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新媒体的理解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做客由网易商业、网易财经、网易科技联合推出的首席访谈栏目，今天做客的是何力，他在《经济观察报》曾经先后担任过总编辑和社长职位，现在新的身份是阳光媒体集团大中华区新媒体事务总裁。所以此次访谈会主要集中在新媒体和对于新旧媒体的研究上。
何总可以谈一下，现在和以前的工作性质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正式到阳光媒体上班？
何力：时间不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应该说总得来讲，不管是新媒体还是老媒体，内容业务是一个核心业务，这是第一层面的元素。
何力：但是可能需要纠正的一点是，我们过去做纸媒或者做传统媒体的人，包括我个人在内，曾经有一度，可能以为新媒体是一个伪概念。过去我们觉得，那不就是传播技术的变革吗？过去内容是印在纸上，后来内容放到天上去了，内容放到网上去了，内容放到手机上去了，与其说是新媒体，不如说是新的传播介质，核心是传播的东西本身是什么，有没有灵魂，质量好不好，量大不大，能不能满足相对受众的需求。但随着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包括我到阳光媒体来以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实际上这样的看法应该说是片面的。
何力：首先，如果我们认为纸媒体或者传统媒体内容简单到平移到新的平台和介质上去，那是没有出路的，或者说，那是对新媒体的误解。
何力：因为它看上去好象是平台的变化，或者是一个传播手段、传播技术的变革，但是就传播业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种变革一定会反过来影响内容的生产，包括内容如何产生、内容生产的组织、内容产品的标准，都会带来深刻的变化和影响。
何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媒体一定不是旧媒体内容简单的平移上去，仅仅是有一个壳，或者直接有一个新的传播介质和手段，不是。它确实是随着传播介质和手段，也就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变革，对整个内容的生产。甚至新媒体公司的人力资源结构、文化、智力结构，都应该和传统的纸媒公司不一样。
何力：也许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或者华盛顿邮报都像我那样（正装），但是Google的员工就应该像你这样（休闲装），包括产品标准，甚至语言，语言格局和语言表达方式都不一样，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挺大的一个体会和感受。
何力：千万不要把新媒体简单理解成一个介质的革命，特别是传统媒体的人也不要觉得自己很懂内容，带着自己这种很懂内容的心态，把内容放到手机上就是手机报；我们是做电视的，做了很多电视，把电视内容放到手机上就是手机电视。我看到最近一些声称手机报或者手机电视这类的产品，我看了以后，觉得其实还是有问题，问题就是简单平移是不行的。
何力：就拿手机来讲，这样一个平台或者新的介质，它的特性究竟是什么？它的人们是在什么状态下把手机作为媒体、信息终端或者娱乐工具？它是什么样的特性？这些东西可能都会影响在上面跑的内容。
何力：我们简单把张艺谋或者谁谁的大片，两个小时的电影放到手机上，可能是有问题，也许短片更适合放在手机上？包括游戏，是不是小游戏更适合放在手机上？内容也是一样，什么样的新闻？
何力：包括音频产品。因为手机的MP3格式其实已经很成熟了。它的视频应该以什么为主，文字和音频产品应该有哪些变化。
何力：比如我们今天听广播，大家知道播音规律，要求一分钟多少字，语速是多少，那么在手机上将来听所谓的手机转播，是不是不应该定这样的标准？应该更新一个标准？文字也是这样，我们汉语中有大量的形容词和副词，我们过去在杂志上写文章的时候，要文章的华美就会弄很多复合句，很多的形容词，在手机上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一个标准？这上面有很大的空间去想。
主持人：您最近有没有想出什么具体的？
何力：因为《新周刊》的封新城是我的朋友，他们北京这边的胡纠纠最近约我写一篇文章，谈一谈新媒体，12月1日新周刊就把稿子登出来，我当然也是半开玩笑地说，“其实就我个人对新媒体的理解，方方面面大家肯定有很多说法，但是如果简单说，其实我文章里讲的所谓新媒体，其实就是用户要造反了。”
何力：因为事物发展是分阶段的，新和旧确实是不仅仅有技术上、内容上的区别，其实更重要的还有整个时代背景和社会变迁的大环境背景，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的。
何力：显然，我个人看，现在确实进入到一个阶段，相对于过去，比如内容传播几乎是由一些所谓职业人士主导和控制。
何力：那会儿的受众参与就是读者来信，最多就是这么一种形式，显然受众的参与度是很低的，内容主要是这些人提供的。传播的时间、地点、方式也是由这些技术条件和这些人决定的。包括新闻本身，或者消息、内容本身，每天发生那么多事情。
何力：举个例子，比如说传统媒体到年底经常喜欢梳理总结上一年的新闻，我们这些所谓的职业人士就去想，去年最重要的事儿，我们认为应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公众是不是也这样认为？或者说公众，更广大范围内的用户，他们的日常生活，平时的思考，在饭桌上、家庭里是不是他们关心的热点和新闻？是不是他们认为去年的热点新闻？不知道。
何力：技术上也是这样的形式。其实我在那个文章里提到了一点，所谓的“用户造反”简单地说就是在今天，内容的生活用户想参与了，这就是我们原来说的所谓新媒体，特别是web2.0时代的内容，用户要自生产，自媒体。
何力：我个人认为，实际上这是将来会有一个新的平衡而已，既不会让原来的传统新闻从业者都失业了，内容全是用户自己做的，像u2b那样的那么多的视频。
何力：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新的平衡，但不管怎么说和过去相比，在内容生产上，用户的参与程度一定比过去多了，而且加深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应该是一个共识了。
何力：第二，信息的选择性一定比过去更有针对性，因为社会，拿人民大学俞国明先生的话说就是社会在多元化、碎片化，过去是一个整体，大家都是一个声音，现在是有不同的声音。
何力：事实上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贫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思想、文化、观念、教育程度，所以不可能有一种，信息要有针对性和选择性。
何力：房地产界有一位先生叫任志强，任志强先生成为大家批评的对象，但其实我相信，所有理性的人，包括我个人在内，如果私下跟任志强沟通就会觉得任总讲的很多话很有道理，但可能政治上不正确，这个“政治”上的含义不是学术上的政治政策，是说，你要分场合嘛，你要分时间地点和条件嘛。
何力：你记得鲁迅当年有篇小说讲，人家家里喜得贵子，我们去庆祝人家满月，你到那儿说，这孩子是不错，但早晚有一天会死的。他说的是真话，是早晚有一天会死，但你怎么能在人家庆祝满月的时候说早晚有一天会死呢？
何力：所以任总的很多话也是有道理，或者说在一个层面上来讲是很有道理，但需要时间、地点和场合。那么我们今天新闻传播除了用户参与以外，用户也要求针对他们的需求给他提供有针对性的新闻。
何力：第三，用户的造反体现在话语权利。因为传播业讲舆和论，我们把舆理解成信息，论理解成声音、观点、立场、评论，基本上过去媒体是自上而下的过程，话语权也比较集中，今天用户受众本身要参与，要发表意见。
何力：我们看很多网上，包括网易在内，一个重大新闻的后面总会有一个调查，你赞成还是反对，就是公众要把话语权表达出来。
何力：有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发现，他们不仅在新闻选择上会注意到来自于网络的，而且在言论和观点立场的选择上，他也注意观察那些blog上，很多人blog上是什么看法，要注意那些社区网站，他们的声音和倾向是什么。所以话语权显然要分享，过去由只是媒体控制变成用户来参与分享。另外传播的边界也是要逐渐打破，用户也要参与到传播活动本身去。过去是单向的，现在可能需要双向。
何力：另外用户要求接受信息的平台要更平滑，要“无缝”，要随时随地和他的界面非常友好，这个用户对传播业和信息接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何力：最后我还想加一句，用户的造反可能还体现在，一切的一切（刚才所说的除外），还有一条就是免费，最好还是不要花钱。所以其实我们把这些内容特征仔细想想，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新媒体内容生产应该具有的一些特点。可能接下来需要解释的是“凭什么？”
主持人：对，为什么要免费？媒体也要挣钱啊。
何力：凭什么？我们可以问两个问题，比如说凭什么用户今天获得了这样的权利，或者说获得了这样的一种选择？你要造反，你造反的根基是什么？是受压迫太重了？还是时代和社会的变迁？
何力：如果简单讲，其实就是技术的进步，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这些技术进步给了用户这样的武器，或者给了用户这样的手段。
何力：所以从大的经济学上讲，确实，任何一项技术的进步都是改善了消费者的福利。信息技术导致了整个传播业的变化和进步，它给了用户这样的武器，这个武器的实质简单说就是信息传播过程之中的效率和过去比确实是高很多。
何力：报纸也好、杂志也好，你写下来、印出来，你还要把这个东西送到用户手里去，在家不在家，什么时候送？送就要产生人力、物力等等，从经济学的划算程度上讲，它的效率就不如把东西放到网上，全世界的人，只要他能够连上互联网，在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看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媒体的效率比传统媒体显然是高的。
何力：第二点，新媒体的成本和传统媒体比较起来，特别是边际成本，就是所谓的随着用户规模扩大而摊到每个人身上的成本，这和传统媒体相比是大幅度地下降。
何力：网易买了这么多服务器以后用户在增长过程之后摊到每个用户上的成本和费用，和传统媒体，比如报纸，真的是每增加一个用户就得发行一份报纸，一份报纸纸张加印刷费，加物流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何力：所以这两个因素都导致了传统媒体效率和新媒体比较起来确实是在下降。新媒体的用户有了这样一个技术平台。或者说新的信息技术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它叫“吸铁石”，去寻找有相同偏好的能力，也是传统媒体没法儿比的。
何力：举例来说，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爱好，喜欢养某种宠物，或者喜欢轮滑，我没有办法办一个轮滑报，北京有一千多万人口，可能喜欢轮滑的有十万人，我不太好找他们，我用传统媒体的办法登广告，在户外登广告，但怎么去找呢？但是新兴媒体或者互联网媒体有这样的优势，我办一个轮滑网站，用户少的时候我的成本和费用，或者叫边际成本是很低的。
何力：我相信网易也是这样，它的成本，比如我买服务器也好或者招人也好，是随着用户多就大，用户少的时候就小。所以新信息是固定成本不高，主要是可变成本，可变成本是随着用户来增减的。
主持人：不过门槛非常高。
何力：对，门槛非常高。门槛高我觉得和技术有关。比如办一个轮滑的网站，换句话说就是把这个城市喜欢轮滑的人“吸”出来和找出来的成本比传统媒体的方式还要低，因为他可以等，有人喜欢轮滑慢慢慢慢就可以聚集在一起，这就是新的媒体技术带来的。
何力：但归根到底，确实是效率更高。效率更高那就意味着更快、更便宜，特别是摊到每个用户平均的钱是这样的。
何力：那么对于传统媒体来讲，当有一个效率更高的媒体出现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我原来是用马车来运输，后来有了蒸汽机车以后它比我效率高了，运输这件事肯定都还有人要做的，对于马车运输来讲，它就有几种可能选择，第一种就是不干了，因为它竞争不过蒸汽机车，所以就歇了；
何力：第二种，降价。马车运输虽然比火车慢，但是我非常便宜，如果你能做到你就能生存下去。比如最近在英国，包括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开始流行免费报纸，都市里的地铁报这种免费报纸，你的要求是，如果你要生存的话，你的信息采集成本和费用就要严格控制，报纸印刷所有的成本都要控制，使你的成本下降，免费了，这样就可能有一些生存的空间或者重新建立竞争关系。
何力：还有一条路，马车，现在我们看到依然有很多马车很好，在什么地方？在旅游景点，在观光的地方，弄得非常非常漂亮，功能改变了。它就是说，我不仅仅赋予运输功能，还赋予它观光功能和其他功能，OK，这对于报纸和纸媒也有这样的，还是保持原来的价格，但是我赋予它的功能，内容的提升上了一个台阶，那它的性价比就更加合理或者比过去合理了，那么用户也还会去选择。
何力：所以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当一个效率更高的竞争体出现的时候，对于效率相对低的就是这样的选择，要么退出，要么我也提高效率，一是把成本压住，二是提供更多更丰富的服务或者附加值，除此之外我觉得可能没有更好的选择。
主持人：您在传统媒体做了17年，这也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请讲一下您过去的经验，比如您在《中华工商时报》这段时间对您的促进是什么？
何力：应该说中国的商业新闻或者财经新闻最早的历史和《中华工商时报》确实是分不开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应该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和财经新闻吧。
何力：因为既然经济是计划，所以我现在很深的印象就是在工商时报的时候，当时我们的总编辑丁望先生带领大家真正进入到一些所谓的商业和经济新闻，当然这和时代的变迁有关，因为他是1989年年初开始试刊的报纸。
何力：我印象很深，当时那会儿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冬天的时候老百姓吃的大白菜正处在由政府来控制价格、控制流通到逐渐市场化的进程之中，当然今年已经完全市场化了，白菜爱卖多少钱，卖得掉卖不掉跟我没关系，这是市场调节的过程，但是当时还处在过渡之中。
何力：现在财经杂志的联合主编杨大明当时就是负责市场部做大白菜的系列报道，在这个变革之中看到市场化的因素逐渐增加。我记得我在90年年初也做过一些报道，那个时候汇率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动，人民币和美元从1元美金换2.7元到3元多，那时候也有这种变革，这种变动对进口商品就有影响，我们作为工商时报的记者，那会儿终于不像过去计划经济下的经济报道，都是采访政府，采访国家计委，我们真的把采访的触角放到了商场和市场。
何力：我印象很深，那时候人民币汇率一变动，大概从2.7元到3元多的时候，我就记得一拨人要去国家外汇管理局这样的机构，但是有更多的人去了西单商场，那时候中国老百姓城市里开始要买录像机，那会儿录像机都是进口的，中国人不能生产，价格和汇率变革是有关联的，大家就去问录像机这批货多少钱，将来价格会不会有变化？
何力：我就觉得那可能真的是80年代末开始关注所谓的市场形成机制或者市场决定价格，通过市场来报到新闻。这是给我印象很深的一点。
何力：另外在丁望领导下在工商时报工作的那几年里，就觉得这样一个职业，确实有一些特殊性，首先你是不是热爱生活，对周围的事物感兴趣，另外它确实需要一些，怎么说呢，有很多，新闻是一个一个的事情，你是不是发自内心地给予关注，你有没有更大的愿望或者说希望这个社会通过你的新闻报道能够不断地改革、变化，向好发展的过程，或者说有这样的期许，在你的内心里。这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主持人：您经历了第一次新闻的改革。
何力：是，在中国最早的有商业新闻，或者是市场经济新闻，因为在过去没有，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政府预先定好指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