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家俞东雷也实现了“致富”理想。
过去10年来，他的小公司为上千条生产线供应过专用设备：用于高科技工厂冲洗化学物质的泵和管道。那时，他的生意一直很红火，他最头痛的是跟上生产厂家的扩张步伐，这些厂家都急不可待地等着他的设备好让新工厂剪彩开工。在公司发展过程中，俞东雷从竞争对手那里挖来工程师；他还在上海最顶尖的高尔夫球场附近买下一幢别墅。
但现在，他的订单簿日见冷落。从去年11月份以来，中国出口连续逐月加速下滑，2月份出口较上年同期下降近26%。新建工厂的热潮已经消退，俞东雷正在想方设法找业务。“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大潮让我们赶上了，”他说，“现在我们对接下来该做些什么有点不知所措。”
他的命运也反映了整个中国面临的挑战。中国一直非常依赖增幅动辄达两位数的制造业投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来自工厂建设和其他类别的固定资产投资。
俞东雷注视着工人工作
无数像俞东雷这样从默默无闻之辈成长起来的企业主为中国的增长作出了贡献。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经济从1980年以来增长了13倍（扣除通货膨胀影响）。他们当初“下海”经商的举动和常常离经叛道的经营手法让整个商界既感兴奋又觉压力。这些小企业在削减成本、节省开支方面的力度也让国际大公司惊愕不已。
速度就是一切。“不需要那么好，”俞东雷说，“能拿到单子才是最重要的”。据中国国家工商管理局的数字，经过10多年的努力，这些实干家们成立了500万家雇员不少于8人的小企业，为大学毕业生、国企下岗职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大约7,500万个就业岗位。在2008年中国4.4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中，来自私有企业的产值和投资开支占到了一半。
现在，随着全球经济衰退，中国工厂生产的产品也面临着需求下降的局面，大量工厂因此关闭或削减了扩张计划。针对这一局面，中国推出了总额5,8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国家工商总局负责人周四说，国内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出口下滑的影响。但政府刺激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来实现，像俞东雷以前客户那样的生产厂商不一定能从中受益。
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驻香港经济学家辛芬德费尔(Ben Simpfendorfer)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将要建造的道路能赶上原来在建造工厂方面的投资吗？”据他计算，商业设施上的开支下降15%将导致中国2009年经济增幅减少1.6个百分点。
虽然中国经济去年全年仍实现了9%的高增长，但四季度的增幅已降至6.8%。工业生产今年头两个月的增幅只有3.8%，而过去5年的年均增幅是16%。对中国中小企业来说，这是它们第一次面对衰退，许多人不得不试着重新转型。
今年49的俞东雷所开创的事业正是与中国企业家源源不断的投资开支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上海正帆超净技术公司(Shanghai GenTech UHP Co.)提供集装箱和泵、管道等，这些设备可以安全地运输半导体和其他高科技产品制造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用到的危险气体和其他化学物质。俞东雷和妻子崔荣一起经营这家公司，去年实现收入2,000万美元。他们过去一直在和规模比自己大很多的公司争夺客户，比如美国的美国气体化工产品有限公司(Air Products &Chemicals Inc.)和普莱克斯(Praxair Inc.)等。
俞东雷在北京上大学时学的是机械工程，1987年获得英格兰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农业工程博士学位。他说，由于厌倦了教授让他研究农业机械的指示，他海外求学的四年中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写诗上。当时在中国，几乎所有人都为政府工作，但他却加入了美国日用品巨头嘉吉公司(Cargill Inc.)，公司派他到中国建立了一家榨油厂，后来又派到艾奥瓦州的苏城经营榨油厂。
上世纪90年代在艾奥瓦工作期间，俞东雷觉得中国国内出现了越来越多更有活力的机会。他回忆说，当时他认为中国人需要更多来自海外的东西。因此他就辞去了嘉吉的工作，从他家所在的艾奥瓦向中国出口设备，小试身手。
在中国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帮他从一家新的电脑芯片生产商那里拿到了100万美元的美国产化学管道定单，这个东西专业性太强了，俞东雷都不完全确定自己能否发货。他还出口一些普通商品，如急救设备和加油站的油泵。为一家想打入中国市场的美国猪肉生产商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俞东雷开始自己创业。
从早期向芯片生产商销售产品开始，俞东雷就一直盯着半导体行业。因此当许多芯片生产商在2000年左右开始转移到上海周边成本低廉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时，俞东雷也参与其中。他将自己说成中国新兴的高科技产业的老手，开始获得为新建工厂提供设备的合约。2001年他做成一笔交易，掌管了一家为制药厂实施改装的企业。俞东雷对这家企业进行了调整，使之转向高科技领域。
光纤和平板电视机生产商也紧随半导体行业进入中国，这些厂商都需要尽快获得价格低廉的装配线设备。对于俞东雷来说，获得定单并非难事，更难的是防止手下的工程师们自立门户。
成天忙着穿梭于中国各地敲定交易令他几乎没有时间考虑高科技行业的发展方向。他说，事实上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客户生产的产品是什么。
在一大堆小公司争相供应最低廉产品的热潮中，俞东雷说他决定建立一家更为“专业化”的公司。他迁到一个工业园，制定了员工手册，还建了芯片生产商所用的那种“绝对无尘室”，以提高产品质量。他将公司更名为上海正帆，将公司的英文名缝在工程师的蓝色工作服上。他说，不管做什么，我们都希望能做得专业。
一次一家客户不小心泄漏了一种与空气接触后可能燃烧的气体，这次事故让俞东雷的公司得到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和手下的人整个春节都在加班，阻止了一场灾难。
不久，上海正帆就对行业巨头形成紧逼之势。通过降低报价但同时保证质量，上海正帆获得了美国气体化工产品有限公司(Air Products &Chemicals Inc.，简称AP)这种大公司的转包合同。俞东雷的专业技术已经跟不上他的雄心壮志，他挖来大批工程师和销售人员，其中许多人都来自AP，以至上海正帆被戏称为“小AP”。
他从AP撬走一个很受重视的经理后，AP的一位高管打电话来抗议。知道电话内容的人说，那位高管失望地问，你真的要挖走这个家伙啊？不过这种挖角行为也是双向的。俞东雷说，有一家猎头挨个给他公司的人打电话，试图挖人。
与此同时，他也赚了不少钱。他与妻子一起去过西藏、欧洲和南非旅游。他的妻子崔荣是公司的合伙人，本身也是位工程师。他们买了两只孔雀养在自家豪宅的院子里。妻子有一次跟他打赌，达成了一笔很难的交易，赌注就是让他给她买一辆黑色保时捷Boxster汽车。
让上海正帆忙碌起来的一件事情是在光伏行业投资的激增。这个行业主要生产将太阳能转变为电力的设备。俞东雷指示他的销售和工程团队重点关注这个领域。因预计将获得可观的利润，去年他将厂房面积扩大10倍，并首次贷款88万美元作为营运资本。
但太阳能领域支出的增加掩盖了其它科技领域的疲弱状况，尤其是半导体行业。上海芯片业巨头中芯国际(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曾在过去5年里将产能扩张了8倍，平均每年的资本支出约为10亿美元。但今年，该公司预计仅将支出约1.90亿美元。
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科技规范部门负责人奇特卡拉(Raman Chitkara)说，芯片需求去年大幅下降，以至于如果全部开工的话，中国生产的半导体只能卖出80%。他说，因此，大多数公司在产能扩张方面都会非常谨慎。
俞东雷担心的是，如果没有资本支出，他们也就没有了业务。
每天早上在他的小办公室打开笔记本电脑后，俞东雷都会感受到日益严峻的中国出口形势。但他承认，对业务细节的关注让他没有多少时间考虑可能会让上海正帆少受经济低迷影响的战略问题。临近2008年年中时，当太阳能领域的一家大公司称因融资困难而推迟签订合同后，他深感震惊。俞东雷说，在过去，他们不用去找银行，而是银行来找他们。
推迟签订合同的情况纷至沓来。到去年10月时，大量的太阳能设备客户开始取消合同。今年，他的客户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Suntech Power Holdings Co.)将2009年的资本支出预算削减到去年三分之一的水平。
这种变化让上海正帆比提供输送化学品的管线和电泵的大型跨国公司更容易受到冲击。这些公司自己也供应化学品，以此获得大部分收入。上海正帆只是生产设备，相当于在大多数利润都在刮胡刀片上时，他们只是销售刀架。
一夜之间，上海正帆发现它的收入不足以支付150多名工程师和销售人员的开支。随后今年1月份时，英特尔(Intel Corp.)表示将不再把上海作为组装基地。尽管英特尔不是上海正帆的客户，但俞东雷将此举视为科技公司开始认为上海地区的成本过于昂贵的信号。
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就要50岁了，俞东雷又面临着人生的挑战。他说，上海正帆将面临艰难的一年，但不会首次出现年度亏损，原因是希望进入中国3G领域的一家光纤生产商出乎预料地给了该公司一笔订单。他承诺今年不会裁员或是减薪。
俞东雷在会议室喝着咖啡，谈到了他希望能有一项重大的应用创新能点燃中国新一轮的高科技投资，不过，接下来，他又列举了这在目前不太可能实现的原因。
在上海正帆扩建后厂房空置的一端，工程师们建起了两个羽毛球场。但俞东雷告诉他们用闲暇时间尝试发明一些新的设备，以便在他认为最佳策略是对外出售时，让公司变得更有价值一些。
他的妻子崔荣正在利用他们的老关系挖掘新的业务机会。俞东雷则参加了清华大学的一系列为期一周左右的高管人员培训课，希望遇到一些新朋友，听到一些新想法。
俞东雷已经认识到依赖于不断增长的制造业的危害，因此他决定另辟蹊径。他说，我们的业务完全依赖于投资和扩张。这是让我们感到恐惧的原因。这不是一种可以持续发展的业务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