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2008中国营销
三鹿：欺上瞒下遭报应
“结石门”事件的影响还在继续，而不争的事实是，“三鹿”这个有着52年历史的民族品牌将不复存在。
从当年的18家饲养户组织起来的小作坊“幸福乳业生产合作社”成长为中国奶业的龙头企业，三鹿见证了中国乳业发展的轨迹。
1986年，三鹿与农民联合，开创了“奶牛下乡、牛奶进城”的发展奶业之路，继而推行“四统一分一集中”（即，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服务、分户饲养、集中挤奶）的奶牛基地管理模式，有效地带动了河北奶业的大发展，从此驶入快车道。鼎盛时期，三鹿产品有9大系列171个品种，配方奶粉达40多种，液态奶50多种，其中有50个品种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食品，畅销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2007年，三鹿集团实现销售额100.16亿元，三鹿奶粉销量连续12年位居全国第一；液态奶产量全国排名第四。即便是在2004年受到阜阳“大头娃娃”奶粉事件的重创，三鹿的主要经济指标仍实现两位数的增长，实现销售收入60.2亿元，同比增长13.51％。
在《福布斯》杂志2008年8月份的中国100顶尖企业榜上，三鹿排名第76位，在乳制品行业仅次于排名第31位的蒙牛。
不管曾经有过怎样的声誉和辉煌，如今，这一切都灰飞烟灭了。
三鹿事件暴露出来的恶性竞争最终通过价格传导机制，潜入产业链上游，导致源头病变，而源头的病变最终又通过产品链传至终端，导致消费者病死。
奶农的坏心正是源于养奶牛的坏账。
由于牛奶价格竞争残酷，牛奶企业的很多利润都被利乐包提供商、渠道商和广告商拿走，自身所剩无几，关键是在利乐和广告商（CCTV等）、渠道商（沃尔玛、家乐福等）面前，不管是蒙牛、伊利，还是三鹿，都不具备谈判优势。
要增加利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扩大生产规模和压缩成本，而这两点都会直接传导到位于上游的奶农身上。
伊利与蒙牛的奶王之争，完全打乱了整个牛奶行业的扩张节奏，全行业为避免被淘汰的命运，竞相提速。三鹿正是在这种氛围下，相继兼并了本省和山东、陕西、河南、甘肃等省的一些地方性企业，使其成为自己的生产基地。
但扩大生产规模的难题不在于生产线，而是奶源。要扩大奶源，只能鼓励奶农多贷款买牛养牛，但牛奶厂商并不提供相应的管理和资金支持，饲料涨跌的价格风险、奶牛病死的养殖风险、利率浮动的贷款风险全部由奶农自担。奶农根本不具备成本管理能力，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提高出奶率，提高原料奶品质，卖个好价格。
三鹿等牛奶厂商本可以提高原料奶价格，但恰恰相反，受制于终端市场的价格竞争和对于包装商、渠道商、广告商的谈判权，他们也只能想办法压缩成本，在内部成本压缩空间消耗完毕之后，自然会向处于弱势的奶农下手，想办法压制原料奶收购价格，挑剔原料奶品质。
在2007年之前，牛奶厂与奶农还能保持一种低利润的微妙平衡。但2007年下半年以来，饲料价格的上扬与利率的上调轻易撼动了这一局面。
2008年年中，饲料价格已从2007年每袋90元上涨至140～150元。饲养成本的急剧上升，使奶农完全变得赔钱赚吆喝，在原料奶中兑水、乳清粉等成为普通现象。
三鹿全然没有意识到牛奶收购价格过低的潜在隐患，反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原料奶掺假现象视作公开的秘密。
在高速扩张中，三鹿没有大肆投入进行广告宣传和市场推广，而是采取价格战，企图迅速抢占农村和贫困地区的中低端消费市场，这使得其必须进一步压低前端的原料收购成本，不断压榨奶农和奶贩的利润。
三鹿在当地的鲜奶收购价一般比蒙牛、伊利低3％～5％，而要想让奶农低价卖奶，放宽奶源质量检测要求就有了心照不宣的可能。更致命的是，三鹿在自身奶源远远不够的情况下，通过奶站和奶贩子向散落在各个乡镇、山村的奶农进行收购。而要实现对数百个奶站的实时监控成本巨大，三鹿只能退而求其次，简单化检测方式和标准：只查蛋白质等所谓核心指标，奶站则很快找到了应付三鹿检测的秘密武器：三聚氰胺。
欺上游，瞒下游之后，三鹿本来可爱的牛奶很快变成了可恨的毒奶，不仅毒死了最可爱的孩子们，毒死了三鹿自己，毒倒了整个行业，还捎上了国家信用和消费者信心，真可谓五毒俱全，死有余辜。
冯永明：正业毁于歪脑筋
2008年9月26日，冯永明被伊春市公安机关刑拘，同时被刑拘的还有他的女儿冯丽嘉，两人均涉嫌职务侵占罪。
10月31日，冯永明因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和虚假出资罪，被依法逮捕，从人大代表沦为阶下囚。
冯永民一手创办的光明集团，也问题重重，面临退市的危险，等待政府救援。
今年55岁的冯永明原本在伊春市五营林业局木器厂做木工学徒，1979年当上伊春市消防器材厂厂长，并将这家濒于破产的小厂带出困境，组建了家具生产车间，为冯永明日后开办家具厂奠定基础。
1985年，冯永明与港商合资办厂，创办伊春市第一家中外合资生产型企业——伊春光明家具有限公司，从此改写了林都伊春只输出黑粗木头的历史，“光明家具”斐声海内外。
冯永明在产业多元化战略的指引下，通过组建企业集团、实施股份制改造等一系列举措，将光明集团从单一的家具企业，发展成为集商贸业、信息业、制药业、化工业、交通器材业、旅游业为一体的多元化发展集团。
1996年4月25日，光明家具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国内首家上市的家具企业。此外，冯永明还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第一个实现产品在全国范围销售；第一个实现家具的拆装组合，给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芬兰的进口家具造成很大冲击；最早在行业中树立品牌形象；最早跨地域异地办厂等等。
冯永明本人也因为获得如此多业绩而获得 “中国家具之王”称号，2005年还以5亿元的身价上了胡润百富榜。
然而，和政府部门股权问题分不清楚，想将一切丰功伟绩都据为己有，最终使冯永明落马。
正如光明集团的老员工所说，冯永明最近几年不抓经营不抓管理，一门心思研究资产，已经到了着魔的地步。而在冯永明涉嫌的几项经济犯罪中，主要就是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和侵吞国有资产等四项罪名。
但最敏感的还是冯永明与当地政府的产权之争，冯永明利用“空手道术”频繁扩张、转移股权、消耗资产元气。
1996年光明家具上市之时，冯永明承诺光明集团总股本22200万股中8200万股为国有股份，占注册资本的36.9％，但是这部分股权一直未能正式转移给政府。2006年S*ST光明面临股权改革，由于光明集团占用资金问题严重，清欠难度很大。这时伊春市政府出面，与光明集团达成协议，由伊春市政府出面解决股改所需清欠资金，光明集团才将8200万股正式转与伊春市方面。
据悉，伊春市政府资助的资金共计达到9500万元，其中6000万元以转移支付的名义转与光明集团，而余下的3500万元则是以专项资金名义划给光明集团，以解决大股东占资问题。然而，冯永明并没有按照协议办事，而是想方设法将控股权频繁转移，把所有智慧用在私有化国有股权上。
冯永明一边就股权、股改问题与政府周旋，另一方面以各种名义成立公司，加紧转移资产。
从2000年开始，冯永明陆续在全国各地成立100多家各种名头的公司，并利用光明集团下属公司操作股权变更，进行资产转移。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伊春市青峰农场、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伊春绿时代家具有限公司、伊春光明家具有限公司、伊春林海家具有限公司等26家伊春市当地公司都成为冯永明的棋子。
随着成立名头公司的增多，冯永明的花样也日益翻新。伊春光明家具有限公司、伊春森林家具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的性质，被冯永明悄然变成了外资企业，许多国有股份就这样被转移为外资所有。而伊春光明纸箱制造有限公司，伊春金鼎家具有限公司、伊春金丰投资有限公司则被冯永明变更为民营企业，光明集团的部分股份也因此转移到个人控股公司名下。
另外，冯永明还将光明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北京利玛软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连云港跃林经贸有限公司、北京光明兴佳商贸有限公司、光明集团哈尔滨家具有限公司等20家外埠公司以各种名义转化为外资或民营性质，并悉数往里转移股权。
就这样，冯永明在没有出资一分钱的情况下，靠四处借贷和政府出资打造了光明集团，并绞尽脑汁将S*ST光明的股份非法转移到自己名下，在与政府长达10余年的博弈中，最终败下阵来。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冯永明交由公安机关处理，一个原本优秀的企业家就这样落马了。
飞跃：好产业毁于好大喜功
2008年，位于浙江台州的“全球最大缝纫机厂商”飞跃集团洗了一个“冷暖浴”：3月，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面对媒体侃侃而谈，介绍飞跃的先进经验；4月，却传出了飞跃集团因欠下银行、民间借贷人10多亿元，遭遇群起索债、濒于破产的消息。
作为台州的标杆企业，飞跃一倒，不啻于行业地震，其下游上百家零件供应、配套企业以及相互担保借贷的公司，将唇亡齿寒，一损俱损。因此，飞跃呼救声乍起，政府各方纷纷施以援手，出面协调。目前，飞跃得以苟活，但已步履蹒跚，变数仍在，随时可能再倒下去。
民营企业飞跃集团曾经光环无数，其当家人邱继宝当年白手起家历尽艰辛的创业故事至今仍为人传颂。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邱继宝用当鞋匠挣来的积蓄以及贷款300元起步，一头扎进缝纫机行业。27岁时，他曾背着飞跃勇闯广交会会场，不但没有进去，反而被保安扣住罚站半个小时。
但广交会之后，邱继宝通过香港经销商提供的信息，成功地将飞跃缝纫机打入拉美地区，飞跃走向国际市场，开始了产品国际化的征途。
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邱继宝利用其他国家货币贬值，出手收购日本工厂，购进高新技术设备，引进外国专家，提前两年实现了装备自动化，多项产品获得国际认证，获得了进军欧美高端市场的通行证。
历经20余年发展，飞跃成长为资产数10亿元的大型现代化民营跨国企业集团，“飞跃”60％的产品成功打入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缝纫设备制造商。至2008年，飞跃集团拥有18家海外分公司、22家国内销售公司和500多位外籍员工。
邱继宝本人也因此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民营企业杰出代表、中国制造业十大创新人物等众多荣誉。
2001年，朱镕基总理考察浙江，听了飞跃集团的发展史，他幽默地夸邱继宝是“国宝”。邱继宝和飞跃因此成了台州市的招牌，温家宝、曾庆红等多位国家领导人来浙江视察时，也都曾行至台州，到飞跃观摩。2007年胡润百富榜上，邱继宝以25亿元资产居第328位。
可是如今，巨额负债却几乎扼住了飞跃的喉咙。
邱继宝把这归咎于应收账款。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纺织业出口萎缩，飞跃的海外订单大幅减少。“纺织轻纺一出现困难，马上影响到我们装备行业。到年底就收不到钱，机器都拿不回来。”上游纺织行业的萎缩，拖累了下游的缝纫机行业。
经济大环境的萧条，导致缝纫机企业整体的日子都不好过。但为什么最先受到挑战的是身强力壮的龙头大哥飞跃呢？
台州市缝制设备行业协会给飞跃开出了一份颇为公允的“诊断报告”，报告中，飞跃集团的问题被归结为“近些年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国际化等方面投入过大、战线过长”。
而这都是名声惹的祸。
随着邱继宝名声日隆，从企业家向产业家转型的欲望与可能均同步上升。
邱继宝向外宣布：到“十一五”末即2010年，飞跃要实现销售产值270亿元、进出口总额15亿美元、利税15亿元。
为此，飞跃多年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投入技术改造，征地、建厂房，国外开分公司等等，投资巨大，资金基本靠贷。而自从2002年当选“十六大”党代表之后，这位台州民营一哥进银行拿贷款就如履平地。
但邱继宝还没等到产业升级、规模扩大的回报期，市场就已进入寒冬。汇率的变化速度很快，企业的升级和转型根本不可能与之同步。邱继宝不停地跟人民币赛跑，没有时间喘息，最终飞跃每年的利润还不够还利息，以至于不得不求救于以角计息的民间高利贷。
当银行开始“抽贷”而民间债权人闻到气息也开始“逼债”之时，飞跃的现金流两头抽紧并愈演愈烈，飞跃的资金链终于绷断。邱继宝——这个顶着无数政治光环的商人，则被追债人堵个严实。
邱继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反思说：“我就是太相信规模经济、园区建设、先进装备、新型工业化、国际化万岁、出口万岁。但这些东西投入巨大，不等你产出，费用已经把你压垮。”
中港：万丈高楼填不平无底洞
在房地产寒风之中，中港率先倒下，而且倒得突然，倒得离奇。
2008年10月，浙江中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地产开发公司高层集体消失，上演了国内第一例成规模的房地产公司老板跑路事件。公司法人代表厉鸥和集团实际控制人丁庆平携巨款“人间蒸发”。中港地产负债2.6亿元、民间借贷逾1亿元的消息爆出，一时间人心惶惶。
中港地产并不是寻常皮包公司。恰恰相反，它在浙江金华颇有名气，董事长丁庆平更是当地响当当的人物，曾是第九届、第十届浙江省政协委员，并任多个要职。
丁庆平早年在义乌做建筑装潢起家，后赶上金华经济发展的飞跃期，坐上“顺风车”而混得风生水起。
1996年，中港地产成立，注册资金3600万元，成为一家拥有省级房地产开发二级资质的综合经营公司。此后，其开发足迹遍及杭州、义乌、金华、上海、南京等地，凭借优质的高档小区名声渐起，跻身金华市50强民企。
2003年10月，以中港地产作为主营子公司的浙江中港集团成立，注册资金5200万元，下设7家分公司，兼顾房地产开发、装饰施工、物业管理等多种行业。作为知名房企，中港地产头顶“中国房地产先进单位”、“金华市十大品牌房产”等众多光环，浅水湾项目不断受到热捧，可谓如日中天。
尽管近年金华房市不温不火，中港的生意照样做得热火朝天。2006年底推出的浅水湾三期房已悉数售空，国庆前刚建到8层的四期房也销售过半。既然如此，巨大的资金黑洞又从何而来？
由于融资需求旺盛，而银行存款利息偏低，民间资金充沛的义乌，盛行通过互相担保来筹借资金做大事业。企业资金紧张便借高利贷，盘活后再外放，担保关系盘根错节，从亲朋好友间的拆借，逐步发展成庞大的借贷圈。丁庆平身在其中，也难以免俗。
早在几年前，他就打上了民间高利贷的主意。当时房市正火，高利贷的利息也不像现在这样高得离谱，所以资金链并不吃紧，中港一路凯歌。
然而，今年房产业遇冷，资金短缺状况前所未有，昔日高速扩张的企业们一夜之间陷入困境，中港也难以独善其身。担保企业泥足深陷，拆借利率水涨船高，昔日的“聚宝盆”变为今朝“催命符”。
今年7月，义乌明星企业金乌集团老板张政建因高达14亿元的民间高利贷无法偿还而逃往海外，为其担保的中港更是有苦难言。中港的财务人员透露，尽管公司账面上给金乌的借款担保只损失了500万元，但丁庆平很可能还以个人名义为其担保，且金额不在少数。
为解燃眉之急，丁庆平再次动了连环担保和高利贷的歪脑筋，在义乌借了4000万元的元高利贷，再去其它地方借款还贷，拆了东墙补西墙，企业的资金链彻底断裂。这笔4000万元的高利贷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断送了中港的一线生机，也促使丁庆平策划外逃。
9月中旬，中港名下的多辆汽车过户给私人，公司资金大量异常划出。
9月27日，向来吝啬的丁庆平意外地组织公司全体员工去三亚游玩。去机场前，丁庆平和妻子厉鸥找借口留在公司。等员工从三亚回来，夫妻二人早已逃之夭夭。
中港房产中厉鸥占股22.22％，中港集团占77.78％，而在集团中，厉鸥又占股10％，丁庆平占股90％。整个中港，其实就是丁氏的夫妻店，下属子公司也完全受两人控制。厉鸥把集团和子公司的财务牢牢握在手里，划拨转账都由她一人说了算，工作人员全然成了摆设。
此外，丁氏夫妇还在高层中安插了不少亲戚和亲信，其中一家子公司的法人代表正是丁庆平的司机。在家族式管理下，夫妇二人俨然是集团内的“土皇帝”。甚至在和购房者签合同时，厉鸥都不用公司的图章，直接盖上个人私章了事。因而事发前，没有人能发觉公司的异变。
如今，丁庆平潇洒地拍拍屁股走人，留下的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浅水湾项目中，农民工工资尚未付清；楼盘从工业用电转换成市政供电耗资不菲；一、二期业主多半还没拿到房产证，在建的三、四期房，也被一房两卖甚至三卖。
太子奶：对赌容易赌对难
在被陆续爆出资金链紧张、工厂停产、员工工资停发，拖欠经销商货款等一系列问题之后，太子奶的归属问题如今也成为焦点，多数媒体认为是与国际投行的对赌协议造成了太子奶如今的困局，但回顾太子奶的发展历程，它的夭折更多地还是急于求成、不自量力所致，在上赌局之前并没有盘算好自己的本钱有多少。
1993年，借毛泽东诞辰百年之际，李途纯靠做挂历生意挣了第一桶金，接着便开始四处寻找投资机会。1995年，在深圳，一次偶然机会李途纯喝到了一种叫做活菌奶的乳品饮料，第一次喝这种新鲜玩意儿的李途纯觉得味道不错，想到这可能是一个赚钱的机会，于是根据产品包装上的地址，找到了这家叫做“活力宝”的企业。稍作调查，李途纯发现乳酸菌饮料行业将有着很好的市场前景，就下决心大干一场。曾带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乳酸菌饮料行业第一次高潮的活力宝此时摇摇欲坠，李途纯便趁乱挖来活力宝总工程师盛延岭，于1996年3月在湖南株洲建立了太子牛奶厂，当年11月就正式出品了第一批活性乳酸菌奶饮料产品，在湖南当地销售。
建厂的第二年，李途纯决心把太子奶推向全国市场，不惜血本投下8888万元在央视黄金广告时段夺得1998年日用消费品的标王，而此时的太子奶其资产总额远没有竞标价高，就连去竞标的20万元入场费也是借来的。
1998年，日出牌太子奶作为高科技项目还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在2000年通过了科技部验收，并由此获得科技部提供的财政支持。
之后，太子奶便加足马力，扩大产能，随着北京密云、湖南株洲、湖北黄冈、上海昆山、四川成都五个生产基地的陆续建成，太子奶开始了持续五年销售额翻一番的飞速发展。到2005年，太子奶已经稳坐中国乳酸菌饮料行业的头名，它的销售收入在这一年终于突破了10亿元，利润额也上升到了1亿多元。在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公布的2004年度中国乳酸菌饮料行业排名中，太子奶以76．2％的市场占有率高居行业榜首，已是连续5年市场占有率超过70％。
2007年初，太子奶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轮私募，开始为其海外上市准备。在英联亚太区执行合伙人陈柏松牵头下，英联与高盛、大摩分别以4000万、1500万和1800万美元，共计7300万美元投资额获得太子奶开曼控股有限公司一共30％的股权。受到了国际知名投行的青睐，太子奶开始了上市前的最后冲刺。
同蒙牛一样，太子奶在引进私募股权时也跟投行签订了对赌协议，协议中约定在收到7300万美元注资后的前3年，如果太子奶集团业绩增长超过50％，三家投行的股权将被降低；如完不成30％的业绩增长，李途纯将会失去控股权。而太子奶如今被曝出将遭到外资投行的全面收购正源于此。
虽然与投行的对赌协议成为太子奶股权可能旁落的直接导火索，但太子奶急于求成的发展策略和冒进主义是其走到今天这个悬崖边的根本原因。
自1996年建立以来，太子奶从当年500万元的销售额，到2007年销售额达到10多亿元，连续11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00％，2005至2007年，其三年销售额惊人地增长了1189.66％，因此名列2007中国企业成长百强榜首。这些漂亮的数字使得李途纯牛气冲天，在连续获得外资青睐之下更是放出要做世界500强的豪言，声称在10年后实现集团1000亿元的销售额，其中乳酸菌奶的销售额达到300亿～400亿元，食品类产品、采购业务以及房地产业务则包揽剩余份额，这样的蓝图看上去很美，可以乳酸菌奶饮料这种换汤不换药的产品打天下的李途纯又得卖出多少瓶太子奶才能实现300亿元销售额的天文数字。
或许是国外市场对发酵乳品的过热消费让李途纯看到了这样的希望，因为在日本、欧洲，活性乳酸菌类饮料在所有销售的乳制品中占到80％，而中国发酵乳品只占整个乳品市场份额的15％左右，其中乳酸菌奶饮料更是不到5％。
但太子奶的产品线至今仍局限于概念的复制，至于其“每瓶含180亿活性乳酸菌”的提法更是被专家认为可笑。产品的单一本无过错，多少大企业都是从一种产品做起，然而太子奶一直以二流形象只在二三线城市挣扎，既禁不起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考验，更禁不起蒙牛、伊利等厂家跟进带来的冲击。
太子奶多年的资金积累几乎悉数用于产业扩张，再加上对房地产等暴利行业的觊觎和盲目投资，太子奶2008年手头很紧。随着银根紧缩，尤其是三聚氰胺引发全行业危机，太子奶与国际投行的赌命协议铁定完不成。
上一次，蒙牛赌赢了；这一次，太子奶赌输了，而且输得很惨！
唐华：落后加落后只会更落后
陕西国企迄今最大的破产案终于在2008年10月24日有了结局，唐华集团政策性破产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其下属5家老企业被法院宣告破产，5家新企业在此基础上成立。唐华集团全称为陕西唐华集团纺织印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由总部位于北京的央属企业华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承债方式兼并而成，下属包括西北国棉三厂、西北国棉四厂、西北国棉六厂、陕棉十一厂、西北第一印染厂。
唐华进入破产程序后，西安市国资委通过财政拨款方式出资4100万元，在5家老企业的基础上成立了5家新企业，最大的4家企业注册资金也各只有1000万元。这与唐华集团新成立时的欢欣鼓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更无法比拟五家老国企昔日的风光。
唐华集团成立于1999年8月10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之为我国西部纺织行业资产重组中采取的重要步骤。甫成立的唐华集团拥有纱锭25万枚、布机5444台，年生产能力为各类纱线2.89万吨、布1.55亿米，资产总额13.26亿元，在职职工1.8万人。
华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隶属于纺织工业总公司，而其兼并的西北国棉三厂、西北国棉四厂、陕棉十一厂、第一印染厂均是我国“一五”期间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国有大型纺织企业。在这种背景下，唐华的市场力量自然不能小视。
唐华集团当时宣称，新的股份公司成立后，将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和设备重组，在充分发挥各企业原有优势的基础上，致力于开发家用纺织品、服装、装饰等高档次、高附加值的系列化产品，同时开发高科技和纺织品进出口贸易项目。
遗憾的是，唐华集团的这些愿望一直就没有实现过。
2007年8月，国务院将唐华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列入政策性破产行列，并在今年7月22日正式移交西安市。由后者组织实施唐华集团政策性破产工作。
在被当地法院宣判破产之时，五家下属企业中，唐华一印已全面停产10年，职工全部靠领取下岗生活费维持生计。唐华六棉部分停产，大华公司、唐华三棉多年来亏损严重，随时面临全面停产的威胁。唐华四棉目前尚可维持生产经营周转，但计入还原债务利息后，也已亏损严重，生存艰难。
实际上，在唐华集团成立后，其重组的5家企业并没有因之而有起色，之前的病根也没有消除。1999年重组的根源在于纺织行业“压锭减员、兼并重组”的产业结构调整，当时陕西纺织业开始出现连年亏损局面。
最早陷入困境的是唐华一印，即原来的西北第一印染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该企业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大环境下被淘汰，于1997年7月28日全面停产。并入唐华后，其仍然没有找到发展方向。
唐华一印在业务开展上也裹足不前。1999年4月其与山东滨州印染厂合作，先后投入1200余万元启动生产，但因严重亏损于2000年12月第二次停产。2001年2月又与香港某公司尝试了“外资租赁”，但两个月后又出现了200余万元的亏损，合作再次失败。
连续启动生产失败，使唐华一印彻底被抛弃。此后该厂只能以出租厂房的方式生存。2002年开始，该厂通过变卖设备，彻底退出了纺织行业。至2007年，厂区已模仿北京的798工厂，变身为纺织城艺术区。
状况最好的是唐华四棉，即原来的西北第四棉纺织厂。在重组后，四棉加大了设备改造力度，先后投入资金近1.4亿元，开展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工作。先后更新和新装细纱机121台、国产倍捻机13台，引进日本村田21C型自动络筒机3台，安装双浆槽浆机3台，引进日本津田驹喷气织机213台。
但相比于东部省份纺织企业的投资规模，唐华四棉只是小儿科。根据陕西纺织协会的统计，唐华下属企业十年来的总投资规模严重落后，制约了企业的技术改造、规模扩大和产品的升级改造，其纱锭总量甚至不如山东的一个民营企业的三分之一。
唐华虽然拥有四家大型纺织企业，但在管理上，仍然难以迈过国企传统的弊病，四家企业各自为战，并没有形成集团优势。陕西省纺织协会秘书长李昭力认为，其企业管理理念和方式没有根本转变，还是套用过去的模式，行动缓慢跟不上市场节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