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万变不离其宗，凡人看到变，大师看到宗。世上万事万物的运动，大到“嫦娥一号”的探月，小到江南的莺飞草长，只需用牛顿的三条力学定律就能描述。同样，战略大师波特提醒我们，尽管我们有360行生意，但不管哪行生意，归根到底只遵循一个基本的赚钱模式：价格－成本＝利润。因此，街边的烤红薯买卖，与Google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在商业模式上并没有本质不同。波特也从这个最简单的公式中，推导出了差异化和总成本领先这两条最为普遍的竞争战略（缝隙市场也是一种差异化）。差异化是为了提高价格，而成本领先就是全力以赴降低成本。
价格反映一切。你的产品设计到底有多“酷”，你公司有多少狂热的支持者，你的服务人员是否让客户感到舒服，林林总总，最终都会反映到你的价格上。因此我们有iPhone这样的数千元的高价手机，也有波导这样的低价手机。不过，尽管价格是值得深究的一个大话题，本刊以下要讨论的，却是上述商业基本公式左边的另外一个变量：成本。
不值得同情的成本悲剧
2008是“最艰难的一年”，对于企业来说，到底艰难在何处？通货膨胀、信贷紧缩、薪酬上升、出口受阻、环保压力，这些都是不利因素，但若还是沿袭我们化繁为简的思维，用两个字对这些因素做个概括，哪两个字最恰当？或许就是“成本”吧。
原材料、劳动力、借贷利息的上升，环保新政的实施，都将加重企业的成本负担。出口竞争力的下降，也可以归因于成本。如果你是国外的买主，那么中国的产品由于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将增加你的购买成本，导致你去成本更低的国家寻找替代品。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制造大国来说，成本几乎就是企业的命脉。制造是一个对成本异常敏感的行业，特别是在价格已经完全由市场竞争决定的情况下。由于无法获得像iPhone那样的溢价，国内的很多企业早已陷入了锱铢必较的恶循环。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新劳动法颁布和实施之后。国内的平均劳动力成本刹那间上升了大致10%~20%，其后果是，很多制造型企业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那样的不堪一击。坊间有传闻说，南方竟然有血汗工厂因为实在是入不敷出，厂主无奈之下不惜铤而走险，将厂房付之一炬，希望获得一些保险费。
外部经营环境的“突然恶化”，容易引发这样的悲剧。然而，细加分析，这类悲剧虽然骇人听闻，但并不值得同情。各类成本的上升，早就在发生，而且迹象明显，比如出口退税的减少，劳动力工资每年接近10%的增长，惯于从廉价劳动力获利的港商和台商在珠江三角洲的撤退等。新劳动法的颁布和实施，不过是对成本上升的大趋势做了一个小结，而这个小结又偶然地被华为的“员工辞职”事件放大了一下。
所谓“其未兆易谋”、“其微易散”，事变尚未昭然的时候容易掌控，事端在细微的时候容易遣散。如此明显的趋势，竟然有企业熟视无睹，没能防微杜渐。这样地缺乏预见力与适应力，又多次置“狼来了”的警告于不顾，以致最终酿成悲剧，这样的企业很难令人同情。
然而，成本的上升毕竟在发生，而且还将继续，我们的企业应该如何应对这个难题？或许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认清成本上升的实质，心甘情愿地接受“成本应该持续上升”这个显得异端的说法，进而迎接成本上升时代的到来。只有这样，管理者才会花更多的精力去管理成本，不至于在眼花缭乱的商战和商机中忘记我们最基本的商业等式。
迎接成本上升时代
长期以来，我们的企业都是在人为制造的低成本下经营。按照“价格－成本＝利润”这个基本公式，假设价格不变，这些企业因此也享受着比较高的利润。而事实却是，劳动力、土地、信贷、水电、能源，以及其他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由于仍然受到政府政策的强烈影响，因此没有完全反映市场价格的真貌。
中国的劳动大军，特别是那些从农村来的民工，一直都没有得到公平的报偿。新劳动法实施后，这些工人将获得应得的养老金、事故保险、健康保险等补偿，平均起来，劳动力成本将上升20%。以2006年农村家庭平均收入1375元人民币计算，2008年民工们应获得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的补偿。
那么土地呢？为了吸引投资者，很多当地政府甚至会将土地免费送给企业使用。或者采取比较隐蔽的手法，先向企业收取使用费，然后再以执行优惠政策的形式将使用费返还给企业。粗略估算，2007年企业在土地使用上获得的资助达到1536亿元人民币。
与国际市场相比，中国的能源和金属成本也受到人为的打压。比如，国际能源的价格在2002～2006年之间每年的涨幅在29%，而国内燃油的价格指数每年只上升8.5%。国际的资源税通常在2%～8%之间，但中国的税率只有1.18%。综合起来，企业因此而免去了16，320亿元人民币的成本负担。
中国的资本成本也畸低。中国的实际存款利率2006年是0.9%，而2007年则是-1.5%。根据国际经验估算，若没有管制，银行的实际利率应该要高2%。考虑到中国有16.9万亿的存款，商业银行和企业因此而增加了3373亿元的利润。
环境成本的不合理一直都是公众议论的话题。根据政府的估计，2004年由于经济发展而对环境的破坏大约可折算为5120亿元人民币损失。但如果利用现有的技术一次性清除2004年释放的污染物，直接成本大概为1万亿元人民币。此外，还有每年的维护成本，大概为2870亿元。将这些成本分摊到每一年，同时减去每年1.2%的环保投入，则每年的环保成本大致为5000亿元。在此期间，工业企业的利润也不过每年8330亿元。
加上其他的一些成本，比如税收豁免和出口退税等，中国制造的总成本畸低了3.8万亿，占名义GDP的15.5%。（参见表1“制造成本的畸低”）
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些生产要素的成本必将经历理性回归。上述的成本畸低现象，将在这场回归中消弭。对于企业来说，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成本的正常化”不可避免。
未来5年，企业或许将面临更多的变数，其中包括：出口退税将进一步取消，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将降至5~6之间，借贷利率将逐步市场化，资源税将与资源价格挂钩，新劳动法将逐步贯彻，能源价格的改革或许也将很快启动等等。
所有这些变数，交织成了“成本上升”这个中长期的主旋律。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将在这个主旋律的演奏中渐渐受到侵蚀。习惯于靠低成本参与国内甚至全球竞争的中国企业，必须另谋出路。有远见的企业家和管理者或许应该自问：若成本在未来10年，达到美国那样的水平，若我们在10年中完全丧失成本优势，我们的企业将何以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