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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结构理论自开创以来便是理论界一直研究但又充满争议的一个研究课题。在国外，主流学术派别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竞争性理论：
一是以美国学者莫迪利安尼和米勒为代表的“MM理论”。根据MM定理，如果有两个公司，除了资本结构不同之外，其他方面都一样，则这两个公司的市场价值将相等。如果它们的市场价值不相等，则投资者的套利行为会重新调整股票和债券的比例，将使它们的市场价值重新恢复一致。这种市场套利过程是“无关性”定理的行为基础。公司的融资目标和行为总是受到投资者的目标和行为的牵制和约束，最终达到均衡。MM定理的前提假设非常严格，但它揭示了公司融资决策中最本质的关系——公司经营者和投资者的目标、行为及其相互作用，使该理论在逻辑上得到肯定，并由此奠定了公司资本结构研究的理论基石。虽然MM定理在逻辑上受到了肯定，但在实践中却遇到了挑战：根据MM定理，既然公司的资本结构和公司的市场价值无关，那么公司的负债率在不同的部门和地区呈现随机分布，但实际上负债率的分布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从统计分析看，一般资本密集型行业负债率都很高，如美国航空工业，16家公司的平均负债率为58.25%;煤气、电力工业135家企业的平均负债率为53.09%;机械行业是19.57%;纺织和橡胶为33%;化学行业是25.44%;食品行业为20.56%;广告公司则几乎全靠自有资金。这种现象的存在主要原因在于MM定理是建立在一系列比较严密的假设基础上的。莫迪利安尼和米勒认为，使得MM定理失灵的原因在于税法。根据美国税法，公司对债券持有人支付的利息免征公司所得税，而股息支出和税前净利润则应缴纳公司所得税。因此，相对于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在公司所得税方面可以享受优惠。获得免税优惠的负债公司可以用节约下来的钱增加公司资产，进而增加其市场价值，这部分增加量相当于公司的免税现值，这样公司就可以通过提高负债率来提高公司的市场价值。
二是以罗比切克·梅耶斯为代表的“权衡理论”。前一种理论认为，企业的价值大小与其资本结构无关，因此也就无所谓最优的资本结构的存在。而后一种理论则认为，企业事实上存在着最优的资本结构，该最优资本结构主要取决于负债的税收利益(税盾效应)与破产成本现值之间的权衡结果，但是该理论对企业如何达到最优资本结构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权衡理论克服了MM理论只考虑负债带来的减税效应，而没考虑负债会导致财务风险和额外费用增加的弊端;权衡理论充分考虑了企业存在财务风险、破产成本以及代理成本的情况下，权衡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以求得最优的资本结构使企业价值最大化。
二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特点：
1、我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偏低，平均约32.5%，低于美国企业平均45%左右的资产负债率，更低于德、日企业60%以上的平均资产负债率。
2、从上市公司资金来源看，我国上市公司资金来源具有如下特点：(1)上市公司内部筹资比例甚少，而外部筹资的比重占绝对优势;(2)股权融资是上市公司最主要的长期资金来源。
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资本结构中债务数量却呈上升趋势，与我国资本结构的发展趋势正好相反。
究其原因，应有以下方面：
首先，我国的资本市场刚刚起步，在结构与功能两大方面都存在问题。从宏观结构上看，我国的资本市场是单一品种主导的市场，股票与债券的比例失衡。发达国家成熟市场债券融资是股票的3～10倍，而我国的证券市场却是股票独大。由于股票比债券风险大，投机性强，因此必然带来市场的波动。从微观结构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特殊，国有股不仅在上市公司中占很大比重，而且国有股、法人股等非流通股占公司股本65%左右。由于国有股一般由国资部门行使股东权，其对公司享有的权利并非个人出资形成的经济授权，公司经营业绩与其个人经济利益没有直接的联系，国有股的代理人往往只行使“廉价股票权”，却对公司经营不承担任何责任。在国有资产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人格化代表，产权主体虚置的情况下，国有股权代理人与公司管理者之间往往存在一种默契关系，他们共同的“寻租”行为，导致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现象十分严重。再者，由于公司改制不彻底，不少公司的股东结构不稳定。在发达国家成熟市场上，公司的股东结构要么使机构投资者成为主要的投资人，要么使公司法人互相持股。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东结构则是部分国家股或部分法人股加广大的中小投资人。这显然不能形成稳定的股东结构。结构的失衡必然带来资本市场与上市公司行为的失衡。
从资本市场的功能来看，由于我国股市出现时间不长，各方面的功能发挥十分有限。比如在中国的资本市场极少出现“敌意兼并”的情况，发生的兼并事件也是以场外协议收购国有股、法人股为主，资本市场得到接管机制和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不能完全发挥出来。再比如，市场信号功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依赖于股票价格对公司经营业绩真实的反映，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更多的是受一些政策因素及其他与现实无关的因素影响，往往不反映公司的经营业绩。去年，我国股市与经济增长的背离便是最好的例证。市场信息反馈与价格发现功能的弱化，使那些潜在的投资者很难看到某一行业、某一公司的内在价值，因而很难对未来做出理性判断，从而使资本的流动失去了动力和方向。
其次，对照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所得税功能，我国所得税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调节作用主要受三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所得税地位，二是地区差异，三是税率单一化。从所得税地位来看，比如在美国个人所得税为税制体制中的主体税种，在整个税收收入中占绝对的优势地位，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目前处于发展阶段，个人所得税占各税收入的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仅占各税收入的5.38%，而同年美国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额的45.6%。如此规模之小的税收收入功能，决定了我国个人所得税在个人收入分配调控上的作用有限。
从公司所得税地区差异来看,虽然我国税法规定的所得税税率为33%，但由于公司的所得税由各地财税部门征收，收入部分上交地方政府，对地方财力的构成和增长举足轻重，所以，尽管国家有统一的公司所得税政策，但各地各级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争取外来税源，纷纷“招商引资”，变通公司所得税政策。比如，有的地区上市公司全部免交税收;有的是定额上缴或包干递增上缴;也有“先征后返”的;还有参照新技术开发区不统一，导致税收对上市公司的产业导向作用减弱，造成了上市公司间不平等竞争。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有一定的周期性和波动性，还会造成上市公司税后利润的畸高畸低，导致业绩泡沫或虚假亏空，使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成长性认识不足，从而不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
从个人所得税来看，我国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所得税为20%，所得税税率单一化，不按累进课征制税，个人所得税与公司所得税之间缺乏负债率的作用。目前，我国税法规定公司所得税税率为33%，明显高于个人所得税税率。在公司税率大于个人税率的前提下，负债的节税价值就难以被抵消。这样的公司，其负债会增加公司的财富，进而增加公司价值。不仅如此，公司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避免股东的所得税，比如公司可采取高留存、低股利的分配政策，从而使得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上升，股东可以获得资本利得收益。在我国，资本利得收益的所得税率低于股利所得税率。很显然，类似的公司行为将降低股东个人的赋税水平，使负债节税价值大于个人赋税。
再次，健全的公司破产制度是公司价值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的重要基础。在我国，虽然《破产法》早已出台，但由于职工就业、银行债券等多种原因，公司破产有法难依，上市公司的退出更是难上加难。即便公司破产，我国《破产法》也缺乏罗斯模型中对破产公司的管理者施加“惩罚”的约束。破产制度不健全必然导致上市公司难以树立风险意识。一方面，反映公司经营风险的负债水平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助长了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导致公司绩效出现下滑的趋势。破产制度的这种双重作用必然导致公司绩效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