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每每与朋友讨论起电视剧《水浒》,素有英雄情结的我,总是为一拨梁山兄弟最终落得个“愚忠”下场扼腕叹息,特别对坐头把交椅的“公明哥哥”——宋江,是恨之切责之深,但仔细回想起宋江成功统领住一干人马,并创造了水泊梁山的辉煌时期,又不得不暗暗称奇。
从水泊梁山的发展史来看,前后领导者有不论良莠、杀抢通吃的小人王伦,也有智勇双全义盖云天的晁天王,但可惜他们终未坐稳头把交椅。宋江形容不振,仁慈怕事,义不及卢俊义,谋不过公孙胜,勇不如鲁智深,但恰恰是他,领导梁山好汉创造了反抗朝廷、打击贪官、赢童贯、败高俅、平王庆、打方腊等一个又一个战争神话,并最终实现了其“报效朝廷”的人生终极意义。为何?笔者试图从组织管理发展历史看待水泊梁山不同时期的领导之道:
(一)《水浒》中的好汉大都是被“逼上梁山”,最初的草台班子以王伦为首,目光短浅,嫉贤妒能,算是乌合之众,只是为了解决一己温饱而落草为寇,连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也不得不屈人之尊而异常愤闷,大家背景不同,志向各异,所以整个组织班子异常松散,最多算个自发管理的阶段。在晁天王和吴用的参与和挑拨下,王伦班子很快土崩瓦解;当晃盖以山寨新头领身份走上前台时,着重于建立工作组织,并开始计划日常业务,譬如根据决策需要,重新确立了晁盖、吴用、公孙胜三力合一的谋略班子,以林冲为首的中坚团队和八百个支配喽罗,而且提出了当前的工作任务:整仓、修寨,造军器,备船只,全力抵挡朝廷扫荡,以解决存亡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晁头领大方地开展物质激励,将“智取生辰纲”所得好处用来分给众人,安排家舍,人心一安定,聚义势力渐成气候,梁山泊初步实行科学管理启蒙,发展步上正轨。
(二)第三代领军人物——宋江的出现为梁山泊的发展带来了巨变。及时雨宋公明一贯拥有良好的口碑形象,后来又冒死相救梁山好汉的“大义”,与梁山“义字为重”的组织氛围非常契合,这一点为宋江获得较高威望打下了基础,但要顺理成章坐上梁山的头把交椅,仅根据一点好名声和取得几回攻城战功,是难以服众的,试想此时梁山声势浩大,屡遭朝廷围追堵截,外部环境非常险恶;内部人员结构复杂,队伍规模空前,有弃官投奔的,也有草寇归顺的,有高阶之后,也有乡野粗人,有地主豪富,也有泼皮无赖,而且先后经历王伦、晁盖等不同领导,各成体系,资历、本领、心态不一,非一般之士是难以坐得稳的。鼎盛时期,宋江果断导入了现代管理的技术手段,着重“搭班子、引人才、带队伍”,实施规范管理。主要措施有三:
一、结果导向,以业绩说话。宋江上山前,晁天王管理较为粗放,义字当头,导致吃大锅饭现象
严重。宋江上山后,首先肯定了“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前提条件——我们是兄弟,笼络了人心;但同时又间接否定了按资历坐位的旧规矩,当他带着一帮人马上山之际,即语出惊人:“休分功劳高下,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到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外定夺。”也就是说,不管以前功劳、资历如何,以前的排名统统不算,以后按照功劳,重新考核,再评定座次。他自己带头响应“结果导向”原则,所以在每次打城头之际,闹华山,取关胜,打曾头市,都是自告奋勇,亲临一线,且取得了不斐的业绩,这种争功劲头为各位好汉树立了一副标杆,连久居首位的晁盖也因此感到压力,誓要亲自参战立功。宋江用实力打破了梁山的评价规则,为自己后来坐上头把交椅奠定了价值基础,让人不得不服。
二、科学划分管理层级,完善组织职能。宋江坐上头把交椅的二板斧是重新建立了组织治理结构,
并确立了职能分工。组织建立原则以有益于事业繁荣为根本,用人所长,宋江、卢俊义二人同时作为领军人物,一个以“大义”统率全军——内树管理,一个以“外交”能力服众——外拓市场(为宋江被招安出了大力),非常地合拍,再加上吴用、公孙胜等智囊团形成了梁山泊的决策“大脑”,下设参赞军务、钱粮管理两个职能部门,业务部门主要由马军、步军、水军部组成,还包括信息打探部、守卫部,以及补给后勤、生活杂务等支持部门。部门实行直线职能管理制,像马军就有五虎上将、骠骑先锋和小彪将探马几个层级,各司其责;根据能力定岗,如母夜叉孙二娘这样的角色,就安排她仍旧在山下开店探听军情,编制归信息部。此招结束了大家各怀心思、互相拆底的争位局面,各好汉在合适的岗位上找到了成就感,自然就更加效力于聚义事业。
三、不拘一格,广纳贤才。众所周知,管理——就是计划、组织、控制、协调资源从输入到输出
增值的过程,人才正是事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宋江在被迫逃亡的路上,靠着个人魅力,结交了一大帮仁人志士,像箭术过硬赛李广的花荣、脾气大本事也大的秦明、勇猛无比的黑子李逵、谙熟水性浪里百挑张顺、日行千里比赤兔马还快的戴宗,这些拥有特殊专长的人才无不为梁山事业增添了光辉的一笔。在后来的战斗中,宋江也惜才如命,大名城一战,最终迫使朝廷命官关胜弃甲上山,靠的就是宋江的欲擒故纵用心感化,一句“大刀义勇神将,若得此人上山,宋江情愿让位”,就化敌为友了。呵呵,这等心胸难能可贵。
(三)提升了基础管理的梁山泊,事业发展突飞猛进,基本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军事软硬件充足,
组织机构日趋完备,规模日益壮大,需求层次日渐提高,出现一些小富即安、热衷于“大块分金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享乐主义者不足为怪,特别是在梁山泊未来发展路线问题上:最终要起义造反,还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可以说还处于混沌状态,到了不得不澄清的阶段。宋江没有丝毫犹豫,运筹领袖智慧,实践文化管理,抓住对人性的研究与精神指引,即时提出了组织使命蓝图,那就是要“替天行道”,这就是方向,这就是准则,打家劫舍也好,攻城略地也罢,都是为了这样一个崇高的使命而奋战的,甚至在与朝廷对抗时,宋江也常义正严词口耳相传,用这一价值观影响敌友;并且在梁山上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设立“忠义堂”议事厅,集口碑传播与视觉传播于一体。后来,在宋江力主招安的背景下,梁山队伍更以正义之师的名份征讨方腊,以极其悲壮的结局圆满完成了自己“替天行道”、“报效朝廷”的愚忠使命。站在历史的长河中看,结局是可悲的;但客观评价宋江的领导才能,可见他的布道能力是强势而有效的。
斯人已去,惟有余响振今人。处于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瞬息万变,置身其中的人,具有不同的背景、个性、素质和心态、能力,一个集体,一个团队,一个企业,如何成功实现文化管理,制造“上下同欲者胜”的局面,就在于强有力的价值牵引:我们是什么?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怎样做才能到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