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时光荏苒，73岁的美国风险投资协会前会长、NEA创始合伙人迪克·克拉姆里克(Dick Kramlich)已经在上海度过了半年时间。
去年年底，《华尔街日报》就报道了这位硅谷资历最长的科技投资家，在风险投资业浸淫35年的克拉姆里克准备要到中国“试试运气”。
没错，这是又一轮“到东方去”的热潮。
从2004年硅谷银行带领大批外资VC考察之后，其中多数都已启动了登录中国的旅程。极少在本土接受采访的投资家迈克尔·莫里茨(Micheal Moritze)、约翰·多尔(John Doerr)、橡树资本CEO马浩华等等，都在中国“高调”地接受了包括本报在内的媒体采访。
甚至，一些活动范围仅限于硅谷数公里半径内的VC也在中国开始进行考察。比如，专注于信息科技的Foudation Capital合伙人Paul koontz在北京居住了一年以研究中国市场。管理13亿美元的资金、关注早期公司的August Capital，其成员 David Hornik2007年在中国考察了10天，以及专门投资基金的Horsley Bridge董事总经理Gary Brisge也驻扎在了中国。
没有多少人知道，有一些投资人已经把上海作为第二故乡。
Gary Rieschel2005年从启明创投起步开始至今，在中国已经居住逾3年，他还尝试用博客来记录在上海的生活。前一段时间，他告诉记者，在中国已经居住两年的同事John Zagula将回到美国，而新的美国同事也将很快到来。
启明创投董事总经理Gary Rieschel认识克拉姆里克20年，对其中国之行也表示赞同。“迪克在这里，会带来更多的信任。特别是批准交易的时候。”
某种程度上看起来，那些异域投资家越来越来爱呆在中国了。接受本报采访时，克拉姆里克掏从口袋中陶出一本记事本，上面已经填满2008年一年的日历安排。他将不断往返上海、门罗帕克以及马里兰，直到一年结束。
上海新天地的“租客”
不过，本来可能来这里的不是克拉姆里克。
去年8月7日，一次内部合伙人电话会议快要结束时，一名合伙人突然提到NEA将有大笔资金投到中国，需要一个资深合伙人在这个重要的市场上。
确实，NEA在2006年得到了一笔25亿美元的NEA12期风险投资，这使得NEA管理资本达到了85亿美元，NEA有更多野心勃勃的计划需要实现。
当时NEA中国负责人Scott Sandell成为不二之选。在此之前，Scott每年往返中国5到6次，是NEA中少数对中国市场有所了解的资深合伙人。但是Scott膝下有三个女儿，其中两名尚属年幼需要照料，最终Scott 未能成行。
但克拉姆里克的夫人帕米拉不这么看，年轻时期生活在亚洲的她鼓励克拉姆里克来中国。
来中国之时，旧金山湾区委员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Bay Area Council)吉姆·旺德曼告诉克拉姆里克，希望他担任长江开发沪港促进会和湾区合作项目在中国的负责人。
这边的合作者、长江开发沪港促进会主席罗康瑞亦是上海新天地开发商瑞安集团主席。在沟通项目过程中，罗康瑞带领克拉姆里克等人参观瑞安各处项目。在其中的一处即上海新天地，克拉姆里克租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
在这套公寓里，实际上克拉姆里克住不满365天。由于外籍人士税收上面的规定，他在中国只能呆上182天或者更少。
在这182天里，克拉姆里克扮演中国团队顾问的角色。按照他的说法，他将提供NEA董事总经理蒋晓东任何所需要的帮助。
最终的目标，克拉姆里克要在这里帮助NEA建立长期的业务。他要建立长期的并且与中国本土能深度结合的VC生意。
很可能，正如克拉姆里克告诉记者的那样，NEA其他普通合伙人还会继续跟进，和蒋晓东一起工作。
“过了20年，NEA会积累深厚的本地经验，NEA会知道苏州、深圳、上海等等所有发生的事情，而且是第一手的、确凿的信息。”克拉姆里克说。
为了这个目标，与本土VC合作成立一只人民币基金可能是第一步。克拉姆里克设想可能在NEA 13期，或者在NEA12期基金中实现这个目标。据他透露，这只人民币基金在管理费和利润提成上对LP有更多退让。
蒋晓东告诉记者，NEA可能在未来两个月内宣布关于人民币基金的进一步消息，最终期望在年底之前完成。
克拉姆里克为此在上半年中见了一些本土的以及国际机构投资者。原本在NEA主基金中就250个LP,都有进入人民币基金的机会。但是NEA决定吸引更多LP进入，体现其兼容性。
在新有限合伙法推出之后，许多本土基金的募集对象都是自然人，而非是机构投资者。克拉姆里克认为，参照美国发展历程，他认为让机构投资者将资金转移至更专业机构需要大量时间，NEA要做的就是在中国“呆的时间足够长”。
目前，NEA在全球投资速度为每年30家。NEA在中国已经投资24个公司，除此之外，在美国结识邓锋之后，在北极光创投创立时，NEA又投入2000万美元帮助其启动。两者联合投资约8家。
来，还是不来中国？
上世纪30年代，克拉姆里克的父亲就来到了中国。50年后，克拉姆里克也来到了中国，对当时中国的人和事极度感兴趣，其中包括邓小平。
当时，他在中国见了很多人，甚至计划到中国各大主要城市都逛上一圈。克拉姆里克通过参加一些交流项目，参观了一些合资企业，去了上海、北京、广州、香港和苏州。“一边走，一边阅读。” 克拉姆里克的女儿走得更远，她去了西部和中部。
克拉姆里克2000年踏入中国市场，2002年亲自飞到中国主持了“火线”进入中芯国际。投资额从9000万美元起，最后上升至1.2亿美元，当时被视为一个“疯狂的举动”。
回忆过去时，克拉姆里克还是把此举评价为“进入中国市场一次非常重要的行动”。
“2002年初，我越来越被这个越来越重要的地方所吸引了。”中国科技的成熟度增加，将使得NEA在专注的信息科技、生命科学等领域有所作为。而他已经早已断定中国其实并不需要资金，NEA在某些领域的专长才是更有诱惑力的地方。
不过，仅仅NEA从美国带过来的资源还是不够的。为此，NEA从2007年开始积累本地更多的资源。在科技方面，NEA吸引了科技部原副部长马颂德以及TCL前高管袁信成担任NEA风险合伙人。在采访这一天的早上，克拉姆里克和他们通过4小时的电话。
NEA通过马颂德在加州居住的女儿接触到了其本人后，马颂德接受了邀请。袁信成在TCL收购汤姆逊后离开，已经帮助NEA的两个创业公司，第三个已经在孵化中，“他非常喜欢运营工作。”
在生命科学领域，NEA和新加坡EDB共同投资百奥维达(Biovida)，这家公司专注于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
除了克拉姆里克常住一年，Scott Sanddel每年要来中国5到6次，在马里兰办公室的合伙人Harry weller同样要“照看”在中国的三家公司。现在NEA的医药领域相关人员也来到中国，进行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
这种进入中国的密集程度不是个案。
今年1月，August Capital成员David Hornik写了一篇博客，记述了他作为一名老外VC对中国风险投资业的看法。
这篇博客提及 Doll Capital的 David Chow, 以及Foudation Capital合伙人Paul koontz频繁到访中国。“也许最能反映中国市场火爆的，要算是克拉姆里克今年在中国的朝圣了。”
这股流动背后是对中国市场的乐观估计：中国未来10年，相当于美国人口总数的3亿农民将从农村迁徙到城市中心，这次迁徙中有着巨大的投资机会，而投资市场也将成熟。
于是，David Hornik也迫不及待地要考察中国。2008年新年之前，David Hornik陪同一批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学生，在中国参加了一个为期10天的研究访问，会见了一些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如中国电信、阿里巴巴、通用汽车中国公司和宝钢以及政府高级官员。
但他从这10天经历却得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发现中国VC业有两大挑战，VC希望投资的初创企业缺乏好的创业者，有丰富经验者更少；其二，支持一个创业经济的法律系统还处于初步阶段，创业者和投资者都没有得到明确的保护。
“在美国，就像一头狮子在你旁边，尖牙利爪，但你们之间隔着笼子保证你的安全。但在中国，这是一个丛林，你和狮子之间没有笼子，如果你没有竭尽全力保护自己，你将会被咬伤。”David Hornik写道。
最后，他坦率地表示，至少近期不会加入中国的投资大军。
这篇博客发表之后，经纬创投创始人邵亦波也进入了讨论。
他认为，在美国也是同样。许多行业就是在混乱中产生，同样出现欺骗，以及缺乏规则和透明度，“上世界90年代互联网泡沫就是一个例子”。
他承认，中国好的企业家和管理者的缺乏确实是一个大挑战，但是这是相对的，因为被投资公司的竞争对手也面临同样的环境。中国好创业家的缺乏需要风险投资人增加附加价值，但不幸的是，只有少数在中国的VC同事具备经验和意愿，特别是当下有着“迅速致富”的风气在。
对邵亦波的挑战在于，他难找到他信任以及也能被其公司手下雇员充分信任的创业家。这些创业家在处理外部环境时能足够灵活，善于妥协和折衷。他认为，西方投资者在中国要成功，必须具备有质量的中国投资团队，并且这个团队被授权。
对此，克拉姆里克表示很难给出一个答案。“这就像是1980年代的沙丘路，刚刚有些成熟，又充满希望，”他说，“但我会继续呆在这里做罗康瑞的邻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