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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垃圾回收的利润比得上贩毒！”一位从事电子垃圾回收的老总告诉记者。这多少有些耸人听闻。大多数人对电子垃圾回收行业最直观的印象，来自于挂着“高价回收各种电器”牌子走街串巷的三轮板车，小贩们以最“便民”的方式迅速吸纳着城市里以快节奏淘汰下来的电脑、电视、冰箱等各种电子垃圾。但隐藏在他们身后的却是一个巨大的灰色链条。这些散兵游勇收来的废旧电器很快会被聚拢到上一级的中间商手里，要么经过修理、翻新后重新进入市场高价销售；要么倒手运往南方，尤其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垃圾拆解基地——广东汕头贵屿镇。这个小镇在变得富庶的同时，也因为环保组织对其污染问题的揭露和批评而“名声大噪”。
贵屿模式
贵屿镇原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远近闻名的废旧家电集散地，当地人通过翻新出售从国外运来的废旧电器获利丰厚。前不久被拘传的“首富”黄光裕当年就是在贵屿镇转售旧电器起家，进而成为家电零售业老大。时至今日，贵屿不仅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垃圾集散地，也是全世界电子垃圾的终点站。根据贵屿镇副镇长黄茂涌提供的数据，在贵屿镇下辖的27个村中，有21个村的300多家企业、5500多个经营户、6万多人都在从事废旧电子电器及塑料拆解加工。
所有的拆解作坊无论大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精细。老陈四年前从四川来到贵屿打工，他的生产工具是一个钉锤外加一把电起子，摆在他面前的电脑机箱里能被手工拆除的零部件都被他敲敲打打地拆出来，连一个螺丝钉都不放过，拆下的电子元器件、塑料、五金都被分门别类地放入旁边麻袋中，风扇都用袋子单独装起来。这些在老板眼里都是颇具价值的玩意，大批的浙江人会专门来这里采购。拆解后的空电路板也不浪费，老陈指着一名工人从屋里拖出来的一个个黑乎乎的长方块说：“进炉子里烧，烧成这样的铜锭。”铜锭将卖给金属企业，以提炼出铜和贵金属。
精细化拆解带来电子垃圾价值的最大化。有业内人士惊叹，贵屿镇对电子垃圾的回收利用率达到90％以上，单从价值利用率来看，贵屿几乎代表了世界废旧电器回收技术的最高水平。这为贵屿镇创造了蔚为壮观的经济效益。据黄镇长介绍，2007年贵屿镇废旧电子电器及塑料回收、拆解、加工行业创产值约15.6亿元，占全镇工业总产值90％以上。作为拆解作坊主的贵屿人构成一个新的富豪群体。贵屿最大的金属企业——华祥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的高级工程师许卫华告诉记者，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仅仅2008年国庆节，贵屿的富豪们身家就缩水10亿元，这也从侧面说明电子垃圾的获利是多么丰厚。
然而，当各种来路不明的电子垃圾汇集到这样一个面积仅52平方公里的小镇上时，这里的富豪们不得不每天为健康担忧。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资料，电子垃圾包含1000多种不同成分，会释放出大量有毒有害物质，比如在制造电脑的700多种化学材料中，就有一半以上对人体有害。贵屿的小作坊对电子垃圾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手工拆解、焚烧以及对无用材料的随意丢弃，极大地危害了当地的土壤、水源和人的健康。虽然已经没有几年前媒体报道的遍地焚烧的景象，但老陈告诉记者在偏远一点的深山里，不环保的焚烧依然存在。贵屿的水源丰富，却只能从潮阳区引来自来水，触目所及的河水都是深黑色，上面漂浮着垃圾，连邻近村落的地下水也被殃及。即使老陈的这样打工者也“不敢喝这里的水，都喝纯净水”。许卫华对贵屿人的感情很复杂，他说：“他们挣了不少钱，但也承担了很多花钱买不到的东西，这个代价是很沉重的。”
做强做大
出于对“贵屿模式”的反思，2003年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确定，在青岛、杭州、北京、天津四个城市建立四个国家级废旧家电回收处理示范基地，组成了第一批电子垃圾处理的正规军团。这个正规军正在迅速壮大，2008年12月成立的北京市韩家川电子垃圾处理中心是最新出现的一个。
走进这家处理中心的蓝色大棚，你会发现与贵屿镇那些简陋、拥挤的电子垃圾拆解作坊不同，这里有着宽敞明亮的厂房和现代化的流水线设备，废旧电脑等电子垃圾被分门别类地整齐码放在仓库里。环保被放在第一位。北京市海淀区物资回收公司副总经理杨春康说：“电子垃圾不管是从哪里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它做安检。”在韩家川电子垃圾处理中心，只有通过安检的电子垃圾才能进入仓库，不适合再利用的设备和危险材料则会被转移做专门处理。
“我们每个电子垃圾都有一个身份证。”负责生产线设计的刘总工程师说，“就是条形码，不仅能追踪到处理过程中的每个环节，最后的去向也有全套的记录，便于政府监管、客户涉密跟踪和责任追查。”拆解操作人员用条形码识读器扫描印刷上的条形码，就能得到一份拆解说明，然后根据说明进行拆解操作，而处理过程是完全环保的，杜绝了焚烧等非环保的手段，最后出来的塑料、玻璃、金属等原材料颗粒只需工厂经过简单的清洗就能被循环使用。
类似北京韩家川电子垃圾处理中心这样的正规处理企业，毫无例外都是规模较大、结合现代化技术手段的企业。贵屿也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就不能让电子垃圾处理止步于手工作坊模式，而要谋求做大做强电子垃圾处理业。黄镇长说：“只有整合中小企业和家庭作坊，建设规模较大，正规化的拆解处理示范企业，才能使目前无序的小作坊式回收厂转变成有序受控的回收体系。”
华祥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就是贵屿镇重点兴办的大型正规化回收加工企业中的一个。2007年，几个贵屿老板投资8000万元建设了这个粤东地区最大的废铜冶炼及电解生产线。在贵屿镇，要找到这家企业很容易。“看到那根大烟囱了吗？你们就到了。”华祥的负责人李先生在电话里告诉记者。让李先生得意的是，从这根大烟囱里排出的烟是完全无污染的。他说：“我们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布袋收尘，所有排出的灰尘都收集在布袋里面，要知道烟灰里面也含有金属。”而华祥需要的原料就是在贵屿遍地可见的铜锭。在华祥建成之前，这些废铜都要拉到南海、清远等地去卖。
黄镇长告诉记者，目前全镇已兴办年产值几千万到上亿元大型回收加工企业10家，以加工拆解企业和作坊拆解出来的铜、铁、铝、锡和塑料等再生资源。以前，贵屿镇的电子垃圾拆解行业颇有些“两头在外”的感觉：垃圾从外面来，拆解之后的材料又运出贵屿，贵屿没有相应的企业来做加工。而当精明的贵屿人认识到进入加工业能带来更大的利益时，就开始沿着拆解的产业链向后延伸。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再生塑料。由于每年从电子垃圾里拆解出来的塑料达到百万吨，贵屿镇现在已经深加工生产出PVC片材、塑料花、珠帘、文具、无纺布等产品。
大型企业的出现并没有让贵屿镇完全否定作坊模式的“合理性”。许卫华就认为，电子垃圾处理行业作为一个庞杂的产业链，前端有很多环节并不适合大规模运营。他说：“比如比较精细的拆解环节，需要把芯片从电路板上弄下来，还要挑选、分类，而芯片有那么多种，是很复杂的，就需要一个小女孩坐在那里仔细弄。”
贵屿镇接下来要走的是一条“大小结合”的路。镇政府正在规划建设一个面积1500亩的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基地，将整合分散的3000户家庭作坊进入对废旧电子电器及线路板、电线电缆等进行集中拆解；配合以规模较大的加工企业，对拆解出来的五金、塑料、二手电子元器进行加工利用；然后为示范基地配套统一的治污环保设施。
商业前景
中国正迎来电子垃圾的高峰期。据统计，如今仅北京年产废旧电子垃圾13万余吨，以处理每吨电子垃圾的产值4200元计算，总产值超过5亿元。贵屿镇的“垃圾富豪”们，似乎也为正规的电子垃圾处理企业预示了一个光明的商业前景。
但事实并非如此。四个国家示范基地虽然获得了上千万元的贴息贷款，但至今没有一个废旧电子产品处理工厂能成功运作，回收源的缺乏是最大的难题。社会上的电子垃圾回收渠道，80％都被无孔不入的游动商贩占领了，他们能以低于拆解后材料出售价30％~60％的“高价”回收到废旧家电，然后卖入二手市场或者拆解作坊。“我们给不了那么高的价格，因为我们不管对可用部分还是不可用部分，都要做无害环保的专业处理，成本较高。”北京市韩家川电子垃圾处理中心的杨春康告诉记者。
他说：“电子垃圾的来源必须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证，如果通过市场化的竞争，我们会很艰难。”他甚至发现，在海淀区物资回收公司自建的400个社区回收点里，也难以控制电子垃圾的流向。“这些社区回收点回收到废旧家电之后，有的也加入二手流通，50元收的能卖到80元。”
如何建立一个正规的回收渠道，与游商组成的灰色渠道抗衡？杨春康把希望寄托在明年将出台的《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下称《条例》）上。《条例》如顺利出台，将为杨春康提供了一个最理想的解决方法：“谁生产，谁制造，谁收回，谁处理。不能处理的话要跟我们合作处理，我们收取一定的处理费用。”《条例》中设立的处理企业资质的门槛会将那些手工作坊式的处理厂挡在门外；由家电企业负责回收的要求则让处理企业越过游击队式的小商小贩，直接面对企业客户，并且从付费服务转变为收费服务。
但大多数人对这种由制造企业承担回收责任且缴费处理的模式并不乐观。从2005年开始《条例》就被媒体不断宣称即将出台，但至今难产，可见其所受阻力之大。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惠普、戴尔、联想等知名IT企业均在中国推出资产回收服务，帮助消费者对废弃产品进行免费回收，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报废产品进行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处理。但对普通消费者来说，IT企业免费回收，回收点较少，手续也比较繁琐，比如需要购买时的发票凭证等，相比家门口有偿回收的游商，显然缺乏吸引力。戴尔在中国推出电脑回收策略两年来，只回收了5000公斤的电脑及配件。一位在IT制造企业任职的人士告诉记者，因为整个IT制造行业都处于微利状态，强制要求制造企业向处理企业缴费处理电子垃圾，其实很难实现。
电子垃圾处理行业资深人士、曾任京卫快车废旧电子设备拆解中心总经理的刘春天告诉记者，国际上实施废弃电子回收处置的国家，通常分为几类：一类是由政府投资的公益事业，一出生就靠政府财政和向企业征收的处置基金负担，如瑞典的企业处理费用由制造商和政府承担；有的则是通过生产企业合作共建，政府专项补贴的方式运营，如日本的处置企业；香港则是利用废弃垃圾填埋场，按项目需求建设厂房，免费提供给废弃电子的回收处理企业。完全让制造企业付费的模式并不多见。
在他看来，相比国外，中国的电子垃圾处理较为精细化，处理企业有更大的利润空间。在满足环保要求的前提下，处理企业依然有利可图。由处理企业而非制造企业来承担主要的回收责任，是目前中国更为现实的一个选择。国家可对处理企业进行一定的资质限定，断绝灰色回收渠道；或者对处理企业提供一定的补贴，保证其比游商灰色渠道更有竞争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