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 “我认为中国处于最有活力的发展阶段，绝不亚于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我30岁时见证了美国的活力，80岁时有机会见证中国的活力，于人生而言，这当然是很有意思的。”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业与增长理论的奠基人，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埃德蒙·费尔普斯在2013年9月访华期间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经营报》：在你的新书《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中提到，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也是复杂的。经历快速发展的阶段之后，你认为中国在实现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亟须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埃德蒙·费尔普斯：从生活中的体验来讲，我对中国人的勤奋、谦虚和努力感到震惊。中国经历的几十年高速发展得益于出口繁荣。我认为，未来仅仅依赖出口的模式并不行得通，中国应该把钱花在创新上，创造更低成本的产品，提高生产效率。若中国要实现持续高速发展，中国必须创造提供更多产品的路径。
《中国经营报》：谈到创新，中国政府一直在这方面进行努力。有人说中国目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扩大内需？你是否认同这个观点？ 埃德蒙·费尔普斯：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不认为中国需要更大的消费需求。消费需求这个问题与工资提升无关、与扩大就业无关，只与国家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升有密切关系。所谓扩大需求的目的，就是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创新产品，这就要求国家利用更多的资源去创新。如果中国把所有有限的资源都用在扩大消费市场上，那哪有资源用来创新？哪有资源用来投资创造更多新产品？我认为“促进消费市场需求是最亟待解决的问题”这种导向是错误的。中国确实需要更多的投资，但是更需要在产品研发阶段的创新上进行更多投资；中国确实需要增加出口，但是更需要在出口产品上进行创新。 《中国经营报》： 在中国发展步入转型和调整并举的新阶段，如何来激励并让中国的企业家来推动创新？ 埃德蒙·费尔普斯：创新依赖于整个系统。有创新构想的人和企业只是开端，要获得良好的发展前景，社会还需要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判断是否值得开发，是否应该投资某个推荐项目，在新产品或新工艺开发出来之后，还需要判断是否值得尝试推广。 我们必须理解经济活力的概念，它是创新背后的深层动力与制度的综合体：革新的动力、必要的能力、对新事物的宽容度以及有关的支持制度。19世纪兴起的现代经济在物质和非物质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杰出的成就来自新力量的崛起——经济活力。焕发这种经济活力的因素是新的经济文化，其必要的滋养物则包括代议制民主以及多次文化革命，如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巴洛克时代的活力主义和启蒙运动时期的现代主义。代议制民主确保了财产权利，促进了自立精神和社会参与。利他主义、活力主义和现代主义则促使人们走向世界，通过创新活动寻找生活的意义。由此建立起来的文化和经济制度催生了人们从事创新的愿望和能力。 但发端于英国和美国的现代经济似乎很随意地停止了扩张的脚步，德国成为最后一个现代化国家。为什么现代经济没有发展到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毫无疑问，自主创新在这些国家的某些产业的确有所发展，但困难在于这些国家的广泛活力的迹象表现得太晚，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它们追赶领先国家的创新的结果。类似这个问题的争论也涉及到了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如今的中国大陆以及印度，它们的经济发展有多少源于自主创新，而非通过模仿和应用来追赶？这些经济体也取得了某些显著的创新成就，但很难测算其中的创新活动的广度和密度，当然对任何经济体都是如此。 中国要实现高度的经济活力，就必须确立现代价值观的主流地位，摆脱社团主义的影响。某些中国企业已经表现出创新能力，但也存在各种阻碍。有人说，中国人还远不习惯从群体中脱颖而出，以及在必要时独抗潮流，例如很多大学毕业生希望获得公务员类的稳定工作，而不愿去产业界冒险。中国有漫长的企业家历史，富有创业进取的精神。但必须牢记，寻找机会的企业家和创造机会的创新者并不是一回事。 《中国经营报》： 有人认为，西方国家“期望与梦想的辉煌历史”已经谢幕。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西欧大部分国家则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经济都已接近停滞，你是否认同这个观点？西方国家能否恢复黄金时代的高度活力？ 埃德蒙·费尔普斯：这个问题很少被讨论，近年来的金融危机吸引了大家对这个话题的关注。不过，若干国家头上笼罩的财政危机阴云可以追踪到经济停滞的根源，包括美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在金融危机中，银行的误判加速了欧洲国家的财政赤字膨胀，也鼓励美国官方鼓吹和加剧了房地产泡沫。如某些经济学家所说，西方国家要恢复进入停滞期之前的就业水平、包容度和工作满意度，必须找到办法结束这种停滞状态。其解决办法的确应该是加速创新。比如，可以对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改革，以发挥其在创新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可以对过度监管和政治拨款进行限制，使各类企业能重新获得创新的自由和激励。可以重建财政纪律性，减轻企业对税收分割利润的担心。但如果没有文化作为支撑，仅靠这些措施是不够的，甚至也没有被采纳的可能。高活力经济的特征是从草根阶层向上蔓延的一种开拓的精神。这种草根精神由鼓舞人们追求丰富生活的现代价值观和信仰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