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话语录：
做互联网可能需要20岁就出来创业，做传媒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律法规的环境中，晚一点，年龄大一点，积累的经验多一点，可能反而是有好处的。
境外金融机构对于中国的传媒娱乐产业永远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因为确实太复杂，不用说外面的人，其实很多政策法规连我们本国的人都觉得不理解。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不太出去跟人家讲我们是做什么的，或者你们为什么需要我们。95年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投行是干嘛的，人家以为你是银行，就问你的柜台在哪儿？就来存钱。
中国企业不必太在意华尔街
国际航空报：张朝阳曾经说华尔街不懂中国的IT企业，或者是一个新兴传媒的企业，你作为投行专家，在美国的高盛和摩根都工作过，站在他们的角度看，你觉得华尔街对中国的网站，或者传媒的行业，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呢？
王冉：在华尔街，大一点的公司会真的有分析师去追踪，去给你报道，小的传媒公司没有什么人知道。境外金融机构对于中国的传媒娱乐产业永远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因为确实太复杂。不用说外面的人，其实很多政策法规连我们本国的人都觉得不理解。所以张朝阳说的现象我觉得很正常。作为中国的公司不用试图让他理解，你要用数字说话。我做出来了，业绩在这儿摆着，自然他会去给你一个合理的价值评估。
国际航空报：你作为在中国建立民营投行的第一个人，从95年开始建立到现在，虽然几经周折，回头来看已经13年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投行走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王冉：如果梳理一下脉络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两个最主要的变化吧。
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不仅出现了一批像联想这样已经相当国际化的企业，还包括中国移动，中海油等这样的国企。民营企业的企业家也有了很强的国际化视野，也在飞快地发展。正是因为他们的发展才给投行创造了这样一个市场和平台。而且随着他们的发展，他们对于专业机构服务价值的认可也是越来越深刻。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不太出去跟人家讲我们是做什么的，或者你们为什么需要我们。95年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投行是干嘛的，人家以为你是银行，就问你的柜台在哪儿？就来存钱。所以说这个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个，从我们行业自身来讲，以前我们所谓的这种带有一定国际化色彩的背景，无论是大的投行，高盛、摩根、美林，还是像我们这样中小规模的投行，和纯粹国内所谓的券商几乎是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各做各的事。现在这两股力量一点一点开始发生交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一家最终可以在中国做大的投资银行是可以绕得开资本市场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关注本土的资本市场。这两股力量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结合点，越来越多的合作。
回顾这些年，我自己的体会是，第一，这个行业是一个熬年头的行业，需要耐得住寂寞。你不可能说我去传一个投行的商业计划书，然后融一笔钱就好了。它需要你一个案子、一个案子，一个客户，一个客户日积月累，一点一点做起来。
第二，这个行业确实最宝贵的资产就是你的声誉。以前不理解，慢慢做到现在越来越深地体会到。在传媒娱乐这个行业，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企主动找到我们，寻求帮助，海外的基金也主动找到我们，想发起传媒的投资基金。这是因为我们经过多年的努力，在这个行业建立起来这样的位置了。
第三，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我们更重要的挑战不是管理一些项目，或者这些客户，真正的挑战在于管理自己。一方面，市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一个非常大的平台，非常广阔的空间。我们过去三年每年的收入都是翻番的，至少是百分之百以上的增长。但同时这个行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有很多的风险。所以在这个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怎么样去管理风险，怎么样去保持平衡，这个是我们大家面临的共同挑战。
国际航空报：去年，很多文章都在说中国风险投资的春天来了，但是今年美国的次债危机导致周边的经济环境都受到影响，包括中国目前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增长要放缓，你看今年国内的投资环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
王冉：今年的投资环境确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市场的一个大的环境。目前来看全球资本市场可能最坏的阶段还没有过去。中国的资本市场在5000点的时候我是很悲观的，我觉得一定会有大的调整。从现在开始到今年年底我不认为会发生特别大的动荡，通胀的压力会一直存在，美元贬值的影响会一直存在，这两个主要大的宏观经济因素会是很多企业现在必须面临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尤其是当通货膨胀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们选择客户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因素就是看他的定价权有多高。如果你提供的服务或产品是独特的，你可以跟着涨价的话，你受通货膨胀的挤压就小。如果你没有定价权的话，这个东西可能昨天很赚钱，但到了今天就未必了。
未来媒体都将是跨媒体
国际航空报：你做投行业务聚焦点是传媒娱乐业，你也曾经说人生第二个阶段想做传媒。是对传媒业本身就非常喜欢，还是说你觉得这个行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前景？
王冉： 两个都有，我本人对传媒业的兴趣可以说始于中学，那个时候就参加学通社，给报纸写稿等等，所以跟这个行业很早就开始打交道了。这些年下来渐渐在娱乐业形成了这样的位置，自然对这个行业的方方面面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有一些合作的关系。包括最近很多大的出版集团也好，广电集团也好，都会来找我们，更不用说民营的这些影视公司。
另外，这个行业本身确实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非常好的发展前景，增长也非常快，是目前能够看得到在未来三到五年里面成长最快的行业。
至于说我的人生第二个目标，真的出来做一个传媒公司，可能是更遥远的事，不会在三五年内去做。做互联网可能需要20岁就出来创业，做传媒的话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律法规的环境中，晚一点，年龄大一点，积累的经验多一点，可能反而是有好处的。[next]
国际航空报：现在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竞争都比较激烈，假新闻满天飞，你怎么评价当下的媒体环境？
王冉：我觉得总的来讲是人们正在有越来越多的渠道去获得信息。作为信息的接收者，渠道越来越多，那么同时人们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从传统的媒体上移开，无论是电视，还是报纸、杂志。所以我想，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其实不是说好或者不好，它确实在发生。
从消费者或者说一般民众的知情权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好事，因为他有更多的渠道可以获得信息。但是，当你把门打开的时候势必会有一段时间是鱼龙混杂，甚至可能永远都会鱼龙混杂，这也是没有办法，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很多时候，这个行业本身会自发在中间找平衡，一段时期里头可能更多的是以开放为主，以革命性信息传播的方式变革为主。但是随着这些变革产生的一些负作用，我们又会去想办法，怎么把它尽可能地降低、铲除。之后又可能在那个基础之上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大家再去想办法解决。这是一个不断出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所以永远需要平衡这两种不同的力量。
国际航空报：目前很多传统媒体都在介入电视、网络，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传统媒体面对新媒体的挑战而开展的一种自救行为？
王冉：我认为未来的媒体不存在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任何媒体都是跨媒体。因为媒体从本质上说是用内容来创造一个平台，以这个平台来承载广告客户的需要。问题是广告客户的需要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广告客户的需要是动态的，是跨媒体的，是需要线上线下甚至包括地面活动的一个整合式营销的。所以需求决定传媒的导向。随着广告客户的需求越来越凸显，媒体没有别的选择。
十年前，二十年前，广告客户可能做很简单的画饼切分，说好这是我整个的广告预算，这块投电视，这块投广播，这块投报纸，然后在每个细分的媒介当中去找最合适的载体。现在这个思路已经完全改变了，广告客户要的是真正的效果，是他的目标客户有更好的接触面，更好的界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广告营销变成了活动式的，靠一个大的营销策划来驱动。而这种大的营销策划要求你要在电视上呈现，要有平面媒体的配合，要有网络新媒体的支持，要有手机媒体的互动，要有线下的活动，把所有这些东西整合在一起。
国际航空报：媒体评价你为传媒娱乐业发展的幕后推手，你自己也参与了很多项目的并购、融资，这么多年其实是见证了中国传媒业的一个发展历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呢？
王冉：从我的体会来说，真正的传媒和资本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平台开始对接、渗透，其实也就是大概从04、05年开始。在那之前传媒基本上是完全封闭的，现在也不能说开放，但是至少打开了一扇窗户。而且绝大多数是停留在新媒体，从新浪、搜狐到后来的视频网站，这是真正的资本跟传媒有一个界面，包括江南春的户外媒体。
所以说真正的传统媒体跟资本接触，我觉得应该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接下来可能最主要的趋势是说资本和传媒的互动或者是说资本和传媒的界面会从新媒体向传统媒体延伸，或者向成为跨媒体的传统媒体延伸。同时，传统的国有体制下的出版、广播、电视，包括电影等等这些都会跟资本有对接的渠道和平台。
第二个主旋律就是行业的整合，传媒行业的整合。
第三个主旋律就是新老媒体的融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未来我们基本上要想把握中国娱乐业的发展趋势和脉络的话，大概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可能不会差得太远。[next]
不会为竞争失眠
国际航空报：你博客里写到，不找投行做男友的十个理由，这些特点在你身上有体现吗？
王冉：肯定有了，我觉得既然做这个行业一定就会多少受到这个行业的影响。
国际航空报：看过你博客的人大概都知道你目前单身，有没有考虑什么时候结束单身生活？
王冉：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压力是我必须要今年，或者明年要面对的。就跟做投行一样，很多事情是需要一个外部环境的配合，至于说姻缘，同样不是自己能决定的。
国际航空报：你喜欢消费名牌，也喜欢享受生活，但是投行又是一个非常繁忙、压力非常大的行业，平时的减压方式是什么？
王冉：偶尔会跟朋友去钱柜唱歌，或者去郊区爬爬山，走走步什么的。其实，没有什么减压，对我来说，生活很紧张，但是没觉得有多么大的压力。
只是有时候偶尔会有一天，比如说早上会突然早醒，会对几个事有一些想法。
压力表现出来的就是所谓的睡不着觉，摩根董事长迪蒙说人睡不着觉是两种情况，一种是你没时间睡觉；一种是你睡不着觉。这两种可能我兼而有之。我妈就老说我的睡眠时间不够，所以这眼袋老掉到地上，能踢着了。但是睡不着觉对于我来说只有极少的情况下会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所谓的竞争环境这些东西导致的，更多的是有一个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从目前这个行业竞争来讲，还远没到为竞争睡不着觉的时候，大家加在一起所获得的市场份额5％都不到，还有那么多的市场没有被开发。
人必须要学会自己安慰自己
国际航空报：回顾你这么多年你走过的路，你觉得最困难的阶段是什么？最满意的事情是什么？
王冉：最困难的就是02年的时候，当时刚刚创业，没有太多人知道，合伙人当时思想也不统一，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风险承受力也不一样。当时有一些分崩离析，市场又没开发起来，公司也是捉襟见肘。非典以后基本上就一条曲线一直向上了，这么多年收入就一直翻番。
最满意的事情首先是我们坚持下来。这也是我们今天能够做到这样一个位置的原因，没有放弃。据说天秤座的人应该是没有常性的，很感性，但是我在最重要的这件事情上反而是有常性的。
第二，这些年来，虽然公司里头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公司的文化还是比较好的，大家都很团结。同事之间这种协作的心态非常好，知无不言。我们公司什么级别的人都可以跟我胡说八道，开玩笑，非常开放的一种平台。我希望为大家创造一个能够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氛围。因为在发表的过程中其实是会学习和成长的。
国际航空报：有人说天秤座的人有点儿感性，还比较完美主义，这似乎与投行的理性有点距离，会不会影响你的判断呢？
王冉：中间有一个经历痛苦的过程，尤其是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事无巨细，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做。但是到了一定阶段，你必须要把它交出去，于是就总是对别人的东西不满意，总是要批评。现在我也没有办法每个东西都看，早就不可能了，累死我我也看不过来。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做培训，引进更多优秀的人才，保证出的东西的品质。这点从目前市场上看，对我们还是认可的。
我觉得人有时候必须要学会自己安慰自己，眼不见心不烦。你就告诉自己，那个事不应该是你花时间去关心的，它即便里面有一些不完美。
国际航空报：对未来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设想呢？
王冉：短期内的，我的这种生活节奏也不会有太多的改变，可能就是会继续这样忙碌下去。我其实不属于那种一天24小时都在工作的人，还有一些平衡，包括写博客，偶尔去唱个歌，和朋友出来一起吃饭，陪父母。这是天秤座人的特点，天秤座永远不会是最勤奋的人。
国际航空报：有一本书叫《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你觉得你这代人的理想和恐惧是什么？
王冉：我们这代人有一个特点，总是想为国家、为社会，起码是为你周围的环境做一些贡献，或者说能够有一些正面的、积极的影响，总是想做一些跟一个更大的环境相关联的事情。
没有什么可恐惧的。当然有些人做到一定阶段会有一种迷失感。这是为什么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信佛，去追求某种心灵的寄托。每个人的性格基因不一样，到了那个阶段，有的人很容易就过了。对我而言，我永远有一个清楚的长期目标，但是我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想这个目标。我想得更多的是明天的事，而不是后天的事。这个事只要能让你兴奋，你能过好今天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