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之墙 商人出售 一个售假商人的救赎



  马上就要进入冷饮销售的旺季,生意伙伴老杨已经打了好几通电话过来,催刘曼过去谈谈。刘曼却还在犹豫中,自从两年前接触冷饮生意以来,他已经从一个边远山区来的北漂青年,蜕变为有房有车有老婆的“老板”。然而,生意越做越红火,他的心情却越来越低沉。

  “春天来了,我却不想干了。”刘曼面色凝重。

  入行

  2006年,“北漂”刘曼很倒霉。租房被黑中介骗去仅有的3000元,又遭遇失业。在郊区昌平的农村公路上,他看到电线杆上有张招聘启事,一家食品企业要招一些干重活的工人。

  这是一家制造冰棍的小企业,老板看他头脑灵活,又做过策划和广告工作,就让他负责冷饮的销售。这个二十来岁、充满梦想的年轻人蹬着自行车到处送货,每箱赚一两元的微薄差价,整天跟二级批发商们打交道。他每天很晚回到家里,屁股都磨破了,还满足地记下每一笔收入。

  假如没有认识郭子,刚熟悉冷饮行业的刘曼不会那么早就知道,这个看似微利的行业还隐藏着另外一条暴利之路。

  郭子刚从监狱出来不久,本就是个售假大户,以此为生,也因此入狱。现在,他重操旧业,看中了刘曼手中丰富而又优质的“二批”(二级批发商,下同)客户资源,就想与他合作贩假。此时,刘曼的事业已经有了起色,每年能挣到五六万元的辛苦钱,生活还过得去,不敢轻易涉险。但郭子的一句话还是让他动心了:“你一年赚五六万元?我一个月都不止赚这个数呢。”

  郭子的生意经是这样的:先联系北京周边的一些小冷饮工厂,定制假冒的伊利、蒙牛系列冷饮。然后在郊区农村租个院子,买来压缩机等冷冻设备建造冷库,用二手小冷藏车向冷饮批发商、分销商发货。最后,这些冷饮就堂而皇之地摆在北京城内大大小小的超市、商店和摊点,与正规产品一起出售。

  郭子告诉刘曼,这一行也是有规矩的,不能说“假货”,要说“二号”,否则大家都知道你是个新手,送的货没人敢要。还有,送“二号”也有很大学问,你可以跟一些正规厂家签订代理合同,从他们那里进一些正品,然后把假货掺在正品里发出去,一般没人能看出来。郭子就是跟伊利签的经销合同,不掺“二号”根本赚不了多少钱。你也可以直接跟“二批”说,货是“二号”,价格便宜。前提是你们已经有过足够多的合作,互相了解,“二批”也喜欢发“二号”,因为进货便宜,还可以当“一号”发出去,利润能翻三倍。

  对刘曼来说,“二号”是一个新的词语,也是一条发财捷径。努力控制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他打出了第一个电话,对方是熟人老肖。老肖是行内人,对假货的价格、品质都懂。没等刘曼说明情况,他就答应每样要50箱货,一共150箱。郭子当即把货给刘曼,让他运过去。这一趟赚了两百多块钱,刘曼心里有了谱。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刘曼的“二号”生意并没有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跟郭子的合作也很不顺畅。直到遇到老杨,他才弄明白自己被郭子利用了。老杨告诉他,郭子手上的货不好,“给你的价格比给别人的贵,难怪你赚不到多少钱”。刘曼和老杨决定单干。

 冰川之墙 商人出售 一个售假商人的救赎

  刘曼拿出八千元,又找朋友借了五千元,跟老杨一起凑了两万多元做本钱。他们先到昌平的北七家镇租下一处冷库,然后找到河北的一家小厂,生产了一千箱“蒙牛小布丁”。刘曼动用自己的几百个熟户资源,挨个打电话推销自己的产品。

  这次生意果然顺畅很多,发货量与日剧增,有时候是500箱,有时候接近2000箱。刘曼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他有了自己的小超市,买了一辆二手金杯车,还娶上了媳妇。

  转战

  刘曼逐渐摸出来做“二号”冷饮的经验,但无奈冬天来了,只能闲着,老杨也回山西老家过冬去了。他们把冷库转租给了一个名叫李红雨的商人。

  一天,刘曼开车路过北七家镇的冷库,顺路过去看看,发现李红雨和他女朋友坐在一堆速冻水饺里忙碌着。原来,李红雨也是做“二号”生意的,他们卖的是饺子,而且还能进超市。

  与李红雨的一席谈话,让刘曼明白了水饺领域的新秘密。与做冷饮不同,贩卖“二号”水饺必须跟客户说是真货。而且在造假方面要下很大功夫,不但要在意包装,而且必须保证口味,技术要求很高。李红雨的操作相对简单,从代理商那里批来大量“三全”水饺,剥掉包装,装入请人做好的“湾仔码头”假包装,然后在入库前用简易设备封口,就可以当成真品“湾仔码头”投入市场了。

  这样一倒腾,价格相对便宜的“三全”就卖出了高端品牌“湾仔码头”的好价格。一箱“三全”,可以变身成一箱半“湾仔码头”,每箱净赚四五十元。对刘曼来说,这可是贩卖“二号”冷饮利润的几十倍,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李红雨的团队。

  当年刘曼经销冷饮时,踩着自行车跑来的几百个熟户“二批”再次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中的不少人,愿意经销利润更加丰厚的速冻水饺。由于所有的货都当正品发,所以在流通、窜货中,很多假冒的“湾仔码头”水饺进入了正规的超市,堂而皇之贴上昂贵的价签。

  “‘湾仔码头’简直是为了我们创造出来的。”圈子里的人开玩笑说。即便如此,刘曼还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2008年9月底,“湾仔码头”厂家突然更换包装,不但新包装一时没法仿造,就连积压在库里的老包装水饺的销售都成了问题。

  在李红雨的建议下,他们继续向产业上游进发——自己生产假包装。国庆节结束后,三个合伙人分别拿出1.5万元作为投资,找到一家专门负责制版的图像公司,让对方根据市场上流通的正版包装,制出假包装图版。“湾仔码头”的六种新包装,他们一个不落,全部仿制。

  随后,三个人开车寻觅合适的小印刷厂,谈好价钱,把图版送过去,开机印刷。每种包装袋印刷了能装三千箱的量。但这些包装袋还不能立即使用,因其无法通过正品的条形码识别。要想假冒的水饺在进入超市时不被察觉,还需要对包装袋的条形码进行仿制。在北京木樨园一条隐秘的街道上,有许多店铺拥有这样的技术——用数码相机把正牌包装的条形码拍下来,然后喷绘在塑料袋上,每个收取6分钱。最后喷绘上生产日期,足以乱真的包装袋就大功告成了。

  新包装的假饺子出来之后,李红雨煮了一包尝尝,感觉能蒙混过去,就开始大量出货。在北七家镇的冷库里,一切都在悄悄进行着,元旦已经快要到了,速冻水饺正式进入销售旺季。

  自救

  自造的“湾仔码头”很快就被客户发现了问题。位于沙河的一个批发商打来电话,告诉他“有人吃出味道不对”。北三环附近的批发商则告诉他,有人“吃坏了肚子”。没过多久,大兴的客户也把电话打了过来。而刘曼也清楚,1.8万箱饺子,金额已经超过了刑事处罚的界限。

  惭愧和担忧两种滋味交杂在刘曼心头。以前,这些批发商都是刘曼最好的朋友,是“一进他家什么话都不说,直接端碗吃饭”的关系。但如今,信任已经失去,老实巴交的女老板因为卖了他送来的假货,失去了很多生意。他听着这些,“惭愧得直想哭”。

  还有一种情绪也开始在他心里生长。一天,六七个行内人坐在一间狭窄的房子里聊天,刘曼听一个人讲,有一个同行,曾经因为欠缴电费,冷库被停电,上千斤饺子化冻并且变黑。后来,这些饺子还是出手了。这件事在他心上像刺了一刀。“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良心不安。”他说,因为用于假冒的饺子也都是正牌产品,他知道,这“吃不坏人”。而现在,看着妻子日益隆起的肚子,他开始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知道的“‘二号’黑暗事件”往自己的妻子和将要出生的孩子身上套……

  2009年2月16日这天下午,刘曼稍做收拾,带好证明自己有罪的证据,准备出发了。他脸色疲惫,胡子几天没有刮过,腿也有点软。但他说,他“已经不再在矛盾里面挣扎”。

  2009年2月25日,海淀工商分局正式受理此事。

  链接:

  刘曼这种假冒不伪劣的“二号”现象是制假贩假的新趋势。目前食品安全监督检验部门只对流通领域内的食品是否合格进行严格管控,但对这种新型的假冒不伪劣现象,暂时没有更加有效的管理措施,处于监管真空。商标权是企业私权,拥有商标的企业有权授权另外的生产商制造该品牌产品。工商部门只对流通领域内的食品进行抽查检验,如果产品合格,工商部门也无法判定此类产品是否假冒。除非受侵害的企业收集证据,并能提供拥有商标的相关法律文件,向工商部门举报,工商部门可以根据举报材料,依法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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