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时间定格在30年前的今天——1978年12月18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一天，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从此起航；这一天，灿烂至今。
历史前夜
1978年11月12日晚，北京京西宾馆，浙江省委书记铁瑛正在食堂吃饭，见许多东北同志在饭桌上讨论热烈，一打听，是陈云同志上午在中央工作会议的东北组作了发言，大家说：“这个发言就像一场地震。”
“铁瑛老书记和我说起这个的时候印象特别深。”2008年12月17日，曾经专访过铁瑛的《今日浙江》杂志社吴坚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陈云此时不仅完全同意中央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也提出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为一些历史冤案平反。
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大解放的前提下召开的。没有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半年多的实践，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可能很多同志起来批判少数人的个人教条主义和‘两个凡是’，而中央工作会议又直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准备。”2008年12月17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后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的胡福明在电话里对本报记者这样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水到渠成。”
1978年12月，胡福明依然不断地在各地作报告、参加讨论会和写文章。这时距当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全文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已经半年多了，有关讨论却一波高过一波。
“这篇文章本身讲的就是老百姓的大实话，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普通道理。”胡福明向本报记者强调说。
这位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愈发感到“胜利在望”，不但学校师生支持，全国各地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学生、工人的支持信也纷纷到来。不仅如此，1976年3月29日南京几千名学生、老师走上街头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行为后来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也得到平反。
在不远的安徽凤阳县
1978年12月的一天夜里，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20位农民按下手印或图章，他们誓言保证不泄露分田到户的秘密，保证完成上缴任务，如果干部为此坐牢，全队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
“1978年底我走访了村里几个老农民，我看大家饿得不成，非常伤心，就问什么办法能救活大家。老人们说，只有分田到户。所以是受了他们的启发，老人们当时还讲你这样干就是现行反革命啊。”此时的小岗生产队队长严俊昌向本报记者回忆说。
此时严俊昌的儿子严德友才8岁，他虽然没看见手印但大概知道这个事情。“当时老百姓把土地分了后就都在忙自己的事，分了地后哪敢对外说啊！”严德友告诉本报记者。“作为农民，当时没吃没穿没住，我冬天没穿过棉裤。”不过包产到户的事第二年还是被上级知道了，议论不断，直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前来视察并肯定，万里临走时严俊昌上前问道：“你让我干可有红头文件？”
万里面色沉重下来，说：“我不送你红头文件，你只要为人民利益而死，历史会给你平反的！”严俊昌至今牢记着这句话。
“从‘省委六条’到‘借地度荒’，受益的农民不仅不准备退还耕地，还纷纷要求‘就汤下面’——包产到户了。”时任安徽无为县委第一副书记、后任安徽省委书记的黄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说。
在江苏，1978年12月，在省领导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省委研究室的干部们正走进基层调查研究。
“三中全会开会那些天我们都在苏南作调研，为三中全会开完后的省内贯彻作准备。这时在靠近安徽的地方已经有一些地方包产到户了。”邹国忠此时刚从无锡县调到省委政策研究室一年，2008年12月17日，他这样告诉本报记者。
邹国忠等同志后来向省领导重点反映了三个问题：一是农民怎样休养生息，减轻负担；二是如何改善粮食生产条件；三是希望向中央反映粮食价格应该提高。在大量调研后，1979年国务院决定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几乎成为价格改革的先导，改革的棋局活了。
1979年春天。国家农委主任杜润生来江苏，邹国忠等同志陪他考察了一个月。针对江苏粮食生产为什么相对比较好的题目，他得出了“三大支柱”的结论，即社队工业、农田水利、农用工业。
其时无锡县社队企业的纳税就占到全县税收的55％！1975年引来全国18万人参观。
“无锡是人多地少，那时搞‘以粮为纲’，一年种三熟，双季稻被叫做‘革命稻’、‘方向稻’、‘政治稻’，但国家拿去了大头，产量越高的生产队越穷，农民当然得另找出路嘛。”上世纪90年代成为江苏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的邹国忠这样告诉本报记者。
开放亦有先头兵
1978年11月8日，铁瑛和陈丕显等同志就是正在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访问时接到的中央急电，要求速回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们是为考察社会主义国家而去。
当年，另外两支重要队伍是国家计委、外贸部组成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和时任副总理谷牧带队的西欧五国考察团。前者的考察报告直接提出了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对外产业基地，成为兴办经济特区的思想雏形；后者则是建国后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临行前，邓小平同志专门在北京饭店听取汇报，指示“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
“（西欧五国之行）回来后，我就在山东省干部大会上详细介绍了自己的见闻和思考。据我了解，6月30日下午3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谷牧同志的汇报，汇报一直进行到晚上11点多。”1978年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的时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杨波告诉本报记者。
1978年，邓小平同志多次表示，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
后来曾任福建省省长和商业部部长的胡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为福建省计划委员会主任。“我长期做经济计划工作，之前很难做啊，缺粮、缺电、缺煤，物资供应紧张。调粮食也是国家计划内的，超过计划就调不来了，要进口粮食的话也没外汇啊。”2008年12月17日，他对本报记者回忆说。
四川财经学院的袁文平教授正好是在北京看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他们的学校停办十年后才于当年6月1日恢复，12月时他们正在南开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考察“取经”。
学校恢复前，袁文平被成都市委借调去搞调研，他对城乡经济的短缺和扭曲有着更多体会。“我还去过一个小汽车修理厂，它的仓库里万物俱全，市面上越缺什么它仓库里越有什么，如钢材缺，你就只有用钢材和我换零件或修理，拿钱都可能不行。紧缺的钢材就成为一般等价物了。”2008年12月17日，袁文平告诉本报记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过省委宣传部邀请袁文平写稿，主题是谈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问题，播出后反响不小。
1979年3月13日的《四川日报》头版报道了四川召开价值规律理论研讨会的内容。
这个为期十天的会议上，除了大家一致认为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外，袁文平教授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周振华研究员都直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田善耕 (四川省委党校教授)则在《对“市场经济”的一点看法》的文章中指出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市场经济”活动就一直存在。
“当时在芜湖做瓜子。”2008年12月17日， “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对本报记者这样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自己的状态。
上世纪60年代，年广久因贩卖被清查甚至处以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就炒起瓜子，在人们下班时偷偷地卖。而80年代后，他的瓜子事业几多起伏，其间邓小平两次点名，年广久得以相救。
改革开放共识
1978年12月13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式。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
“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会议取得的成果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一致赞成从1979年起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二是为天安门事件等7个重大历史遗留案件平反；三是肯定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批评了“两个凡是”；四是进行中央人事问题酝酿等。邓小平在会议闭幕时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郑重提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本来闭幕式一结束，中央工作会议也应该结束。但与会者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讨论邓小平的讲话。
于是，1978年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才落下帷幕。
三天后，1978年12月18 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举行。身经百战的老军人铁瑛继续参加了这个改变中国命运的、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会议。
会议公报中虽然没有出现“改革开放”四个字，但“改革开放”之意溢于言表。
“我当时去飞机场接开会回来的领导时，我印象很深的是有领导说，这次会议非常重要，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果说不开这个会，就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当时听了非常振奋。”时任广东省委办公厅主任的秦文俊三十年后在电话里告诉本报记者，兴奋依然。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胡福明就从报纸上看到了公报，他心里立即蹦出一句话：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
而这一天，这一年，灿烂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