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尚德破产重整的一个警示
张华强 当财经评论人士关于“尚德破产：政府、企业家都有罪”的观点发表后，另一位具有政府背景的专栏作者对政府之“罪”不以为然。那么深究企业之“罪”当不可避免，这使人很容易想起去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向东是大海》，浙商恒通钱庄坚守的一条原则：不与官做。尽管“不与官做”需要作出新的解释，但昔日的光伏标杆如今成为“产能过剩”的牺牲品，尚德的命运无疑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企业不能做大做强的牌全部押在政府的扶持上。 多元化资本并非都信腾挪神话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无锡尚德的破产重整显然出乎创始人施正荣的预料。当无锡尚德于3月4日晚间宣布施正荣不再担任董事长一职的第二天，施正荣就发表了措辞强硬的个人声明，指责董事会解除其职务的行为是错误且非法的；坚信如果没有他，国内相关银行不会给无锡尚德提供贷款，无锡政府不会答应由此导致的无锡尚德的破产。其基本的逻辑就是他有政府的扶持。随后的事实说明，政府的扶持并非可以在资本的博弈中有恃无恐。 应当承认，无锡尚德的迅速崛起，施正荣一度成为中国的首富，是政府对光伏产业实施扶持政策的结果。正是因为有类似迅速崛起的开局，业界当初对于在光伏产业的“淘金”才趋之若鹜，力图从中分一杯羹。反观这种现象，那实际上正是中国商业传统中在官商经济的巨大诱惑面前是否选择“与官做”的考验。抗战时期的恒通钱庄坚守“不与官做”的原则，无疑看出了其中蕴含着的极大风险。如果说这只是一个孤案，那么晋商的崛起与其在清末的无奈衰落，早已证明其中的确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红线。山西票号这样的晋商群体诚然具有资金雄厚、网络广泛、注重信誉等自身优势，然而从官商经济中得到特权，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独占金融业鳌头之后，也因对官府的过分依附，为后期的迅速衰落埋下了伏笔。 当然，在当代经济生活中，政府对特定产业的扶持不能简单的与官商经济划等号；但是在获得特权或者扶持后日益脱离正常的市场竞争，对市场信息失去应有的敏感，对风险的判断力退化等所谓的温水煮青蛙效应则是一样的。一方面，与计划经济不同，政府对特定产业或者特定经济行为进行扶持的力度和可持续性取决于对市场规律的偏离能够走多远；另一方面，企业家借助政府扶持，为做大做强进行的资本腾挪一旦形成多元化的资本结构，就会有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多元化资本之间的平衡总有个时间节点、指标限度，市场规律的作用就会顽强地表现出来。事实上，无锡尚德破产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金融界对尚徳公司失去了信心，是资金链断裂的结果。尽管中国贷款机构对于偿债安排和条款通常较为宽容，但海外债权人就不会那么好说话。 施正荣这时候如果还在打政府扶持的牌，那他真的是忘了“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只要他还不能做到绑架政府的地步，他也不可能知道“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以至于事态发展的糟糕程度超出其预料。对于其他投资者来说，则不必知道“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按照资本的游戏规则争取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将无法回避的损失降至最低，才是最佳选择。如果说无锡中级人民法院依据《破产法》裁定对无锡尚德实施破产重整，体现了无锡新一届政府的开明，那恰恰说明了政府扶持有难以克服的周期性，这人们能否追究政府之“罪”无关。 警惕市场扶持中的阿斗悖论 ——我欲乘风归去，高处不胜寒 对特定产业特定行为进行扶持作为一种国际惯例，自有其存在和变更的理由；然而其中总有“阿斗”现身。对于企业来说，在寻求或者利用政府扶持时极有可能陷入一种阿斗悖论：原本具有“阿斗”基因，根本扶植不起来；在政府扶持中“乐不思蜀”，反倒蜕化为扶不起来的“阿斗”。诚如网传巴菲特所问：好行业好产品还需要政策扶持吗？尽管有消息表明巴菲特将接盘无锡尚德，但是有政府主导重整的背景反倒使得无锡尚德成为烫手的山芋。 政府扶持中容易出现一种投资潮汐现象，缺乏技术支撑寻求政府扶持反而更容易在其中受到冲击。从现象上看，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双反调查”是导致尚德破产的大背景；其实，行业内的恶性竞争使得相关产品的价格较高峰期跌去了九成，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才是其真正的死穴。一方面，政府扶持使得投资者一哄而上，造成产能严重过剩；当形势有变时争相降价出逃，可谓一哄而散。由此形成一种典型的潮汐现象。另一方面，这种潮汐现象又是在同质化竞争中进行的，尚德在技术上并没有完全过关，同样陷入被人诟病为“一个毫无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尽管这有低估尚德光伏发电技术有很大进步之嫌，但在发电能效还很低的情况下，即使尚德足够大，在竞争乱相中也难以突围。 面对由政府扶持拉动的资源流动，意志薄弱者极容易产生觊觎心理，欲豁难平中难免受到相关利益主体的啐弃。据尚德内部披露的信息，尚德的管理原来就不尽人意，如果说这与施正荣能力结构中存在着的短板有关，不如说他在“尚德”方面存在瑕疵。其不愿以个人财产为担保换取银行贷款以解尚德的燃眉之急固然无可厚非，但在道义上已经无法以“身正”而正人。尚德董事会突然“解除”施正荣董事长职务，就是为了启动对其涉嫌关联交易的内部调查。2007年1月，亚洲硅业成立不到一个月，施正荣就授意尚德与其签订了长达16年的15亿美元无条件支付合约，购买高纯度多晶硅材料；而亚洲硅业直到2008年12月31日第一炉多晶硅才正式出炉。这种巨额资金的不正常流动，在团队中难免会产生离心力。 企业在政府扶持中做大做强未必就是创业者自己“带大的孩子”，其中异己力量的整合将使得实际控制“物是人非”。在去年的“GSF危机”爆发15天后，尚德公司于8月15日宣布施正荣将不再担任CEO一职，改由公司原CFO金纬接棒。尽管施正荣还想以“垂帘听政”的方式继续掌控尚德，但金纬更多的被认为是在代表国外投资者的利益。因为金纬们看来，让无锡尚德破产对上市公司尚德电力更有利。因为无锡尚德不仅是上市公司尚德电力的主要资产，也是其主要的贷款平台，若抛弃无锡尚德，就能让上市公司的债务危机得到一大半以上的缓解。尽管这就等于把所有的债务问题都扔给地方政府和银行，但事态的发展还是让金纬“如愿以偿”。 消除依赖扶持导致的寄生惰性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在市场环境下既然存在着一种政府扶持的阿斗悖论，那么企业家面对政府扶持的诱惑，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则是必要的。即使不考虑政府官员的腐败，与其在抢食政府扶持的蛋糕中弄得身不由己，不如凭着自己的实力，按照市场规则循序渐进。“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至少在政府扶持的周期调整之前，就与之进行适当的切割。强调以下几点是必要的： 首先，技术瓶颈终究要靠技术来解决，受扶持的企业应当给政府扶持一个合格的答卷。受全球太阳能基金5.6亿欧元债券欺诈案的影响，去年8月尚德危机已经开始爆发。施正荣依然如故，一有问题就给能够提供扶持的“大领导”发短信，“领导被搞得很烦”。这作为科技含量本来应当很高的新兴产业中的领军人物，是不应当出现的问题。欧美的“双反”使得国际市场受阻固然情有可原；但是在国内市场上，太阳能的利用是不是真的突破了技术瓶颈，以至于到了足以商业化的程度？当然，“十二五”期间，国家将继续支持光伏骨干企业做优做强，尚德有望在重整中以新的形式存在；然而，如果在科技创新上没有新的实质性的进展，利用政府扶持继续趟浑水，将很难得到舆论的认可。正如上述那位有政府背景的专栏作者所说的那样，光伏行业出了问题，（靠）国有化（来解决）肯定不是办法。 其次，分享政策红利最终要以适应民生需要为要务，回归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本真。企业的健康发展当然离不开政府正确产业政策的扶持，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并非对政策红利视而不见，而是说不要依赖政府，更不能把政府扶持的优惠当做唐僧肉。如果把政府扶持下的银行授信当做提款机，把摊子铺的过快过大，进行概念操作，那其实是在恶意投机或者圈钱。政策红利是应当服务民生的，但政府并非铁板一块。由于地方利益“诸侯经济”的存在，政府扶持有可能成为地方官员追求政绩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如果在带毒的GDP中推波助澜，那就难逃官商经济的窠臼，对民生反而有害（譬如把污染留在国人）。 再次，创业者在实际控制面前必须告别政治化操作，绝不能发了财失了人心。施正荣以5年的时间成为“中国首富”，所起到的“带头”作用实在不容人们恭维。当金纬接任CEO一职，与施正荣的矛盾激化后，以“一名普通无锡尚德员工的呼声”为名的公开信在各大网站被大量转载，要求“开除金纬”。这很难排除施正荣一方背后操作的嫌疑。如果说这种造势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其董事长的职务随后又被罢免，那就足以说明施正荣头上此前的光环的魅力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大。其实，施正荣更大的政治操作似乎以为抓住了政府的软肋，认为无锡尚德的破产将把众多上下游企业和多家上市公司拉下了水，政府不敢坐视。这种把自己的寄生性当做博弈权重的做法，应当为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家所不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