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小商营家，中商营帮，大商营国。如果说一个地域的高天厚土、山川水脉塑造了一方人民的气质与风骨，其商人群体的奋斗与传承则为这个世界的繁荣与自由奉献了更多的光荣与梦想。 有鉴于此，我们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就榕商群体特征，历史地位，以及其在当今和未来有可能发挥想影响力展开讨论。 杨佩昌：闽南土楼史，就是榕商家族商业史 杨佩昌，德国欧中经济技术交流促进会会长。先后就读于德国莱比锡大学、北京大学，师从于德国经济政策协会主席、德国政府经济政策顾问哈瑟教授，从事欧洲经济政策与中欧贸易研究。 2006年-2007年，杨教授受德国政府邀请前往德国弗莱堡大学从事能源经济研究并担任高级访问学者，担任欧洲应用技术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客座教授并长期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主讲领导力及企业教练课程。 就榕商群体行为特征、历史贡献、未来的地位和影响等相关问题，杨佩昌先生接受了《中国商人》专访，以下是此次访谈实录： 中国商人：作为东南亚地区海上贸易的重要门户，福州一度享有“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近代海军摇篮”、“中国工业、科技策源地”等诸多美誉。今天的榕商也大致继承了这一历史特色，我们看到全国有不少福州商人，其企业实力相当雄厚，企业家人则很“低调”。从企业家行为和心智模式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形成这种群体特征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地域、传统还是其它现实层面的因素？ 杨佩昌：我认为主要是由于榕商文化所造成的，当然外部的环境和其它因素也使榕商们喜欢保持低调。榕商是闽商的一个分支，闽商是一个外来的群体，这就注定了他们保持低调的性格，从而形成了特有的商业文化。纵观榕商的经商历史，福州人素有“走四方、闯天下”的传统，足迹遍布全球各地，数百年来，一批又一批福州人漂洋出海，谋生创业，创造东渡日本、北达欧亚、西至南北美洲、南抵东南亚各国的辉煌历史，他们敢于拼搏，善于经营，经过长期奋斗，创造积累了财富，目前海外榕商主要集中于美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港澳台地区。 中国商人：历史上的各大商帮如陕商、晋商、徽商等都留下来气势恢煌的会馆等标志性建筑，这些建筑一方面显示出他们的经济实力，也传达出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群体价值观和人生的追求。以福州商人为核心的闽商（历史上以中原移民过去的客家人为主），则把周易文化的精髓发挥得出神入化，比如造型奇特的圆形、方形乃至于八角形的土楼。您是否了解这些建筑，你认为这些建筑传达的文化精神跟今天福州商人的群体气质和行为方式有没有一些联系？ 杨佩昌：看过一些这方面的介绍和影像资料。比如最著名的土楼。我认为建筑更多的是展示一种当时的文化和建筑艺术，尤其是古代建筑，必须考虑本地可用建筑材料和技术。所以，这些建筑传达的文化精神更多的是一种人的生存之道和传统的民族文化。比如土楼作为福建客家人引为自豪的建筑形式，是福建民居中的瑰宝。同时又揉进了人文因素，堪称“天、地、人”三方结合的缩影。数十户、几百人同往一楼，反映客家人聚族而居、和睦相处的家族传统。因此，一部土楼史，便是一部乡村家族史。此外，就地取材，用最平常的土料筑成高大的楼堡，化平凡为神奇，又体现了客家人征服自然过程中匠心独运的创造。这些或多或少都影响了当今榕商的一些经商文化和行为方式。 中国商人：1980年代前后，有很多温州商人到福州来寻找机会，在我对他们的采访中一些成功的浙江企业家也经常提到这一点。今天的温州商人依然是从事轻工业制造和贸易为主，而福州商人则多以重工业产业的投资、制造和贸易为主。您如何评价“温商”和“榕商”在产业选择上的这些特点？ 杨佩昌：这还是一种经商习惯和文化的影响。温州人不怕碰壁，也不怕人不给好脸色看，他们只有一个念头，不管你怎么看我对待我，我就是要赚你的钱，温州商人喜欢短平快，单打独斗，这是温州商人的经商习惯，所以喜欢选择投入小，见效快的项目。 而榕商却有出海经商和做大老板的传统习惯。自古以来，“出海从商”是闽南人的最佳职业选择，更善于从商业实践中汲取智慧。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算度精深是闽南商人的品质，做大做强为经商的成功目标，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产业选择上更喜欢做大做强的产业。 据统计，祖籍福州地区的有富豪东南亚前首富福清人林绍良，颠峰时期为世界第六富豪，个人资产184亿美元；东南亚现任首富福州人郭鹤年，世界糖王，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创始人，个人资产60亿美元。新加坡前首富邱德拔（2004年病逝），祖籍福州市区。此外还有马来西亚第五大富豪闽清人张晓卿，印尼第二大富豪福清人蔡道行，第三大富豪闽清人黄双安，第四大富豪福清人林文镜。 中国商人：以前人们对家族企业这种组织形式，以乡缘、地缘、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商帮组织多有批评。但在实际的企业经营和产业集群的形成中，乡缘、地缘、血缘关系在项目融资，商帮群体在跨区域产业扩张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高效率，以及对复杂营商环境的应变能力。比如福州商人，无论国家是否放开民间信贷，他们的民间融资行为始终都很活跃，你认为这些特点属于地域性群体性的个案，还是有它普遍意义上的道理？ 杨佩昌：我认为是一种地域性群体性的个案。并不是所有区域的群体都像榕商那样比较注重乡缘、地缘，在外地经商和工作时他们喜欢一起群居和相互信任，相互帮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古代的土楼就是数十户、几百人同往一楼，反映客家人聚族而居、和睦相处的家族传统；在国外，福建人是乡缘意识最重的群体之一。 福建文化是多元性文化，所以福建人经商除了家族性、区域性、割据性外，还各有其特点、各有其门道、各有其不同的组织。如果以地缘来划分，往代福建商人中最有影响的是闽南商帮、福州商帮、兴化商帮、此外还有龙岩、汀州、永安、福安、延平、闽清、永泰等地的商帮。 中国商人：虽然历史上的福州商人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如其留下的建筑）上都有极高的成就，但今天的福州商人，大多小学初中毕业就出来闯世界。我们发现，不仅福州商人，今天活跃在世界各地的福建、广东、浙江的商人，很多小学没毕业，有的甚至都没上过什么学。而我们很多经济学、管理学毕业的专才却往往失去人生的目标。对于这种个人创业、择业中的予盾现象，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杨佩昌：这只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只是人们更关注那些成功的人士，特别是那些文化程度比较低的成功人士，如果你对比一下所有成功的商人，受过高等教育的还是占大多数，那些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商人，也是经过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来增加自己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管理能力。我想国内的EMBA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知识对企业家的重要。 同时这可能也是受当地传统经商文化的影响，福建，广东，浙江有从小经商的习惯，而且他们更看重从小生意做起，积累经验，创业过程对他们是一种最大的满足。他们这种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的经历有着浓厚的地域文化背景，并不具有非常高的可模仿性。 中国商人：欧美国家的强势群体通过他们对政府的游说控制商业资源，中国各地商帮和商业群体近年来与政府的联系也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层面。你认为“官商”合作在怎样的条件下才是合理的？ 杨佩昌：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商业竞争本身就是一种资源的竞争，各个行业都想从政府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资源，商业群体争取来的资源最后得益的是整个行业和消费者，并不是少数群体。这同时也是给政府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去平衡各方利益关系，比如政府监管，行业发展，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等。 政府只有认真的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才能制定出被大众接受的政策。只有在一个公开、透明、公正的环境下，允许不同利益群体说出他们的想法和要求，供政府参考和考虑。而不是政府只是从自己的立场来制定相关政策，那样只会使政策在执行时大打折扣，从而挑战政府政策的权威性。 杨涌泉：中学课本里应编入企业家传记 文/本刊记者 侯耀晨
杨涌泉，知名财经作家、旅行家，长期关注中国各地商人之生存状态及发展脉络，出版有《温州人生意经》、《温州商人》、《中国十大商帮探秘》、《新文化苦旅》等多部个人专著。 日前，杨涌泉先生就榕商群体行为特征、历史贡献、未来的地位和影响等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商人》专访，以下是此次访谈实录： 中国商人：我们看到全国有不少福州商人，其企业实力相当雄厚，企业家人则很“低调”。从企业家行为和心智模式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形成这种群体特征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地域、传统还是其它现实层面的因素？ 杨涌泉：榕商虽然同属于闽商，但又有别于其他闽商。榕商根植八闽首府，受千年闽都文化的涵养，其襟怀、理念、气质和精神都独具特色。相对北方人的豪爽大方而言，福州人比较内敛，不是很喜欢和陌生人搭话，容易给人不热情的感觉。但时间久了就会发觉福州人自己表达情感的方式。过去，只要一说到福州人，便很自然地与“三把刀”联系在一起。这“三把刀”说的是福州人最擅长厨师、成衣师和理发师这三种职业。“三把刀”适应性强，易于谋生，这或许是福州人敢于闯天下的勇气所在。但与江浙人或闽南人相比，福州人做大买卖的不多，大商号、大商人更是凤毛麟角。这应当是源于福州人明哲保身、不愿冒风险而又过分算计的性格特点。 中国商人：历史上的各大商帮如陕商、晋商、徽商等都留下来气势恢弘的会馆等标志性建筑，以福州商人为核心的闽商（历史上以中原移民过去的客家人为主），则把周易文化的精髓发挥得出神入化，比如造型奇特的圆形、方形乃至于八角形的土楼。您是否了解这些建筑，你认为这些建筑传达的文化精神跟今天福州商人的群体气质和行为方式有没有一些联系？ 杨涌泉：在我看来，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闽商的中坚不是福州商人，而是闽南商人。一提到闽商，许多学者往往只讲沿海一带的商人，而对闽西的客家商人，要么忽略不记，要么缄口不谈，这是一种极端的偏见。其实除了沿海一带的海商外，福建西部山区还涌现了大批的商人，活跃于海内外商界，成为明清时期福建商帮中的一支劲旅。他们凭借客家人刻苦耐劳的奋斗精神，闯荡商界，为推动闽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名震中外的客家土楼很多是在清代中期建成的，这正是闽西商人最辉煌的时期，才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家族建立这样的大型建筑。闽西土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闽西商人成功的标志。 中国商人：1980年代前后，有很多温州商人到福州来寻找机会，在我对他们的采访中一些成功的浙江企业家也经常提到这一点。今天的温州商人依然是从事轻工业制造和贸易为主，而福州商人则多以重工业产业的投资、制造和贸易为主。您如何评价“温商”和“榕商”在产业选择上的这些特点？ 杨涌泉：上世纪80年代初，浙江商人开始进入福州，其中以温州人最多。有的口袋里仅仅揣了两三百元钱就到福州来闯荡，更多的温州人几乎是以厂家销售代表的身份进来的，所从事的行业基本上是小商品、轻工产品之类，这是温州人的强项。如今在福州台江做得最大的床上用品商，仍然是温州人。 相对于温州商人来说，福州商人则多以重工业、机器制造和贸易为主。福州的本土文化，事实上并不是一个重商的文化，而是一种“官本位”文化，位于福州市中心的“三坊七巷”，大都是一些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的官邸，根本找不到一个商人住宅，单从它的名称“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就可以看出一斑。因此，在福州人的骨子里，“官本位”的思想意识始终挥之不去，他们对那些小商小贩根本不屑一顾。 当然了，走出福州本土的榕商就另当别论了。据不完全统计，福州人在全国各地经商的人数超过100万人。百万“异地榕商”经营和销售的主要行业和产品分别是：福清人经营的房地产、加油站；长乐人经营的炼钢、轧钢业；平潭人经营的隧道工程、航运业；连江人经营的海产品加工销售、房地产业、电子网吧；罗源人经营的石板材、海产品和肉制品加工销售；永泰人经营的建筑业、李果加工销售；闽清人经营的陶瓷业；闽侯人经营的工艺品。可以说在全国所有省、市都有福州人打拼过的足迹。福州人在异地创造的经济总量远远超过福州本土。 中国商人：以前人们对家族企业这种组织形式，以乡缘、地缘、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商帮组织多有批评。但在实际的企业经营和产业集群的形成中，乡缘、地缘、血缘关系在项目融资，商帮群体在跨区域产业扩张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高效率，以及对复杂营商环境的应变能力。比如福州商人，无论国家是否放开民间信贷，他们的民间融资行为始终都很活跃，你认为这些特点属于地域性群体性的个案？还是有它普遍意义上的道理？ 杨涌泉：这绝非地域性群体性个案，而是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国家银行贷不到款，怎么办？唯有向民间借贷。而民间借贷，不熟悉的谁会借给你呢？只有亲戚或者同乡是最有效的方式。常言道：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何谓商帮？商帮就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中国那么大，民族众多，风俗迥异，这种以乡缘、地缘、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商帮组织，不仅过去存在，当代存在，将来也一定会存在。 中国商人：虽然历史上的福州商人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如其留下的建筑）上都有极高的成就，但今天的福州商人，大多小学初中毕业就出来闯世界。我们发现，不仅福州商人，今天活跃在世界各地的福建、广东、浙江的商人，很多小学没毕业，有的甚至都没上过什么学。而我们很多经济学、管理学毕业的专才却往往失去人生的目标。对于这种个人创业、择业中的矛盾现象，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杨涌泉：我认为经商与文化、文凭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纵观古今中外有所成就的企业家，许多人都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尤其是中国的企业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这个问题得要好好反思我们的教育体系了。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无论是孩提时的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根本没有经济观念，而教材的内容，列举的大都是些政客和忠义侠胆之人，根本没有商人和企业家。不难想像，这样教育出来的人，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前些年我就强烈建议，在中学课本里编入《货殖列传》等一些企业家的传记。 中国商人：欧美国家的强势群体通过他们对政府的游说控制商业资源，中国的各地商帮和商业群体近年来与政府的联系也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层面。你认为“官商”合作在怎样的条件下才是合理的？ 杨涌泉：官商合作是社会学的课题。近代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任何一个国家在早期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与民间工商业者即官与商之间的关系如何，对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工商业的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官商合作干得好，老百姓受惠，就更加支持政府。如果合作失败，其结果不仅导致民营资本的巨大损失，也造成国家经济发展遭受顿挫。晚清时期中国的第一次官与商合作致力经济发展的失败历史，就是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训。 另外，由于体制的不同，在欧美国家行得通的事情，在中国不一定有效。一百多年前，胡雪岩就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洋人做生意，官商一体，他们的官是保护商人的，有困难，官出来挡，有麻烦，官出来料理。他们的商人见了官，有什么话可以实说。我们的情形不同了，官不恤商艰，商人也不敢期望官会替我们出面论斤争两。这样子的话，我们跟洋人做生意，就没有把握了。你看这条路子走得通，忽然官场中另出一个花样，变得前功尽弃。人家的政府，处处帮商人说话，我们呢”？胡雪岩的话，很值得耐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