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刘 劲
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站在一个转折点上。下一步，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将向何处去？有两股力量促使我们问出这个问题：一是长期的力量，即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另一个是短期的力量，即目前余波未平的金融风暴。 过去30年来，中国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9.8%。在人类历史上，只有7个国家（地区）曾经以7%以上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超过30年。中国作为其中最大的经济体，能否在未来30年延续曾经的辉煌？如果旧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持续，又将做出怎样的转变？ 过去两年来，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源自美国华尔街的资本泡沫破灭，直接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对中国有哪些影响？中国的政府决策部门和企业将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怎样的机遇？ 在改革开放30年和金融危机这两个背景下，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结合其案例研究，围绕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下一步将向何处去的问题，对长江商学院教授进行了系列访谈。他们一方面受过世界一流的学术训练，另一方面对中国经济和企业有着第一手的观察，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人选。 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和企业以出口驱动为主的旧的经济模式已经无法持续，本身就有升级转型的压力。金融危机把这种转型的压力和需求放大得更加明显，但是同时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新的机遇。他们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如何转“危”为“机”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本刊首先选登会计与金融教授刘劲的访谈。 刘劲教授指出，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的长期影响是要进行经济转型。他提醒中国的政府决策部门不要从金融危机中学到错误的教训，即不要因此收紧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管制。在政策层面，刘教授具体阐述了自己的发行“中国股”的建议。在企业层面，刘教授强调了首席财务官要发挥战略作用。 刘劲教授现任长江商学院副院长、会计与金融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UCLA Anderson School)副教授（终身教职）。刘教授1999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Columbia Business School）工商管理博士学位。曾获2005年加州大学安德森管理学院杰出研究奖（Eric and "E" Juline Faculty Excellence in Research Award）以及2007年巴克莱全球投资（Barclays Global Investors）最佳论文奖。 作为金融财务领域的专家，刘教授在本次访谈中，剖析了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以及中国应该从金融危机中汲取的“正确”教训。刘教授详细介绍了自己提出的大胆、创新的建议：发行“中国股”。 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问：我们这个访谈的大背景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你觉得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劲：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资产泡沫破裂。这次跟以前的资产泡沫破裂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泡沫一起破，房市和股市一起破掉了。股市泡沫实际上不是很大，但是房市的总量是很大的，比股市还要大，所以破掉以后的影响就非常大。这次金融危机就是流动性过剩引起的资产泡沫破裂。 问：它对中国企业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刘劲：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分为短期和长期的影响。短期对中国企业最大的影响就是出口。以前基本上就是中国人制造，美国人消费；现在美国人不消费了，要省钱了，中国的出口就不好弄了。 长期来讲，是一个经济转型的问题，原来的经济格局可能要改变。就是说，中国人不仅是要生产，而且也得消费。这就有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的产业结构是为了外国人来生产的，一些中国需要的东西，比如说金融服务、医疗服务、教育这些产业，要一下子发展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个经济转型大概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实际上这个转型对大家都很痛苦，美国也很痛苦，他的汽车制造业现在也在进行非常痛苦的转型。 问：美国企业的转型可能跟中国企业转型遇到的问题不一样。中国企业的转型主要面临什么问题？ 刘劲：首先是产品的问题。本来你造一个产品，比如DVD影碟机，原来是卖到美国去的，现在美国人不要了，那么你要卖到中国，你发现中国可能不需要这么多的DVD影碟机，而是要一些新的东西，而这些新的东西企业能不能造出来，这首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商业模式。中国企业是粗放式经营，污染环境、高耗能、劳动力极其便宜，它们已经很适应这种东西了。现在中国地位相对提升以后，要发展内需，不再完全变成一个廉价的工厂的时候，生产要素的价格就会上升。《劳动合同法》出来以后，劳动力成本就高了；环境保护也更加重视了；世界能源的价格也高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提高效率。中国企业的效率实际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产品，另一方面是效率，都得同时转型。 不要从金融危机中学到错误的教训 问：在金融危机之后，你多次强调说中国的金融监管不要从金融危机当中学到错误的教训。我想请你再说一下，你认为正确的教训应该是什么？ 刘劲：中国和美国不一样，金融监管处在两个极端。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前，是完全放开的自由市场经济，认为金融市场自己有纠错机制，你就不要去管它，然后出了大事情，才不得不来处理。格林斯潘就说：金融市场有没有泡沫？有可能有。但是我没有这个本事来发现这个泡沫。他认为市场比他更厉害。中国是另外一端，是管得非常严的。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整体，从它的供到需，政府都控制得非常严。中国等于说是太多的政府，美国是太多的市场，而平衡点应该在两个中间。 中国本来正在往市场走，现在美国出了事，很多人就跳出来说，市场看来不对，应该赶紧往回走。但是实际上这个平衡点对于中国来说，还在靠近市场的那一边，中国还需要更多的市场。好多人借这个机会说美国的市场不灵了，但实际上这是美国有太多的市场造成的。而中国是政府太多了，我们还需要往市场的方向走很多路才能走到这个平衡点。 问：你的意见就是美国是管制得过于宽松出了问题，应该加强监管，而中国应该放松管制，更多地让市场发挥作用。会不会有人说，你觉得中国管得很严，但是为什么金融机构还是出那么多大案，证券市场还是那么多内部交易、庄家操纵，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查处？ 刘劲：任何一个系统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案子相对于整个金融体系来讲，还是非常小的。中国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企业的融资渠道是不畅通的。中国有个所谓“金融压制”的问题：中小企业是整个经济体发展最快的一块，提供就业，提供经济增长，但是他们融不到资。这是金融体系最糟糕的一点，是最大的一个缺点。 问：你觉得中小企业融资难是监管过严造成的问题？ 刘劲：监管过严是其中的一部分，应该叫控制过严。 问：中小企业可以想什么办法？ 刘劲：中小企业几乎没什么办法。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对中小企业是有歧视性的，在这种系统性的歧视下，你办法不多。这是金融体系要改的一个问题，但是改的过程是很漫长的。要排除对中小企业的金融压制，银行，包括资本市场，必须更加商业化。 问：现在创业板的开设是不是对中小企业融资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刘劲：对，包括创业板，包括风险投资，包括现在对银行业的一些放松，比如说可以用担保公司的这种形式对企业进行担保，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银行业。中国的金融体系现在是在边际上进行放松。但是，中国的银行存款是GDP的两倍，中国的金融资产大部分还在银行里，银行放贷的时候，中小企业拿不到很多的信贷，实际上存在的问题还是非常大的。 问：我们谈到了创业板这样一些政策上的积极因素。根据你对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金融政策的总的观察，你觉得决策部门是学到了错误教训，还是学到了正确的教训？
刘劲：我觉得都有。一方面，金融衍生品这个东西，中国一下子就退得太厉害，现在把金融衍生品完全给封掉了。衍生品在金融市场里起着一个非常有益的作用。尽管大家可能用它来进行投机，过度的杠杆化，但是中国是处于一个完全的初级阶段，这些东西是可以控制的，没有必要那么害怕。把金融衍生品完全停下来，对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从股市来看，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允许这么多的公司上市融资，我觉得就非常好，让供需平衡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里进行调节。 问：如果我们现在想要推金融衍生品的话，有哪些具体品质是可以先尝试推出的？ 刘劲：我觉得股指期货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没有股指期货，没有一个卖空机制的话，很容易出现泡沫。现在等于说是市场里有两种人，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悲观的，但只有乐观的人有发言权，悲观的人想卖空但是没法儿卖。因为金融危机，股指期货起码是被推迟了。当然决策部门没有这么讲，但是我觉得肯定是有金融危机影响的。 还有一些比如说公司采取的风险管理手段，比如说国航的燃油衍生品出现巨亏的个案。它把石油价格锁定得太高了。风险管理会出现这种错误，但是不见得说这个风险管理就不应该做。如果因为一两件事情把整个这个手段给叫停，就很糟糕。 发行“中国股”的大胆建议 问：你在2007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发行“中国股”，也就是中国的国家股票的建议。这个建议听起来非常大胆，也非常创新。现在两年过去了，它是不是还适用于现在的经济形势呢？ 刘劲：这个想法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适用。当时提出“中国股”的概念，因为当时股民们都认为前景非常好，都在买股票，供大于求，股票涨得太厉害了，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泡沫。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监管太死，股票供应跟不上对它的需求。我就说，在存在这个监管问题的过渡期，你可以发些“中国股”，把大家的需求用“中国股”的形式让它满足。 现在政府对供和求都放得比较开了，“中国股”的必要性就会稍微小一点，但是本身仍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比如说，它会对整个股市的理性发展有很大的好处。“中国股”是跟中国的经济体整体挂钩的，所以你根据“中国股”的股价，就会知道现在个股是过高了还是过低了，因为你不知道某个具体公司以后的盈利有多少，但是对整个中国GDP的增长的话，大家还是心里有数的。所以这对整个股市进行定价是非常有好处的。 问：看股票的指数，比如上海综合指数、深圳成分指数，不能看出来吗？ 刘劲：看不出来。因为中国的股市在这个经济体里占的比例比较小，比如说中小企业发展非常快，但是基本上没有上市，都不在股指里面。再一个，上市公司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大股东掏空小股东的问题。我给你举个例子，中国GDP从1993年到现在，每年大概增长9%，这是实际增长,然后再加4%通胀的话，大概每年是13%，每年名义增长13%。但你看中国上市公司的利润增长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大概是8%。那么中间这一大块哪儿去了？因此上市公司跟那个实际的经济体整体来讲，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此从“中国股”来看的话，会对整个经济整体有一个更好地判断。 问：具体到操作层面，“中国股”这个事情可以怎么做？ 刘劲：现在国家可以发国债，国债实际上就是一个契约：政府说你给我多少钱，我每年给你发多少利息。“中国股”等于是发国家股票了，就是说：你给我多少钱，我每年的红利是根据中国的GDP来发的。然后你把这个东西卖到市场上，由市场来决定你的价格是多少。跟企业的IPO是一回事儿。但是“中国股”一出来的话，你马上就知道市场对中国经济判断是怎么判断的，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在股市非常热的时候，你把“中国股”发出来，可以把大家的需求吸收过来。如果股市跌得很厉害的话，大家都吓得要死的时候，你又可以回购这个东西。现在政府做出一些事情，比如说回购一些银行股什么的，有利益输送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回购银行股，那么为什么不回购地产股啊？你把国家的钱拿出来，最后是少数人获利。而回购“中国股”不存在这个问题，就像买卖国家债券一样。
如果有债券，再有“中国股”的话，不仅可以调节利率，而且可以调节风险议价，两个一起调。在2007年的时候最明显了，当时是流动性过剩，到处都是流动性，政府一个办法就是不停地发国债，就是收流动性。但是你收流动性的过程中，你只是在调这个利率。但是即使利率涨起来，而风险议价如果是缩得很小的时候，股市泡沫还是越来越大。2007年的时候如果发“中国股”，那股市肯定没有大泡沫，完全可以把它控制到一个比较合理的地步。上一次股市泡沫，在中国好像没看到太大的损害，原因是股市很小，流通的股很小。但如果是股市很大的情况下，从6000点一下栽到2000点，那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问：现在是2009年，很快就会2010年，你认为“中国股”仍然是值得尝试的做法。 刘劲：对。美国央行有个叫“量化放松”的方法，在金融危机特别厉害的时候使用过，那个方法跟“中国股”的想法是非常像的。金融危机很厉害的时候，货币政策已经没办法了，因为短期利率已经几乎是零了，0.25，不能再降了。美国央行说我就来买那个长债，用钱来把长期债券买回来。股票是很长期的现金流，长期债券也是很长期的现金流。“中国股”实际上比它这个更加有创新，就是它不仅可以调整货币供应，而且能调节这个风险议价。比如说如果美国市场有“美国股”的话，在金融危机最厉害的时候，大家没有信心了，美国政府就可以买“美国股”把股价给抬起来，那整个股市会跟着上来。但是如果你买个别股票，比如说买花旗银行，大家就会认为有利益输送的问题。 首席财务官的作用 问：我们现在谈一个企业层面的问题。你是金融会计方面的专家，在企业里，负责这方面事务的最高职务是首席财务官——CFO。在一个企业当中，首席财务官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刘劲：财务在企业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东西都要用钱。CFO这个职位从很大程度上讲，就像军队里的参谋。就是说企业要干什么事情的话，都要CFO来提供参谋。在这个过程当中，CFO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应该知道怎么样来判断企业的价值。但往往中国的CFO不懂这些东西，他只是懂一些财务运作，比如说多少钱流进来，多少钱流出去，现在还有多少。为什么要知道这个企业的价值？因为经营企业就是为了增加这个企业的价值，CFO有最多的信息，可以来判断每做一件投资，每做一件融资，怎么来增加企业的价值。如果他能知道这一点的话，对CEO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问：国外很多大企业的CEO都是从CFO上来的，但是在国内好像比较少。这可能跟你刚才谈到的国内的CFO还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战略的位置上有关系。 刘劲：对。一个原因是国内资本市场不够完善，CFO主要要融资，而中国的融资比较简单，主要是银行贷款，没有到资本市场弄期权、弄债券，可转债那么多东西。CFO不用懂很多东西，这是一点。再有一个就是企业的大小。越大的企业对财务的要求就越高。CEO如果不懂财务的话，很难讲你是CEO。在中国企业相对更小，对财务的专业压力就更小，大概是结个账就差不多了。我觉得跟这两点大概有关系。 中国企业与企业家的挑战 问：你比较欣赏的中国企业有哪些？ 刘劲：阿里巴巴非常不错，我做过一些研究。携程也做得非常好。它们最大的优点，就是他们完全面对的是消费者，是在基本上公平竞争的环境里出来的企业。他们的产品就是消费者需要的产品，效率非常高。而且他们不怕国际竞争。 中国很多别的很赚钱的企业，或多或少都在利用政府资源。包括百度这样的企业，它非常适应中国，但是并不适应世界。Google在整个世界，基本都是它占有份额的70-80%，到了中国突然不行了，只占了20%多，百度占了70%多。我觉得里面除了有政府的支持之外，还有知识产权的问题。百度他能吸引这么多用户，实际上有很多打知识产权的“擦边球”的东西，比如提供MP3的链接来吸引用户。Google不能这么做，百度可以这么做。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独特现象。百度等于说在政府的借力还是比较大的，在国际市场上就不能这么做。 问：就是说你比较欣赏那些能够在一个公平的、透明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公司。 刘劲：对，这种公司生命力非常强。不像别的很多公司，看着挺好，其实是一根绳子吊在悬崖上，只要后边那个绳子割断了，他就掉下去了。 问：但是阿里巴巴和携程的业务也只是在国内，并没有能够走向世界。像这样的公司要走向世界要面临什么样的障碍？ 刘劲：走向世界的障碍也不小。但是首先，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跟他们竞争，竞争不过他们，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它们要走向世界的话，还是有问题的。像携程，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服务很好，你不一定在网上订，你可以打电话给它。但人工电话服务在美国是非常贵的，所以在美国没法儿做这个事情。阿里巴巴是跟中国制造业紧紧捆在一起的，出去的话可能就有问题。 问：企业的竞争也是企业家的竞争。你觉得中国企业家在哪些方面亟待提高？ 刘劲：首先是视野。要看到美国尽管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但是它毕竟是宏观环境造成的这么一个危机。美国经济包括美国企业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从很多意义上讲，我们中国人现在仍然是骑着三轮车、骑着摩托车，美国人开着跑车跑得很快，在前面撞车了，修好了之后还是会跑得很快。以前大家崇洋媚外，有点儿没有信心，现在中国企业家可能有点儿太狂了。我们在各个方面实际上都还处在学习阶段，要真正达到别人那种效率，我觉得还得挺长时间的，起码得二三十年。 （刘澜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