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仗诸侯不足以斗胆犯天条
当年史玉柱只想盖一座18层的巨人大厦,在地方政府“盖一座珠海标志性建筑”的热情鼓动与政策激励下,巨人大座陡然长高至72层,但当史玉柱无力支撑而资金链断裂时,无人伸手相援,巨人大厦成为“中国第一烂尾楼”而拖垮巨人集团。无独有偶,戴国芳的铁本钢铁公司也受到当地政府极力鼓动与支持,戴国芳心一热,原本扩产能至260万吨计划一夜之间变成840万吨,投资10余亿猛增到106亿元。戴国芳天真地认为,只要有地方政府鼎力支持,就可毫无顾忌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放卫星,甚至不惜违规以地力抗天条。殊不知,一个企业若想实现超常规发展,不仅要掘尽地力,更要盛逢天时
直到“铁本事件”震惊中国,白手起家的民营钢铁大王戴国芳才广为人知。
“铁本事件”和民营钢铁大王戴国芳的结局,让中国的民营企业再次意识到自己成长的玻璃天花板。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说,民营企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甘当国有经济的附庸。
破烂王成钢铁大王
戴国芳是常州武进东安镇渎南村人,出身贫困,只读到初中二年级,便辍学随父收破铜烂铁为生。但此人并非是一个小富即安之人,喜欢做大事。
当“破烂王”时,戴国芳发现同样是废铜烂铁,块状的比散的贵,就用积蓄购买了一台压块机,将废铁压成块状卖出,多挣不少钱。他再用自有资金滚动发展,买了3台30吨小电炉,开始炼钢。继而,承包租赁江苏6家濒临倒闭的钢铁厂,赚了大钱。
1996年,戴国芳在常州创建了铁本钢铁有限公司。在1999年和2000年,几乎所有的钢铁企业都在喊亏本的时候,铁本却在赚钱。2001年,销售收入达6.3亿元。
白手起家成为钢铁大王的戴国芳,是苦行僧加事业痴。在常州,他是出了名的“五不老板”:不坐高级轿车、不进娱乐场所、不大吃大喝、不赌博、不住高级宾馆。其人骨瘦如柴,除了吸烟,没有其他爱好,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他的办公室布满尘土,因为经常呆在厂房;他不设总经理秘书,来了客人都是自己添茶倒水;他不喝酒,喜欢在工厂食堂招待贵宾。他的竞争对手也说:“戴国芳每个月至少有20顿吃方便面之类的快餐。”
可惜的是,戴国芳在政治方面欠修养,不热衷于政府公关,国家部委级领导来视察,他常推托工作忙而不去接待。这个缺陷为他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又一个“巨人大厦”
如果戴国芳守着产业偏安一隅,“铁本事件”就不可能发生,自己也不会身陷囹圄。但一个企业家与生俱来的冒险冲动让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将自己推向无底深渊。
2002年初,戴国芳觉得铁本老厂达到发展极限,欲借常州市筹划新兴工业区的良机,实现产能扩张。这就是大型钢铁联合项目的肇始。
戴国芳刚开始打算在新厂址上砌两座高炉,产能260万吨,总投资10亿~20亿元,以自有资金滚动投入。2003年,铁本产钢80万吨,销售额达17.7亿元,年利润约4亿元。
铁本的扩产项目引起了地方政府高度关注。在“苏、无、常”的竞争中,常州在吸引外资上往往处于劣势。于是,地方政府希望在铁本放一个卫星,把常州工业规模搞上去。
戴国芳很快感受到了政府的过分热情,但缺少政治思维和政策风险预见能力,使他想借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一步到位他的钢铁梦。在地方政府的许诺下,戴国芳的计划不断膨胀,提出了一个“三年内赶超宝钢,五年超过浦项”的宏伟计划。
宝钢当时的钢铁生产能力为每年2000万吨,世界排名第五。这样,铁本项目的产能扩张计划由200万吨到400万吨,再到600万吨,最后落定年产840万吨大型钢铁联合项目,需要投资400亿元,规划占地9000多亩,实际占地6541亩,实际投资105.9亿元。
铁本公司原本注册资本只有3个亿,如此小的资金规模,却要运作一个106亿元的项目。当地政府为了履行对戴国芳的资金支持承诺,推动了常州市六家金融机构在短短几周之内对铁本钢铁及其关联企业发放各类贷款43.99亿元,项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内,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江苏省和常州市、扬中市等相关部门先后越权、违规审批了铁本公司的建设项目和用地手续,6000多亩土地迅速到位。
有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默许,戴国芳希望打政策的擦边球。只要生米煮成熟饭,中央政府只得认可。
王法天条猛于虎
戴国芳没有预料到自己不能幸免的政策风险。2003年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盲目投资若干规定的通知》,这是新一轮暴风骤雨式宏观调控的开始。
如同过去的几轮宏观调控一样,这一次重点清算的就是那些进入三大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民营企业。从2001年以来,通过贸易和加工业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的民营企业在寻求新增长点时,将目光勇敢地落在了被重重保护的垄断型行业和重工业上,这里存在着随处可见的低效率和高利润,民营企业随便挤挤,就能挤出一堆金山。彼时,刘永行、郭广昌已经进入电解铝和钢铁产业。
开工不久的铁本项目,很快引来国家九部委联合组成的专项检查组的解剖。2004年3月,铁本项目被责令全面停工。4月26日,央行发出严厉警告:地方政府和一些企业不要和央行博弈。同月,戴国芳及其公司骨干被捕。
在调查过程中,为了保住项目,戴国芳初期的应对措施是自我检查,希望吃个小亏,让调查组收兵。检查组的工作还没有完全展开,戴就交了一份“自查报告”,承认:“我公司虚开发票近2亿元,抵扣税额近2000万元。” 这个数字是根据这几年公司共29亿元销售收入,按照钢铁行业税赋率在4%-5%(相当于1.4亿元)计算出来的。第二天,他又将抵扣税款迅速补交到了当地的国税局。
国务院联合调查组调查后,认为铁本项目有很多问题:违规审批、占用耕地、套取贷款、偷税漏税。而在被羁押两年多后,戴国芳在常州市中级法院受审,戴被控的罪名只有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
在看守所里,戴国芳伤心地说,“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我都是在听政府的话,这有什么错呢?”
在铁本被严厉查处的同时,宝钢正在上投资65亿元的中国钢铁业最大合资项目,澳大利亚博思格投资17亿元的钢铁项目热闹开工。更富有对比意义的是,同为民营重工业项目,同为违规审批,建龙集团和新希望铝业绝地逢生,两位深谙政治规则的民营企业家全身安然。
已经投入50多亿元的铁本项目,最终是为他人做了嫁衣:南钢重组了铁本。
据说戴国芳这个过去的亿万富翁现在身无分文,每年享受国家发给的10万元生活费。
为了在程序上说得过去,戴国芳在贷款过程中,曾经采取了提供虚假财务报表和关联企业相互担保等违法违规手段。若是经正当的批地程序,没有两年不可能开工。而戴国芳认为如果不超常规发展,企业会丧失这一轮发展机遇。于是采取了“边设计、边施工、边报批”方式,2003年6月就进入现场施工。为了在宏观调控期间顺利获得中央有关部门审批,戴国芳先后成立七家合资独资公司,把项目化整为零,拆分为22个项目向有关部门报批。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当地政府默许和授意之下进行的,戴国芳只负责“出文件、盯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