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目前面临着一次重大的经济结构转型。这将是一个非常痛苦与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将面临短痛和长痛的痛苦选择。曾经有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所处的关键时刻与今天中国面临的处境非常相似，美国选对了，日本却一再错过改革的时机。中国要吸取日本政府的教训，必要的话应考虑牺牲目前的GDP增长，来换取结构转型，避免过度的政府刺激搞成“杜冷丁”经济。
目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实际上与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所处的关键时刻非常相似，其中一个国家是日本，另一个是美国。
1973年、1974年，日本遭遇第一次石油危机，经济走势发生转变。换句话说，1973年、1974年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拐点。当时，日本面临的几大矛盾，都与当下的中国有相似之处。第一个挑战是石油价格的飙升。1973年底，震惊世界的史上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一场所谓因中东战争而起的石油危机在几个月内席卷了大半个地球，油价在很短的时间里增长了近4倍。而日本作为一个贫油国，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伴随着石油价格的飙升，日本出现了高通胀，随后其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滑。这种局面使得日本经济实际上就从1973-1974年以后，从原来的1955年到1973年的年均增长9%的速度，下降到了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基本上维持4%这样一个水平，可见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而且， 1973年、1974年日本经济非但没有增长，反而发生衰退。
美国在1979年、1980年也遭遇了这样一个转折点。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该国的石油出口受到破坏，从而引发了第二轮石油价格暴涨。1979年和1980年两年间，美国通胀率持续在两位数水平(分别为11.3%和13.5%)，这是战后半个多世纪里罕见的现象。在所谓第二次石油危机来临之际，美国出现了滞胀，“凯恩斯的药方”不再管用。通货膨胀导致政府没有办法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发展停滞又要使政府必须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和中国目前的情况有几分相似。
(《减税是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的现实路径》，梅建平，8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杜冷丁”经济与僵尸企业
“日本病”是一个经济僵化综合征，主要症状是国内经济增长速度低下，企业创新乏力，国内需求疲软，特别是国内居民的需求疲软。究其病因，我认为首先是日本政府过大过强，保护太多；第二，由于日本的财团相互持股，导致企业市场化程度低，创新动力不足；第三是日本的金融体系不发达，以至于虽然日本国民财富较多，但其中产阶层投资单一，抗风险能力较弱。导致“日本病”最根本的原因，是日本政府比较强势，使得日本企业缺乏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讲的“创造性的破坏”。
(《逃离“日本病”：“创造性破坏”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梅建平，9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为了应对经济发展速度骤降，日本政府当时就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但是日本政府在对经济干预的过程中，持续大量使用“杜冷丁”，主要用来缓解经济萧条所带来的阵痛，而忘了“杜冷丁”的副作用，也忘了它的药性——用的时间长了会产生药物依赖性，以至日本在最近10多年里尽管货币政策已宽松到了极点——零利率，财政政策也用到极致——每年平均5%以上财政赤字，但经济仍无起色。
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日本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应该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进行大幅调整，从而可能引发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率大幅上升——但这也就是日本选择短痛和长痛的问题。日本政府一直不愿意短痛，用了许多政府政策来推迟结构调整，结果企业对政府产生一定的依赖性，所以日本经济就被日本政府搞成了“杜冷丁”经济。
日本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受政府干预，另外一方面受财团干预。日本银行被迫给很多原本应该倒闭的“僵尸企业”输血，这些企业还存在，政府还给它业务做。这些年来这种状况虽有所改观，但是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僵尸企业存在。这就使日本银行的健康壮况一直不好，缺乏国际竞争力。
(《逃离“日本病”：“创造性破坏”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梅建平，9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日本政府比较强势，使得日本企业缺乏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讲的“创造性的破坏”。所谓“创造性的破坏”，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淘汰、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一种动态机制。这种动态机制的运行原理是市场通过追逐利润，不停淘汰一些利润率比较低的行业和技术，然后不断的把资源配置到最有效，利润最高的行业和最先进的技术上。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一种活力的表现。
为什么美国能够不断地利用新的机会，能够接受新的挑战？因为每一次的挑战给美国带来一次新的机会，他们在机会面前能迅速进行调整，进行社会资源重新配置，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种最优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活力根本的体现。但日本恰恰由于政府的原因、由于经济结构的原因，或者还由于文化的原因等，这个机制的作用被削弱了。
日本企业的特征和美国企业的特征大有不同，这与中国的企业倒有颇多相似之处——就是日本的财团体制，如果一个财团的某一个或几个企业经营不善或面临破产，财团内部的其他企业就有责任，或者有社会压力去出手相救，很多很好的资源被浪费在那些实际上已经过度发展的行业里面。
日本经济发展到现阶段，这种救助实际上就是延缓这些“僵尸”企业的寿命，但因此持续消耗财团内部很稀缺的一些资源，使得那些业绩很好的企业也没有能力能够腾出更多的研发资金去进行企业创新或拓展销售渠道等。
(《逃离“日本病”：“创造性破坏”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梅建平，9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一拖再拖的变革
日本经济很强的时候，也是它最弱的时候。因为日本的很多问题被掩盖，而且需要转型的时候没有转型，没有真正实现国际化。
我认为政府支持企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政府花钱的方式去支持企业；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政府减税的方法支持企业发展。把钱留在企业的口袋，企业决定怎么花，与承接政府工程，效果完全不同：一个是培养了企业的内在发展动力，另一个则使企业依赖政府。
(《逃离“日本病”：“创造性破坏”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梅建平，9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利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格信号。资金的价格不能只从企业的角度考虑，还要从储蓄者的角度来看。利率实际上是在调节当前消费和将来消费之间的关系。给定将来消费的水平和当前的收入水平，利率越高，就越能够提高当前消费。
(《逃离“日本病”：“创造性破坏”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梅建平，9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日本内需一直拉动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产阶层不敢消费。日本普通居民的投资也相当单一，85%以上的居民把钱存在银行里或买低利息国债，赚取很低的利息，甚至没有利息。人们要考虑退休后的生活，而他们在储蓄上的投资没有回报，因此这就直接影响到了居民的消费水平，抑制了内需。如果银行存款利率相对比较高，居民就可以存款少一点，消费多一些。对于消费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存款利率，使得居民能对将来有一个比较好的把握和计划。
(《逃离“日本病”：“创造性破坏”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梅建平，9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日本是曾倾向于海外投资，上世纪80年代、上世纪90年代，日本在美国做了很多国际化的投资，但是由于日本对国际化没有做好准备，人才缺乏，本身又没有培养出那么多的金融人才，所以效益也很差。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日本海外投资频频出现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银行业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损失最惨重的原因之一。再有，日本也缺乏吸引国外最好金融人才的文化。因此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很失败。
(《逃离“日本病”：“创造性破坏”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梅建平，9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日本经济很强的时候，也是它最弱的时候。因为日本的很多问题被掩盖，而且需要转型的时候没有转型，没有真正实现国际化。它的国际化很狭隘，仅仅是在所谓的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国际化，但它在金融领域根本没有准备好，而且在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也根本没有准备好。
(《逃离“日本病”：“创造性破坏”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梅建平，9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目前面临着一次重大的经济结构转型，这将是一个非常痛苦与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将面临短痛和长痛的痛苦选择。中国要吸取日本政府的教训，必要的话应考虑牺牲目前的GDP增长，来换取结构转型，避免过度的政府刺激，搞成“杜冷丁”经济。
具体来说，我认为中国政府目前第一要给企业大幅减税；第二要把企业推向市场，包括民营企业、跨国企业和上市公司。考虑中国特定的国情，我认为政府有必要救助企业，但是用什么方法救助——是用采取减税的方法，还是采取补贴的方法？其结果截然不同：一个是给企业做了规定动作，另一个则是让企业做主进行资源配置。市场经济就是让资源按需求与社会成本实现最优配置。
(《逃离“日本病”：“创造性破坏”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梅建平，9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