情就是把家搬来大陆，我几乎每个礼拜都在大陆待上三到四天。
主持人：当时是英特尔投资选中你还是你主动想去？
张仲：应该说是英特尔投资选中我。我当时惟一跟英特尔投资部打交道就是在搜狐的项目上，我代表业务部门。之前我对英特尔投资没有感觉，不知道这个业务部门是做些什么事情，具体的一点都不了解。但是那个环境也很特殊，当时刚好是2000年初互联网最热的时候，投资部有很大的人员流失。 那时候比现在的人员流动要大，因为当时我们的投资部门很小，有一半人离开的话，几乎整个部门就不能运作了。现在我们亚太区团队很大，有三十几个人，偶尔有几个人离开，根本不影响我们的任何运作。当时的情况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公司选择了我，可能是因为我比较稳定吧。在公司做了十几年了，算是对公司有承诺的员工。来投资部转眼也8年了，公司可能觉得我做的还可以，就一直让我做下来了，我已经换了三个老板了，最早是Les Vadasz做英特尔投资的总裁. Les是英特尔公司最老的员工之一，后来交棒给John Minor，现在我的第三个老板是苏爱文先生。换了三个老板，我还在。1996年改名“英特尔投资”之后，Les Vadasz退休了, John Minor做了两年多总裁，苏爱文总裁现在也是两年多了。我一直比较稳定，八年了，还在。
主持人：中国VC行业在同一家机构待上8年的几乎可以掰着手指头数出来。
张仲：有八年历史的不多。待在同一个机构八年的就更少了。
主持人：很多VC都只有三四年的经验。
工程师主导的投资文化：数据说话
主持人：工程师文化和投资合伙人之间不同文化的平衡，战略回报和财务指标之间的关系，战略性目标和战略价值的对比，这些都是怎么保持平衡的，或者说有什么新的改进？
张仲：我们做了战略性的调整。我们把投资组合公司的成功与否看得更重了，虽然投资项目是否有战略意义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这实际上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表现为第一，我们在员工薪酬方面，我们把员工的薪酬与投资的表现挂钩，具体的情况我不能透露，但是我们是挂钩。我们不是完全用Carried Interests(投资利润分成)的方式去运作的，因为理论上他们是没有上限的，但我们还是有限制的。
主持人：你们还是有上限的。您个人的收入上限是多少？
张仲：这是公司的商业机密，不便透露。我们是用挂钩的方式去鼓励投资经理。我们希望投资经理用行动和表现去实现战略目标。公司要成长，成功的企业要在财务方面转变的话，一定要跟投资者表现挂钩，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要调整的话，一定要这样做。如果大家认为公司成长很重要的话，投资经理们肯定会努力去找好的项目。英特尔的公司文化是看数据，用事实说话，而不是凭感觉，一定要有数据证明为什么这个项目是好的。这个文化在公司里是根深蒂固。我们不是一般的投资机构。每当我们把一个项目递交给投资委员会时，其他参与讨论的人因为有同样的文化背景，肯定要求我们提供数据来证明。这个文化绝对是改变不了的。
要在这两方面找出一个平衡，第一，我们希望被投企业是一个好的企业，有财务回报的企业，第二，我们希望多了解被投企业将来的发展方向，怎么样能够帮助企业向长远的目标迈进，而不是只实现短期目标。我们从这些方面来配合。
主持人：但是很多小企业尤其是早期的那些企业，他们通常提供不了多少数据。
张仲：还是能找到数据的，比如长远的业界发展前景。我们有很多的工程师，在内部做研究，为什么这个技术将来是可以行得通的，比如移动宽带，很早之前我们在内部开始做调查研究之后，一直推，推到WIMAX出来，就是这个原因。有前瞻性的看法引导我们去投资。当然有很多早期的公司并不能证明说他这个技术就是将来市场需要的技术，证明不了，但是我们可以从技术的方向看出来。我们能用我们在内部和业界收集来的数据证明这个方向性是正确的。
主持人：实在不行拿福布斯来说事儿。
张仲：总而言之不能凭感觉。当我们说这个方向是对的，就要提供数据来证明这个方向性。
主持人：战略性指标和财务性指标都是比较虚的。
张仲：我想财务的指标占的比重可能更重一些，因为长远的战略目标你不可能在短期之内能够证明，所以你第一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个公司是否能真的赚钱。
主持人：财务性指标上升了，那在战略性指标方面还是会像以前那样跟公司签协议吗？
张仲：我们不需要这个保证，以前是有的，现在我们不强调一定要有一个合作的协议。但是能够有一个合作协议，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不会阻止他们去签。有很多还是有合作协议的，但是不强调一定要有合作协议，不是惟一的条件。以前是强制性要求，现在不是强制性要求了。
主持人：这就是一个信号了，财务投资指标上升了。以前很多人担心，如果完全跟着英特尔的步伐走的话，虽然不用太担心英特尔投资有被卖了的那种结局，但是市场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企业战略也要跟着调整，这可能是一些投资者比较担心的。
张仲：我们不能跟业界一般认可的模式完全脱节，这是不行的。因为我们也是VC业界的一分子，我们也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操作的，我们不是独立出来超然的操作，绝对没有可能，所以我们必须根据VC业界的行规去做事。我们在VC行规里面就看怎么挑选项目，怎么加强投资，带动双方的合作。以前我们跟其他的投资者谈，他们说英特尔又提出很多条件，又要求公司做这做那，做完以后，业务部门有时候又改变了策略，原先的又没有继续下去，就变成了不好的影响。我们不希望VC业界认为我们是一个“怪兽”，是这个行业外面的机构。
绝对不是，我们希望在VC行业里面，我们是行业的一分子。
主持人：英特尔投资战略性目标的实现，从以前硬性的商业合同或者是协议的方式，转化为更偏向于软性的方式来实现，包括做一些活动，看来变得更软性了。
张仲：没错，是以这种方式来体现战略要求的。比如说我们为投资组合公司穿针引线，通过英特尔投资技术交流日（Intel Capital Technology Day - ITD），目的是介绍我们的客户，介绍商业机会给投资组合公司。除了被投公司得好处外，我们介绍的客户也受益，比如联想，我们推荐好的被投公司给他，提升联想产品的技术含量。所以，对我们对他们都有好处。三方都获益。
主持人：战略性目标现在是通过一种更加商业化的方式来实现。
张仲：是。
2005年关键词：领投与“更大的空间”
主持人：你们更多的是用业界认可的模式来做事情、做投资的。以前我看到一些材料也说，英特尔投资为自己的生存争取更大的空间，这种空间等于是在英特尔内部实现的，和其他企业创投的生存转换方式不太一样。英特尔投资是怎样实现这种演变的？
张仲：2005年的，英特尔投资新的总裁苏爱文上任之后转变是最明显的。举个例子，我们以前一直跟在其他VC后面投资。从02、03年开始，我们亚太区在一些项目里面做起了领投，而且不是偷偷地做。我们做是因为总部给亚太地区的空间弹性比较大了，允许我们做。“天高皇帝远”嘛，有点这个味道。到了05年，我们从政策方向上进一步调整。我们既然是业界的一分子，为什么英特尔不能去领投呢。 所有的都可以去尝试做了。这是05年我们新总裁上任以后做的一个很大的调整和改变。
主持人：从政策上、方向上都改变了。
张仲：是。以前还有一个误区：只要投最小的金额达到最大的战略性目标就可以了，不用多投，投最小的金额就可以了。这是很大的误区。以前我们投个两三百万美元都了不起了，现在四五千万美元都投。
主持人：英特尔在东软投资了4000万美元。有报道称，英特尔在凌讯也投资了4000万美元。英特尔在凌讯实际上投了多少钱？
张仲：具体数额没有公布，大约几百万美金。实际上情况是，凌讯最近一轮融资一共获得了4000万美元投资，英特尔投资做了领投。
主持人：除了可以做领投以外，“更大的空间”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仲：领投，金额方面没有限制了。百分比还是有，项目如果很大的话，相对金额就大了。
主持人：比如说第二支基金是五亿美元，在单一项目投资上有限制吗？比如说１０％。
张仲：没有限制。
主持人：可以做领投，金额方面没有限制，投资阶段从原来专注做早期的项目，拓展到后期甚至上市公司都可以投资。
张仲：我们还增加了一些不同的行业和领域，比如我们投了媒体和娱乐行业。我们在洁净能源方面也有新的组合。
主持人：有实际发生的案例吗？
张仲：还没有公布。我们在韩国投了两三家上市公司。
主持人：除了这些还有别的表现吗？
张仲：其他的表现也很多。比如说我们积极地为投资组合公司创造业务机会。英特尔技术交流日很早以前是在亚洲开始的。我们新总裁来了以后，就把它扩大了十倍。2007年我们做了七十几场，今年差不多也会有七十多场，差不多每个礼拜都有一场。
主持人：不邀请媒体人士参加吗？
张仲：因为有很多商业机密要讨论，公司要提供技术细节和内部信息，所以暂不对外公开，但是偶尔也可以请媒体列席。这七十几场中在中国举办的差不多有十场左右吧。我们一年一度的“全球CEO峰会”曾请各国媒体参加，有一名中国大陆的记者参加了200８年6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2008 峰会，但是ITD还没有邀请媒体人士参加，在国内还没有。以前的CEO峰会只有大约50家、80家投资组合公司参加，2007年增加到100家公司，2008年有120多家公司出席。我们进行了很大的战略性调整， 这也是其一。
我们现在还是只做投资公司董事会的观察员
主持人：跟投资者，跟被投公司之间的关系会有改变吗？
张仲：我们现在还是只做董事会观察员，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领投了。我们做比较愿讲、愿提意见的观察员，而不是哑巴观察员。在董事会里面，我们非常愿意提供我们的意见和建议供公司管理层参考。
主持人：做领投，又做观察员，角色怎么平衡？可能会有新的问题的。
张仲：如果英特尔员工需要做一家被投公司的董事，要通过英特尔公司的董事会审批，这个过程很漫长。我们一年平均投一百多家公司，如果有80家公司要求派董事去，我们根本不可能操作。董事会每年开十几次会议，对我们来说操作比较困难。这也是英特尔董事会给我们的一个限制。英特尔董事会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董事会，有一个内部的操控。因为董事是责任很重的一个岗位。
主持人：但是董事可以代表投资人的利益。
张仲：打一个比方，假如被投公司的利益跟英特尔的利益不一致了，作为英特尔的员工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该保护被投公司的利益还是英特尔的利益？这中间是会有冲突的。这个冲突怎么处理是件比较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对此掌控的很严，英特尔员工如果成为一家公司的董事，他/她一定要担起董事的责任。我们都要通过同样的程序，都需要董事会的审批。
作为观察员，我们虽然没有投票的权利，我觉得这并不会减少我们对公司的理解和帮助。如果你不做董事，就不管不理公司，那是绝对不行的。我觉得每一个投资经理对公司一定要很了解，经常跟公司沟通，了解他们的情况，了解他们的困难，这是大前提。
做不做董事，只是限制了你是否可以投票。
我们在投资者保护条款里面加进去只有英特尔同意才能实行重大决策的条款，但是在董事会里面，我们通过跟公司密切的联系来达到我们获取信息提供帮助的目的。实际上距离最好的方式还是有缺憾的，但是要说平衡两方面的话，这还是比较平衡的。
主持人：英特尔内部的投资决策程序，在“更大的空间”下有没有改变？全球通用的模式是什么样的？
张仲：有。全球通用的模式我们有两步投资过程，第一步是谈概念，这个投资的概念是什么样的，这个概念通过以后，做详细的尽职审查和条件谈判；等审查之后没有什么问题了，谈判的条件双方也比较认可，我们就申请最终审批。就是这两步。
据我们了解，我们的过程在业界里面可以说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过程。我知道有很多的基金比我们的决策过程复杂很多，有些基金是需要有七个合伙人全都投赞成票才可以通过的。不只是IDGVC，很多基金都是这样的。七个合伙人一定都要赞成才可以通过，有时候需要七个合伙人都面谈，即创业者可能要到硅谷跟所有合伙人见面谈。
主持人：要求全票通过。
张仲：对。而我们是很简单的。投资委员会的３个人通过即可。
主持人：哪三个人？
张仲：我们的老板：英特尔投资总裁，公司财政部门负责人，还有英特尔投资法律部负责人，三个人，很简单。我们有的时候是花一整天把全球投资经理的项目一个接一个做审批，用整个一天的时间。
主持人：跟其他VC一样，也是一周开一次会议吗？
张仲：每周开一次会议，但是一天里面不同的时间，一个接一个的做。像一部运行着的机器，很顺畅。十几年都是这样做的。
主持人：你们中国第一期两亿美元已经投完了。现在新的五亿美元基金，投资审批过程是什么样的？
张仲：还是一样，所有审批过程都是一样的。在中国区，大概有五六个人，在团队里面要大家都先认可这个项目。比如你负责一个项目，我以前看过一个相似类型的项目，我可以从我以前的经验提供给你去参考，最终还是你来决定。在中国区大家都觉得你这个项目还可以后就上报给总部投资委员会。
主持人：中国区的这五六个人有否决权吗？
张仲：没有否决权，比如我认为这个项目不好，但是你认为好的话，我们不能说你不能做。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平台上，以帮助对方为出发点。
作为一个投资经理，你很注重看其他经理的意见，对你也很有帮助。可能以前某些时候没有看准，我可以多查一下，如果我查了之后，我还是认为我的意见是对的话我还去做，没有问题，亚洲区的这几个董事总经理都认可。
我们在亚洲区有三个董事总经理，除了我，有一位负责印度，日本及东南亚投资，还有一位负责财务的董事总经理。对一个项目大家都认可了，觉得没问题了，再提交给投资委员会。我们不是说哪个一定不能做，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项目，觉得哪个地方你还要加强一下，觉得保护不够，或者估价太高了，和其他项目相比过高了，再回去谈判，在这个层面如果能够通过我们这些意见的话，基本上通过投资委员会就有很大把握了。我们是在帮助投资经理把握这个项目。
主持人：我看你自己的个人博客里讲到，投资委员会在一个项目上花的时间大概可能只有一两个小时，这里面会有很多“人”的因素在里面。
张仲：对，决策是一个心理的过程。它虽是实际审核，但它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投资经理的经验和对当地管理者的了解。如果投资经理很了解的话，它自然很放心。如果它从全球性的眼光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投的行业，行业里面具体的事情，企业内部的微观事情，它是依靠这个投资经理去做工作的，还要依靠当地的团队，比如亚太区的团队在项目里面花了多少时间，有没有做评估，决策很大程度还是靠当地的团队。
主持人：你们提交给投资委员会的所有项目里面被批准通过的占多少？
张仲：很高很高，超过90%。
五亿美元基金看重无线互联网
主持人：英特尔中国技术一期基金已经投完了，三年左右时间两亿美元就投了28家企业，有没有实际退出的？
张仲：有。珠海炬力，金山软件，还有A8音乐集团等都是退出的例子。IPO之后就有了一个退出的渠道。
主持人：什么时候卖，看到时候的股价怎么样。能在这公告一下吗？
张仲：我们退出是不公布的。我们有没有卖掉，卖了多少，是不对外公布的。
主持人：有没有最新的投资案例？
张仲：最新的，我们公布的有几家吧，浩方在线，新奥特和上海文广等。
主持人：现在英特尔五亿美元的新基金打算多少年投完？
张仲：我们希望在三到四年之内投完。
主持人：有没有在不同阶段或者不同行业比例的分配目标？
张仲：这个比例没有的。因为有的是很晚期的公司，可能一下子就是四五千万美元投进去。东软就是很好的例子。所以投资怎么分配，是很难做一个比例的。
主持人：你的意思是说内部实际上有，只是不方便对外说？
张仲：我们内部是不想在同一行业做过多投资，宏观的控制还是有的。
主持人：英特尔中国技术二期基金有没有一些重点的投资目标？
张仲：我们在第二期里面比较注重的是移动互联网，数字多媒体等。数字医疗，清洁能源，软件服务，这几大块是我们第二期基金里面比较注重的。
主持人：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
张仲：我们给上海文广数字媒体投资了一千两百万美金。
主持人：您觉得无线互联网在中国有哪些机会？中国无线互联网基本上是由少数几个运营商主导的。
张仲：一定要有运营，有运营之后才能有这些应用。3G或者是互联网的发展也是这样，先有宽带，结合好了以后，后来才有游戏，有网上购物。首先要解决的是一定要使无线互联网达到一定数量的终端，所以先期一定是找运营商做运营。在奥运期间，大家看到很多报道移动互联网的试验、3G的试验都起来了。我们现在正在找这种类型的机会。
主持人：现在有实际的投资合同吗？
张仲：现在还没有公布。
主持人：中国无线互联网受到运营商的制约会比较大，像中国移动自己就拥有价格等游戏规则的制定权。说到底，中国无线互联网是由少数运营商主导的。
张仲：对消费者来说，有竞争，当然整体价格会降低。但是无线互联网的投资是巨大的，要建网，要有政府行为，政府提供资本建网络。
主持人：全世界主要电信市场中，好像只有中国还是高度封闭的。
张仲：现在还没有开放。
主持人：会改变吗？
张仲：我相信会改变的。
主次好人：时间关系，我们的访谈到此结束，感谢张总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他的投资经历和英特尔投资的故事。谢谢。
张仲：谢谢网友，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