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8年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8年上半年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在目前这样一个高通胀的环境下，这些数据无疑备受关注。
虽然上半年的CPI涨幅高达7.9%，这几乎令全年4.8%的目标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但6月份7.1%的涨幅无疑让乐观派的人士长长的舒了口气，有人甚至就此提出从紧的宏观政策应该有所放松。然而，从另外一些指标来看，目前的紧缩政策即使不用升级，但至少也不能放松。毕竟，上半年的GDP增速依然高达10.4%，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3%，比上年同期加快了0.4个百分点，而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也达到了640万，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的64%。
此外，根据之前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的外汇占款增量达2.5万亿人民币，而去年去年仅2.9万亿，货币的投放量在进一步加速增长。
为此，本报特刊登对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教授的专访，请他就宏观经济的最新热点问题发表看法。
现行政策未必是最优选择
《21世纪》：您曾提出中国需要进一步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让人民币汇率可以更多的按照市场汇率自由浮动，但我们看到，自2005年汇改以来，一方面是人民币汇率保持了一个缓慢升值的态势，一方面是为了缓解汇率升值的压力，中国采取了调低出口退税率等政策。最近也有人提出，与其放松汇率，让人民币在短期内出现大幅升值的现象，不如一边控制汇率，一边调高国内的生产要素价格，比如调高油价和给农民工涨工资等，您对此持一种什么看法？
魏尚进：之前中国做了一个战略性的选择，就是没有大幅度放松对汇率的控制，而是实施了一些替代性的政策来抑制出口，比如降低增值税的出口退税率，但这并不一定是最明智的，因为增值税的出口退税在全世界都是通行的做法。而颁布《劳动合同法》间接的提高劳动成本，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这样的政策组合对中国是不是最优的呢？我个人认为不一定。假如换一种做法，中国放松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同时将出口退税恢复到过去的水平。短期内人民币会出现升值的现象，这虽然会导致中国制造的成本上升，起到和下调出口退税率一样的效果，但这有利于反通胀。如果通胀率降下来，那么这对于老百姓的储蓄来说是一种保值，而且人民币在国内外的购买力都会上升。整个国家的购买力提升了，这对社会财富会有很明显的正面促进作用。但现在我们放弃了提升社会财富的政策，同时又在容忍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这对社会整体利益来说不一定是最优的选择。
《21世纪》：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虽然政府在几年前就提出要自主创新，但现在国内很多企业依然是靠低成本在国际上竞争的，假如现在放松对汇率的控制，出现名义汇率大幅升值的状况，对一些从事出口的中小企业来说，这可能意味着雪上加霜，那它们又如何生存呢？尤其是中国目前还很缺乏在国际上叫得响的品牌，会不会出现低附加值的产业被淘汰了，但高附加值的却没有跟上这种尴尬的状况呢？
魏尚进：这涉及到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这方面我做了一些调查，也曾经研究过企业融资的题目。按我的理解和观察，并不是所有企业在利率提高以后都会受到负面影响。为什么？一般而言，利率提高之后，那些可以从银行借到钱的企业，其融资成本会提高，由此会对它的生产有负面影响。但中国有很多企业是很有活力的，只是目前它们被排除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银行根本不借钱给它们。我有一个研究项目就是专门研究这些企业是如何通过非正规的渠道来解决融资问题的。我对这些企业做过计算，发现它们的资本回报率很高，甚至超过40%，但它们依然无法从银行获得资金. 这实际上是给货币政策调控提供了机遇和挑战。我想，在总量控制的同时，需要注意结构分配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可以让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投资人。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企业需要做出调整。现行经济假如不对进出口和内需之间的相对依赖程度做出调整，那么这对经济的整体运行和发展必定是不利的。政府提倡走向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已经很久了，这个口号是正确的，但实际上还没有到位。
目前中国出口与GDP的比值接近40%，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受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我们不希望国内经济一直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那就需要降低出口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而且和其他的大经济体比较，中国出口占GDP的比值太高了，例如美国的这个数值是8%，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将这个比值从接近40%降低到30%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某些主要针对国际市场的出口企业，会出现利润下滑的现象，所以它们被迫要开始做出改变，或者生产别的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或者把目标转成国内市场，甚至是破产退出这个行业，这些都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现象。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利润下滑、甚至亏损等压力的出现，出口企业怎么可能会往内需的市场方向调整呢？
一些企业经营业绩下降、甚至破产，调整的过程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这是调整的成本之一。但如果内需由此开始扩大，那么这些企业会找到别的机会继续赚钱，所以就整体来说，届时中国企业的总体利润率和就业人口不一定会出现滑坡的现象。
《21世纪》：您刚才谈到了汇率调整和扩大内需的问题，这几年中国一方面是疾呼要扩大内需，一方面却是出口节节走高。那内需和汇率调整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魏尚进：汇率的调整主要是改变了企业为国内市场生产和为国际市场生产之间的相对价格，例如，人民币升值后对企业来说，为国内市场生产就更容易赚钱了。当然，就像之前说的，一些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倒闭，所以这时候需要政府出台一些配套政策，比如通过改革使生产要素市场更加灵活，或者给相关行业的工人提供再就业培训，这都可以帮助经济结构顺利进行调整。
但中国现在的一些做法对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一定有明显的益处。比如《劳动合同法》在规范劳动合同方面有很多合理的地方，但在劳动力成本的问题上，一些企业也反映其中的一些规定给企业进行结构调整造成了相当的不便。举例来说，一些本来很依赖出口的企业，在受到汇率升值影响之后出现经营困难，需要裁员转型，甚至关闭，那这个企业的工人怎么办？实际上这是需要政府对相关工人提供一定的补助或者组织培训来解决的问题，而且很多国家也有专门的法律和机构来提供有关协助，但现在中国是以限制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来帮助工人。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市场的灵活性是中国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过去我们经常说中国经济的优势在于劳动力便宜。实际上这个观点是很不全面的。世界上比中国劳动力价格便宜的国家有很多，比如南亚的孟加拉与许多非洲国家，但它们的经济增速绝大多数都没有中国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便宜的劳动力显然不是唯一的优势。其实从总体上说，中国不但劳动力便宜，基础设施也比较发达，而且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相对比较灵活，这些因素的组合才是中国的优势。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某些出台的政策，就会发现它们正好减弱了中国原有的优势。显然，这对结构调整是不利的。
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未改
《21世纪》：关于升值对中国比较优势的影响我有一个问题，中国现在出口量的50%是外资企业贡献的。假如人民币在松绑之后出现短期升值的问题，这很明显对外资是不利的，那么这会不会影响到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呢？
魏尚进：关于外资企业有两点要注意，一是你刚才说的，中国的出口有一半是外资企业做的，但还有一点是中国的出口中有一半是出口加工贸易。所谓出口加工贸易就是说，出口产品的增加值里有很大一部分是进口的中间品带来的。这也意味着，同样的汇率调整对这种企业利润的影响要比人们想象的低很多。原因很简单，假设汇率升值，企业进口原材料的成本也会降低，这使得其利润、甚至出口量，仍然存在增长的可能。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对国内外的企业家都要有信心。虽然调整的过程是有成本的，但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寻找利润，当外部环境改变的时候，企业自己会去找有利润的项目来做的。假如汇率调整之后，利润点从为国际市场生产转到为国内市场生产上，那企业也会去其中寻找机会的。所谓的为国内市场生产就是说国内消费者的很多需求还没有被满足，找到这样的需求进行生产是会有利润的，而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会变相受益，新的就业机会也会出现。
当然，新兴的国内市场需求去填补国际市场的损失，这有一个调整的过程。能够多快的调整取决于失业人口短期内会增加多少，所以是否有足够多的新就业机会来吸收这些失业的工人就成了关键。这又回到了刚才的问题，假如这时候政府的配套政策做的很好，要素市场也比较灵活，那么转型相对就会比较顺利。要是要素市场不灵活，政府也缺乏一些其它相应的配套政策，那转型估计就会比较困难。所以放松对汇率制度的控制和保持要素市场的灵活性，以及制定相关的转型配套政策一定要结合起来才行。
《21世纪》：我们谈汇率调整的主要意义在于其反通胀的作用，最近CPI数字在下降，但绝对值仍然很高，而且从油价、电价等方面看，中国的隐性通胀压力目前处于一个积累的状态，似乎过去的紧缩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那么您觉得现在央行还有加息的空间吗？
魏尚进：利率政策还有空间，但空间的大小受汇率制度的影响。为什么会受影响的逻辑上一次已经谈过了，而有空间是因为中国的资本管制不是完全无效的。目前我们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高到了出奇的程度，商业票据也是越发越多，剩下的就是行政控制。中国有时候把这也叫做“窗口指导”，实际上这和国外的“窗口指导”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大银行的领导人还是国家任命的，所以行政命令会比较有效。但行政控制贷款的成本很高，就像之前说的，这会造成融资结构的恶化。在这种管制下，什么企业能拿到钱，什么企业拿不到钱？往往是是相对比较有效率的中小企业拿不到钱，没有效率的相反可以拿到钱。
《21世纪》：现在通胀保持了高位运行的态势，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已明显升值，有人因此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预期可能发生改变，外汇储备最新的数据似乎也支持这种说法，因为6月份新增外储仅119亿美元，远低于之前的数字，甚至远低于当月FDI与贸易顺差的总和。但实际上这个看法很可能似是而非，因为根据市场人士的观察，外汇储备增量的减少主要是央行要求商业银行以外汇方式上缴存款准备金等政策的结果，也就是说，央行账上的外汇储备不再是中国外汇资产的唯一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有通胀的存在，外资的流入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下降。那您觉得目前宏观经济的这些变化会造成外资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发生微妙的变化吗？
魏尚进：肯定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从理论上说，中国的通胀率越高，名义汇率和均衡汇率之间的差距就越低。那么国际资本的预期会不会由此就发生逆转？不一定。现在的微妙之处在于，在目前的情况下，像索罗斯这样的国际投资者可能会这么想，一方面他认为中国通胀上升之后，名义汇率和均衡汇率之间差距会减小，套利的空间也会缩减；但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的通胀压力很大，决策者可能会挺不住，因此短期内放松汇率的概率也会相应增大。由于目前市场对人民币依然是一个单边的升值预期，因此放松汇率就意味着人民币可能在短期内出现大幅升值，这样一来，对人民币投机套汇的激励机制就更强了。所以在短期内中国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个悖论，就是随着通胀的恶化，热钱套汇的意愿反会更为强烈。这就是我认为比较微妙的一点。
《21世纪》：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国际热钱来说也是一个风险，那么您觉得海外资本会如何在套汇和这之间取得平衡呢？
魏尚进：假设你是海外投资者，那么现在你需要做一个判断，到底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会怎么执行？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又会有多大？很多海外投资者都会问一些投行，你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好的时候会怎么样，坏的时候会怎么样？很多投行就会说 GDP增长率高的情况下可以达到11%、12%，低的话就只有7%或者8%的增长。现在美国经济即使不是衰退，也是增长乏力，油价又是持续高位运行。而国际投资者将所有的不利因素都予以考虑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依然可以达到7%，全世界还有什么大的经济体可以达到7%的增长呢？所以我个人认为外资还是愿意来中国的。
汇率调整与从紧货币政策可互补
《21世纪》：我们之所以担心热钱，是因为这些资金以套利为目的，往往大进大出，容易对一国的宏观经济造成剧烈的波动。但现在也有人认为中国受到热钱侵袭的风险不大，一是因为中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很高，一是中国有巨大的外汇储备，这相当于两个巨大的蓄水池，可以有效的抵御国际资本的出逃，您赞同这种说法吗？
魏尚进：外汇储备多的好处是什么？好处在于当该国有很多以外币计价的债务时，其发生债务危机的概率很低，因为债务到期的时候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可以用来支付。高比例存款储备金的好处是降低了银行发生挤兑的风险，假如热钱是趴在银行的储蓄账户上，那么这到时候可以起到一个保险的作用。但这并不能防止热钱带来的所有问题，举例来说，假如热钱通过购买房产的方式进入国内，虽然政府对外资进入地产领域有限制，但实际上外资还是可以变相进行投资的。这会促成房产价格形成泡沫。而泡沫有一个特点，就是早晚会破的。国际热钱的抽逃，会加速泡沫的破灭。这给经济带来什么影响？高的外汇储备对这有没有用？我们对此可以仔细想一想。
对多半买房的老百姓来说，首付款是30%，剩下的70%通过银行按揭的方式支付。从银行的角度出发，即使房价下跌，只要跌幅不超过30%就没问题，因为可以把房子卖掉来回收资金。但如果房价跌幅超过30%，那就可能有问题了。这时候银行会出现坏账，而且房价的下跌可能会改变人们的预期，使更多的房产被抛向市场套现，进一步造成房价的下跌，并形成一个循环，引起连锁反应。这样一来，地产业和银行业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这时候外汇储备和存款准备金都会像下雨天时的防晒霜，派不上用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假如国际热钱从资产市场中撤出，那么中国经济仍然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21世纪》：您之前提出在中国现有的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组合下，货币供应量是管不住的。但最新的数据显示，6月份的CPI涨幅为7.1%，最近几个月的通胀压力似乎在逐步下降。如今的事态似乎要归功于央行拼命的对冲。虽然对冲的成本很高，但到目前为止，对冲不但保持了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基本稳定，还降低了CPI的涨幅。这是不是意味着目前这样的政策组合实际上也是可以替代，至少是部分的替代，升值的作用呢？
魏尚进：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从紧的货币政策和汇率调整之间没有替代的关系，实际上它们之间是互补的关系。放松对汇率的控制之后，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法会更有效。到时候存款准备金率只需要提高一点，其对货币供应总量的控制效果就会很明显。所以这两者之间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是利用一方面的改革去增强另一方面政策有效性的问题。
另外，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对中国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什么叫存款准备金？就是商业银行将吸收来的储蓄中放在央行的账上而不拿去放贷的部分，20%的存款准备金率就意味着银行吸收进来100元储蓄，有20元不是用来再生产的，对经济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浪费和低效的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假设未来我们可以通过汇率调整的方式，一方面把存款准备金率降下来，另一方面把通胀控制的更好，那岂不是比现在的政策组合更有效吗？
《21世纪》：今天谈的很多内容都和货币政策有关，但现在也有人提出要重视财政政策在反通胀中的作用，您对此怎么看？
魏尚进：财政政策对控制通胀来说不是对症下药。中国经济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作为政府来说，其政策组合需要考虑从财政到货币政策的各种可能，但用财政政策来反通胀，这是没用对工具，所以我不会主张这样的做法。但财政政策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比如补贴通胀中的弱势群体，帮助产业结构调整等，我想这里面它有很大的空间去运作。
中国经济未来取决于内需
《21世纪》：按照您的逻辑，现在货币政策受到了汇率制度的牵制，汇率制度又是为了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之所以要维持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实际上是为了保证这些行业工人的就业，而就业往往关系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长远发展。
另外，中国经济自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增长主要就是以重化工业的崛起为特征的。但从2002年以来，经济学家吴敬琏不断的在批评中国的重化工业发展热潮，可重化工业在近几年却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钢铁产量一举翻番达到了5亿吨，发电装机容量去年则增长了1亿千瓦，但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数量在不断下滑。重化工业是资本密集型，这导致现有模式在就业方面的效果越来越差，但一旦开始转型，我们又怕连这些就业都保不住。吴敬琏教授对此的解决方案是发展服务业，因为服务业解决就业的能力是远高于重化工业的，而另外一名学者曾告诉我，日元升值之后日本经济显着的变化就是服务业的大发展，那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魏尚进：我认为这个观点80%是正确的。所有行业的调整都会对相对价格的变化有所反应，如果政府的一些政策使相对价格倾向于重化工业发展的话，那么重化工业领域的投资就会显得有利可图，中国的发展相对于自身的资源要素分配来说，可能就是过度发展了。另外许多重化工业是高污染的。从环保角度来说，降低某些重化工业比重也是有好处的。
服务业里面有一些是低技术的，有可能就业机会很多。也有一些是比较领先的高利润行业，例如金融业。但就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来说，显然主要就业增长的源头应该还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为主，不排除有一些非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需要适当发展，因为经济在慢慢转型，有一些行业可能在未来会变成新的龙头行业，但重点还是应该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上。
至于升值和服务业的关系，我觉得最近去参观的威盛公司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威盛是一家专门生产电脑数据芯片的台资公司，在那里我发现威盛75%的员工在大学里都是读计算机工程的，其中很多都是软件程序员。那为什么这样的行业要在北京发展？它显然是觉得有钱赚才做这行的，而且政府也没有给它补贴。这么一个高科技领域的服务业公司，在北京雇佣了很多高技能高效率的劳动力，有钱可赚的同时不断发展。而且这个公司的管理人员跟我说，他们希望人民币升值，因为这样他们在进口以及在海外聘请人才的时候，成本就会降低很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汇率的调整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许多相对高端的服务业的发展。
《21世纪》：最后一个问题，您对中国经济今、明两年的形势怎么看？
魏尚进：现在来看，整个国际经济形势是比较吃紧的。美国经济会不会进入萧条，目前大家还有分歧，但美国经济的疲软至少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是肯定的。在此期间，美国GDP的增长率会不会成为负数，这我不清楚，但至少离零不会很远，而且时间不会短于一年半。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如果继续维持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增长模式，这本身对中国是不利的。所以中国经济未来的状况，将取决于自身能否成功的走向立足内需的经济模式及其相关政策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