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清朝最杰出的官吏和知识分子都没有从制度角度求变，他们认为，中国之落后只在“物器”而已。
上一篇专栏，我曾经把近代中国与日本做过一个小小的参照，这次接着说。
中日两国精英阶层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中的理念差异就很值得反思。跟日本的明治改革家们相比，清朝最杰出的官吏和知识分子都没有从制度角度求变，他们认为，中国之落后只在“物器”而已。
1864年6月1日，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在南京自尽，内乱指日可息。第二天，主管国政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向慈禧太后上了一个很著名的奏折《同治三年四月戊戌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提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这份奏折还附有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一个信件，内容是：“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简而言之，要强国，就得造武器，造武器，就要办工业。在一年多后的《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李鸿章的观点仍然是：“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精英阶层对传统文明的过于自信以及对制度重构的漠视成为中国近代化进步的最大障碍，一直到1898年前后，洋务派名臣张之洞依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在维护封建纲常的前提下推动洋务事业。知识界对传统文化的恪守更是与西方文明的引入形成了有趣的矛盾关系，文化名流辜鸿铭便论述说：“今日世界真正的、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这种由自私与怯懦结合而生的商业主义精神，造成了群氓崇拜的泛滥。这种精神的泛滥促成了战争的爆发，要制止战争，我们就得首先消除商业主义精神。”
辜氏本人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矛盾标本”。他早年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精通9种语言，据称获得过13个博士学位。可同时他又是一个极端的旧学捍卫者，终生长辫青衫，到了民国也死活不肯剪掉那条“尾巴”。在辜鸿铭等人的儒家传统理念中，西方的商业主义精神是一切万恶的根源，必须彻底消灭才会令社会太平，国泰民安。
多年后，维新派人士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出，李鸿章等人的局限在于对制度改革缺乏认识和坚决心，“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
在当时，只有极少数的人意识到中日两国成长模式的差异性。1870年前后，刚刚统一德意志帝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先后接待了来自日本与中国的两批使节，他看到的景象是，“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因此他预言，“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胜，中国败。”这个惊悚的黑色预言，不幸在20多年后的甲午海战中应验。
40年里，洋务运动最终没能拯救日渐沉沦的帝国。种种洋务实业推进缓慢，运作变形，特别是在意识形态上遭遇到了空前的阻力。这一历史景象，最生动地体现在修铁路这件事情上。
从1867年之后，朝廷上下就为应不应该修建铁路吵翻了天。朝中大臣，绝大多数均认为修铁路是“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的有害之物，甚至连一向通达的曾国藩也认为无论是外国商人还是中国商人，只要修铁路都将使“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结果都是“以豪强而夺贫民之利”，所以不仅不能同意外国人修路，而且同样要禁止中国商人修路。相比之下的日本，弹丸国土却深知铁路之紧要，早在1870年，为了修筑横滨至东京的铁路，囊中羞涩的明治政府不惜对外举债，在伦敦发行100万英镑公债。到1891年，日本全境的铁路已超过3300公里。而同期，疆域辽阔的大清帝国铁路零落建设，总共才360余公里，只有日本的1/9。
从修铁路这一个事项就可以观察到，中日百年之国运异途，显非天数，而尽为人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