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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碾死我”，这一声哀求，最近让很多人觉得揪心，引发一番关于人性与法律的争议。 发出如此锥心之声，是一位中年妇女。当时，她被一辆大型水泥车撞倒，卡在车轮之下，满脸是血。水泥车司机下车查看，中间起身，让这位妇女异常害怕，哭着连连央求“不要碾死我!” 这个细节被目击者记录下来，又被提炼成新闻焦点，吸引了无数人眼球，迅速引发热议。于是，“撞伤不如撞死”的老话题再次被拉到台面上，人性道德严重沦陷，制度改进裹足不前，又一次被激情展示。 表面看上去，这一切的议程设置，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比如，话题的由头是那么真实动人，人心不古的例证随手可举，被拷问的制度也能找到漏洞，加上扛着生命至上的旗号，一句“不要碾死我”，似乎也就成为批评人性之恶与制度之弊的最好出口。 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理直气壮。问题是，那一句“不要碾死我”引发的批评，真的有那么理性吗？是在传递人性的温良，还是在辐射人心的恶念？批评到底是为了重建人心，还是为了毁损信心？ 批评不是目的，批评是为了建设。要想让批评起到建设作用，批评一定是要理性的，是要禁得住逻辑支撑的。而不应该掉进经验主义的泥潭，而不应该依托简单的想象，否则就容易出现误判。 “不要碾死我”，这一声央求，本身也只是那位中年妇女的经验表达，这种表达，本身就可能存在不理性。她被撞倒在车轮之下，身体遭受严重伤害，生命与死神擦肩而过，心理自然敏感恐惧。尽管我们对她的不幸遭遇应该给予最大的关切与同情，但这并不就一定符合她那一刻的判断。过度凭借想象，去夸大那位肇事司机在下车后“先蹲下查看”，“后来又站起来”这些动作细节可能包含的罪恶动机，我觉得也是不理性的。“不要碾死我”引发太多的争议，都很可能陷于人性误判之中了。 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撑那位肇事司机会选择碾死那位妇女的前提下，我们轻而易举就激动于那句“不要碾死我”，我认为多少有些莫名惊诧。特别是面对一些人由此将人性沦丧夸大到进入临界点，将制度缺陷上升到政府行政理念的层面，我觉得这种流俗化、范式化的批评，正在制造一种不良的公共话语生态，会对人性道德形成负面影响。道德更多是用来律己的，总是把人心想得太肮脏的人，也许更需要先去净化一下自己的心灵。 而轻易将撞死可能比撞伤赔偿要低，都怪罪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不足，也同样存在误读，毕竟，选择“撞死”会触犯《刑法》的“故意杀人罪”，对人的约束力更大，法律制度之间也都存在彼此补救的关系。事实上，交通事故赔偿本身牵涉的东西太多，比如医疗保障、保险制度、法律认证等，孤立看待问题，做出的判断就很容易不理性。 所以，我更愿意将“不要碾死我”视为一句个体经验主义的表达，并不认同由此生成的那些批评人性道德与声讨制度不公的声音，就一定是理性负责的。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特别需要人们在公共生活中能够进行理性判断，特别需要人们懂得将群己权界分清楚，而不是依据一句个体声音，去放大社会的戾气，去让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制度的受害者。一笔一画，一语一行，如果是在放大人性之恶，本身也就会是一种“庸常的恶”，最后结出的，很可能就是社会阶层失信，彼此互害的不良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