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声依旧简谱 音像业涛声渐远 “新时代”步入晚秋



  “近年来,音像行业赔得一塌糊涂的公司多着呢,不少曾经红红火火的企业现在都销声匿迹了。”一位音像界人士向记者透露。

  在国内音像界曾享有盛誉的音像巨头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即将实施破产。日前,广州市文化局向《每日经济新闻》证实,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 (以下简称广州新时代)将在年内实施破产,“但破产的事才刚开始,目前还没有具体方案。”

  经记者调查发现,“新时代”的落幕并非偶然,而是整个音像行业走向衰落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音像行业赔得一塌糊涂的公司多着呢,不少曾经红红火火的企业现在都销声匿迹了。”一位音像界人士向记者透露。

  曾捧红毛宁杨钰莹

  相关资料显示,成立于1984年的广州新时代,是由当时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室的曾石龙、吴建邦、欧伟雄等作家向广州市文化局借贷10万元创办的,他们的初衷是借自身的文化资源,开办一家 “以文养文”、“以文补文”的音像企业。

  但是,由于没有音像出版权,创立初期的广州新时代发展十分局限。1988年,广州新时代出资30万元,独家冠名赞助由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主办的 “京津汉穗群众文化系列大赛”。随着系列活动的展开,公司不但提升了知名度,还被广播电影电视部批准成为音像出版社。

  广州新时代成立的前10年,正是广东流行音乐发展的黄金时期。广州新时代借此机遇实现了迅猛发展,一举成为与中国唱片总公司广州公司、太平洋影音公司、白天鹅音像出版社并列的广东音像出版界“四大巨子”。

  该公司主要业务涉及制作、加工、出版、发行、出租音像制品,承办印刷品广告、音像广告,批发、零售音像磁带、磁盘、视频产品、音像设备等。该公司推出的歌手毛宁、杨钰莹是国内最早的签约歌手,他们演唱的歌曲《风含情、水含笑》《让我的情感留在你的身边》发行量分别超过100万盒;随后,公司又推出了林依轮、刘婷、殷浩、陈妃平等颇具实力的歌手,在音像界引起了较大的影响。

  内外交困 债台高筑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公司决策层将发展目标转向为综合型公司,曾在1984年到1997年累计上缴利税3000多万元、资产净值达3800万元的广州新时代,一下子债台高筑。新投资的旅业、餐厅、娱乐城、灯片广告等项目亏损严重。1997年,该公司累计欠债达1800万元。“那时对市场盲目乐观,扩张太快了。”公司经理吴建邦如此感叹。

  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广州新时代在影音业务上已难觅昔日辉煌。面对广州新时代的重重困境,当地政府有关领导也不愿看到它倒下。经考虑后,该公司决定搬请救兵:用股份制合作来引入投资者。

  1997年3月,同样具有国企背景的广东省粤兴实业发展公司与广州新时代达成合约,投入1800万元入股,享有新时代51%的股权,并成为实际经营者。其代价是,广州新时代原有的债务及重组后产生的新债务全部由粤兴承担,广州新时代不承担任何责任。

  看似美妙的合作,很快就出了问题。2000年2月,粤兴负责人麦某因其他案件被捕。这时,广州新时代和当地政府部门才发现,合作的3年里,不但广州新时代原先的债务没有偿还,还产生了更大的损失。至此,广州新时代元气大伤,从资可抵债变成了资不抵债。

  除了自身发展决策的失误,盗版的出现也给广州新时代带来致命打击。据了解,随着镭射唱片(CD)的出现,盗版的难题一直萦绕着正规出版社。尽管在每年的订货会上,广州新时代只提供唱片小样给中间商试听,盗版还是很快出现并抢占市场。

  目前,广州新时代的业务已基本停止,各种债务逾3000万元。随着广州市启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对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革的推进,对广州新时代实施破产,被相关部门再次提上议程。

 涛声依旧简谱 音像业涛声渐远 “新时代”步入晚秋

  “深喉”揭秘

  “你见过正版为盗版护航吗”

  盗版让音像行业风受到巨大冲击,《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盗版的背后,还隐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潜规则。

  “你见过正版为盗版护航吗?”从事音像业工作数年的陈静 (化名)讲述了音像行业正版和盗版之间的微妙关系。

  “很多盗版商的盘,其实就是正版商给的。如果盗版商的盘在半路被查获,正版商还会给他们出证明材料。所以,盗版商只要躲开工商税务就行了,可以大摇大摆地卖。”陈静说,她第一次见正版和盗版商这样合作时也惊呆了。

  陈静介绍,发行正版的行业老大,有的就是从盗版起家的,后来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在我国兴起,这才“洗手”改做正版。不过他们深知,盗版在国内是不可能避免的,盗版商那么多,正版商根本不可能有效对抗。

  一些正版商由于是盗版出身,熟悉盗版的操作方式,也有一些人脉关系,每次有大片上市,都会找一两个有能力且信得过的盗版商合作,在合作的光盘厂做一批盘给盗版商,加工费比盗版商自己做还便宜。但是,盗版商必须给正版商预留两三天时间,让正版市场先消化一下,不要太压挤正版市场。当然,最关键的是,盗版商必须分一部分利润给正版商。

  盗版商方面,由于考虑到自己单独做盗版的风险很高,不如和正版商合作。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连接正版商和盗版商的中间链条,就是光盘厂、包装厂及印刷厂,他们都会根据要求拿出多个不同的封面设计,把盘的外表包装得不一样,以区别正版与盗版。

  “也就是说,正版和盗版都在同一家正规光盘厂生产的,只不过发货的时间稍有差别。本来水火不相融的两个死对头,结果联手把整个音像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做得满满当当。”陈静表示,这已是行业公开的秘密。

  行业分析

  音像业遭遇“十面埋伏”

  改革开放30年,我国音像出版业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前10年是快速发展和扩张阶段,中间10年是产业形成阶段,后10年的情况则显得奇怪:中国经济连年增长,中国音像业经营状况却一年比一年艰难。现有的音像出版社,大多数处境艰难。之所以出现这一怪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技术革新。2004年超级VCD的诞生,给音像行业一个沉重打击。据介绍,按一部电视剧20集计算,原来一张VCD最多放两集;而超级VCD最大容量可以放10集,让本来可以发20张盘的商家,最后只能出几张盘,收入大大缩水。这导致音像业进入新的退货狂潮,小型零售商纷纷倒闭,光盘复制厂订单不足,生产能力严重过剩。

  其次是体制弊端。比如,1998年国有音像出版社因遭遇盗版和大量退货出现资金紧张,新产品开发能力下降,导致音像市场大幅衰退,一直没有“登堂入室”的民营企业抓住了机遇,取而代之,逐渐成为音像市场的主要供货商,市场主体发生了较大变化。“国有音像出版社在发行方面难敌私营企业。”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国有音像出版社在经过20年的发展之后,它的先天不足越发明显。

  第三是音像载体变化的周期加快。从19世纪末粗纹快转唱片诞生到密纹慢转唱片用了40年,密纹唱片被盒带取代用了30年,盒带被CD取代只用了10年。1998年我国音像市场出现的VCD,迅速取代了录像带,在2003年VCD的市场份额曾达到53%,成为我国音像市场的主流产品,也成为世界音像发展历程中极为独特的现象。

  第四是盗版的冲击。“请盗版公司手下留情,给我们一条活路。我们没戏拍,大家都会完蛋。”从香港演员黄秋生在 《头文字D》上映前说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盗版的猖獗和影响。2004年初,盗版刻录光盘开始危害正版音像失察功能,一些音像企业由于不堪盗版的冲击,业绩亏损甚至倒闭。

  第五是网络传播的兴起,改变了音像的销售传播结构。过去音像出版社靠发行盒带、唱盘还有一个基本的业务量。网络传播兴起后,传统的物化介质销售业务萎缩,困局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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