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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主席唐·坎贝尔（Don Campell） 亚洲仍然拥有活力 10月7日，2013APEC峰会行将结束的时候，世界银行将中国和东亚地区今年与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分别调低到7.5%、7.7% 和7.1%、7.2%，比之前分别低了0.6、0.3和0.7和0.4个百分点。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经济复苏之时，新兴市场国家却在遭遇发展困难、资本外流等难题。 尽管变化的经济环境给亚太地区的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不利，“亚洲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主席唐·坎贝尔认为，关键是要推动结构性改革和互联互通，才能实现包容性和公平增长。 《中国经营报》记者就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发展困难专访了唐·坎贝尔主席。 《中国经营报》：根据PECC的报告，现在新兴市场国家正在面临变化的国际经济环境，经历经济放缓、赤字上升、资本外流、货币贬值等困难。在您看来，如何判断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潜力？ 坎贝尔：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了，但是仍然超过7%。此外，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和欧元危机，使得亚洲地区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比如印尼就出现了经济困难，但总体来看，亚洲地区仍然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和最好的地方，我认为美国也会很快恢复经济增长的活力。 《中国经营报》：不久前有位美国教授研究了中国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的统计数字后认为，中国的GDP数据被严重高估了，历年累计至少高估出一万亿元。您的上述结论是建立在中国政府提供的数据之上吗？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坎贝尔：在一些国家，统计数字一直都是个问题，因为政府在某些方面可能很擅长，比如进口，因为他们可以控制，但在其他方面就很不擅长。我认为中国的情况还不是特别糟糕。中国在过去20年中一直在发展，我认为中国仍然将会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是中国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 结构性改革推动增长 《中国经营报》：互联互通对APEC区域的重大意义在哪里？ 坎贝尔：在整个APEC区域内，所有成员体都需要进行结构改革，因为APEC要推动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互联互通。中国过去这些年已经进行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但是中国需要和其他APEC国家联系得更紧密。互联互通不仅意味着公路、铁路、港口、航空等基础设施的便利，还意味着制度上的联通。 例如国家之间贸易领域更少的障碍，进入异国市场的门槛更低，贸易设施更加便利，货物运输更加容易和迅速。同样，在服务领域，如信息流通、IT以及金融方面，也需要更加便利。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这就是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所有问题。 APEC和我都非常关心的另外一个议题，是包容性和公平性增长。因为所有国家内都有贫富分化现象，在国家之间这个问题也十分突出。因为结构性改革必须是包容性的，我们要改善国内教育和跨境教育，这也会加强互联互通，让我们的社会更加融合。 加拿大和美国、墨西哥等国家都有自由贸易往来。自由贸易给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国经营报》：中国最近十年改革推进的速度比起改革开放之初要缓慢得多。您怎么看待改革的困难？ 坎贝尔：改革根本上就是利益群体的平衡，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特别，都想要被保护。人们惧怕竞争，但是竞争才能强大。每个国家都有保护主义。在加拿大，我们有农业保护主义，加拿大农民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人们总是想从别人那里占得便宜，尤其是外国人那里，因为他们想要保护国内市场。竞争是很好的，但是开放竞争很难。因为利益群体总是在互相博弈，而政客们必须得回应他们的呼声。 尽管中国现在的私营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阻止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官僚主义，要进入一些行业得获得许可。一旦人们成为官员就不想放弃职位和权力。我自己也是官员，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是官僚主义必须遏制，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制度化建设，人们的生活必须要变得便捷。 加拿大过去也有国有企业，比如航空、铁路、石油等领域都有国有企业，但是我们逐渐将它们私有化了，结果它们自由在市场上竞争，变得更有效率。 金融稳定要靠自身 《中国经营报》：新兴市场近期的资金市场的波动被认为是面对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过度反应，也显现出新兴市场不稳固的一面，对于下一步欧美经济前景的调整，新兴市场可能会往哪里去？ 坎贝尔：APEC区域的资金市场波动是件很不幸的事情。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日本也开始采取了。这种政策使用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对其他国家的货币产生影响。但是，纵观历史，货币和资本市场的波动是一直存在的。中国正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如果人民币成为与美元、欧元同等地位的货币，那么人民币就可以帮助稳定国际金融。 全球金融稳定是非常重要的，每个国家都需要应对波动。解决方案，我认为还是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如果经济足够强大，那么金融不稳定也不会太糟糕。 通往自由贸易之路 《中国经营报》：区域经济合作是大趋势。现在APEC区域内有多个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中国在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美国在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您认为未来的区域经济合作方向是什么？ 坎贝尔：区域经济合作方面，我认为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是一个非常好的目标，我认为需要尽快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加拿大加入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中国在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这是通向一个更大贸易协定的两条路径。这两个协定都很重要，他们能促进结构性改革，在同样的规章制度下带来更多的机会。 中国加入WTO很重要，最开始很困难，因为得接受WTO的规章制度，区域贸易协定也是同样。我是支持自由贸易的，WTO是最好的自由贸易协定之一，但是过去十几年来，多哈回合的谈判已经陷入泥潭。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上取得更大的进展。 TPP对自由贸易的要求度比较高，所以谈判很艰难，但是像越南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也加入了谈判。最后总会达成一个协定，可能不会特别好，可能只是比较好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这比没有要好。现在，中国和韩国还没有加入TPP谈判，但是TPP已经包含了12个APEC成员体，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协定，其他国家想加入的时候就可以加入。 APEC 的原则是包容性和自愿性，但是最终，为了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还是需要强制性规定，这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径实现。过去这些年，APEC在贸易便利化和其他许多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现在仍然没有实现茂物目标即贸易投资自由化，我想如果没有强制性的约束，我们是不可能实现这一点的。一旦一个成员体决定加入，就得接受这些强制性的约束，因为这些规章制度的约束是必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