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民营企业家是中国社会的一笔财富，然而他们选择极端化的方式离开人世，所留下的并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损失。
改革开放30年，民营企业家们伴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成长，应该说是身经百战，但为什么有这么多企业家偏偏走不出这轮“风雨”？如果盲目扩张、地下金融让他们走进了万劫不复的境地，那么现在，整个中国社会又是否应当去求解这个沉重的命题呢？
改变必须现时立刻，这就是血的警示。
企业主成长落后经济成长
“民营企业家中有一部分人是靠冒险精神成长起来的，有些事也是摸着政策的边缘走，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他们无法承受。”
《英才》：在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近期连续出现了民营企业家自杀的事件，表面看这些企业家自杀的原因都是资金链的问题，有没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袁岳：我看到这些自杀事件的原因主要是借债过多，负债过度引起的，这其实和经营不善有关系，有些是扩张过度，有些是投机过度。其实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如果过度以后，市场会给你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可能会超过你的承受能力。
自杀事件也反映了一个信号，过去浙江在经济发展困难的时候，其实是抱团发展的，比如利用地下金融体系互相支持，他们之间甚至都不用担保。这个前提是信用，如果到后来借债不能偿还，这种信用模式会让借贷者没有脸面，愧对朋友。
在企业家自杀发生很多的地方，主要是信用在起作用，这似乎成了一定商业传统。另外，社会的支付体系比较薄弱，一旦中小民营企业处于窘迫的地步，它很难期望获得帮助，它没有太多的选择和支援渠道。
袁青鹏：当前很多企业家经营企业不仅仅为创造物质财富，而是把企业作为一生中唯一的精神支柱。企业家长期集压力和权力于一身，一旦企业垮了，心理承受力有限，便无法面对危机。
这种民营企业主的自杀现象可能才刚刚开始，随着危机的进一步延伸，到今年二季度如果社会不进一步关注，可能还会有悲剧发生。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自杀的企业家都是责任心比较强的老板，逃逸的都是逃避责任的。
刘明：中国民营企业家心理承受的东西太多了，他们不仅要承受经济压力，还要承受社会文化的东西，还有体制方面所带来的压力。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他可能会经营很好，但一有风吹草动，他的能力是要经受考验的。
中国的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内心的成长大大落后于经济的成长，这是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因为内心没有得到很好的积淀，所以在面临一些危机的时候，可能就无法承受了，比如一个孩子，从小没有受过挫折教育，但他的发展又很快，在心智上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那很可能在将来遇到挫折的时候就崩溃了。
另外，民营企业家中有一部分人是靠着冒险精神成长起来的，别人不敢干我干，有些事也是摸着政策的边缘走，一旦出现什么问题，不论是社会的、政治的，还是法律方面的，他们都无法承受。如果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稳健来走，那可能是另外的结果。
王光荣：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很多市场都供大于求，企业倒闭，有的企业主自杀是一种现象，这在国外一直都有，中国这几年也出现了。说到底，这也是企业家能力的问题，能力强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事。
企业主自杀危及社会心理
“一个企业垮掉以后，影响波及不止是一家企业，实际上是“株连九族”，和他相关的配套企业都会受到影响。”
《英才》：目前连续的民营企业家自杀事件会对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袁岳：从公众角度来看，自杀事件会加重整个社会的危机心理。
袁青鹏：很多 中小企业诞生和企业主的成功都是靠偶然的机会，一旦老板垮了，整个企业也就垮了。而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细胞死了以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质量就会受影响。
中小民营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实际上是社会性的企业，在为社会创造财富。
如果企业垮了，就会造成社会财富的损失，银行的债务也无法偿还，这都给社会增加了不安定因素。
另外，中小企业还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原动力，一个企业垮掉以后，影响波及不止是一家企业，实际上是“株连九族”，和他相关的配套企业都会受到影响。
刘明：这些事件对老百姓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他们是财富管理的象征，自杀向人昭示了一种无望的境地，最直接的影响便是他的员工。对企业家群体也有冲击，从企业家的社会角色来讲，任何一个人的自杀都会对至少6个人产生影响，这是一个简单化的算法，但现在连续出现自杀事件，就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王光荣：企业家自杀，企业倒闭后，企业的数量会变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方经济的活力，另外也减少了就业人口。
《英才》：企业陷入债务危机是一个极端情形，国外对处理这种深陷债务的企业主一般都怎样去做？
袁岳：在美国有《个人破产法》，现在企业破产和个人破产都大量增加了，破产是通过法院来裁决的，比如我欠人家很多钱，现在资不抵债了，那就可以申请破产。申请破产就是说，企业没钱了，法律上就会给欠债的人一些合法的摆脱债务的机会，不过作为破产的人要承担一些法律后果，比如几年之内不能做生意，不能高消费等等。
《英才》：那在中国也出台类似的《个人破产法》是否可行？
袁岳：目前我们国家有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就是觉得欠人家钱是一个道义和心理上的问题，就只好自杀。在我们目前的信用环境下，尤其在江浙一带，即使是申请破产，也会被人骂。
袁青鹏：这还上升不到《破产法》的角度，中国中小企业老板责任巨大，现在企业贷款都是连带责任，一家企业要贷款，至少要几家进行担保，现在企业垮了以后，他无法面对一些好朋友，而且很多还借的是高利贷。
企业主出路 建立应急保障体系
“一个企业大概有115种的危机，资金链断裂只是企业死去的一种原因，所以国家还应从中小企业层面出发，和地方政府合作建立应急保障体系。”
《英才》：企业主连续自杀事件的确反映了目前存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从长期来看，要如何防止或者减少这一类悲剧的产生呢？
袁青鹏：首先，国家应该建立一整套的支持民营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现在国家也很重视这个事情，但还没有具体实施。
其次，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当中小企业遇到困难后，应该建立国家应急体系。按照西方的观点，一个企业大概有115种的危机，资金链断裂只是企业死去的一种原因，所以国家还应从中小企业层面出发，和地方政府合作建立应急保障体系。
此外，国家还要从税收上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像英国，大型企业占有的社会资源比较多，税率就高，中小企业占的社会资源比较少，它的税率就低。但像我国的中小企业，不但要交税，还要交各类名目繁多的费。按照现行我国税法的规定，小企业基本上都不赚钱了。
最后，还要建立中小企业管理者的培训体系。
我国民营企业具有诞生偶然性，发展壮大盲目性，从业人员复杂性，管理江湖性的特点，大部分管理者和决策者素质都不高，这需要建立中小企业家的培训体系。德国早在20年前，就建立了一个从国家到地方政府一整套完善的中小企业培训体系，并且都是政府买单，但在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培训。
刘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太快了，造就了无数企业家，但要被称为“家”，就一定要有内心世界成长、建设的一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