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王 勇 国庆长假期间所凸现出来的购房热、购车热、购黄金热的背后，其实与通胀预期的抬头有着莫大关系，而这种预期在变为现实之前，就在民间迅速膨胀并开始影响方方面面。民间非理性通胀预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复苏，所以，应及时加以正确引导。 重要诱因 一是通胀传统破坏力诱发过敏反应。 通胀预期，可以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对于未来通胀发生时间、发生概率以及通胀程度的一种心理预计。分为理性预期和非理性预期。理性预期认为，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随着央行不断增加货币供应，过多的货币最终必然体现为物价上涨。但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释放流动性，并不必然导致通胀，关键要看市场吸收情况和作用于经济的情况。而非理性预期则认为，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实际上是通过愚弄社会公众来实现的。央行一边增加货币供应，采取使货币贬值的货币政策，一边却让人们认为货币的价值不变，然后，让人们增加对货币的需求，来刺激经济。但是，社会公众会很清醒，由于央行不断用同样的招术，被人们看透其中的本质，因而迅速采取所谓“对冲”或保值行动。上述购房购车热等现象正是“对冲”或保值行动的例证。 所以，目前，民间所滋生的通胀预期，属于典型的非理性预期。而通胀传统的破坏力诱发的过敏反应，是产生这种非理性预期的重要诱因。以前的通胀实践表明，通胀对资源形成错配。在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由于货币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一旦发生通胀，就会因货币的破坏力而导致价格系统紊乱，从而打乱市场机制的一切有效秩序，干扰市场信号的传递并使信号失真，造成资源配置失调，降低经济效率并使经济陷于不稳定状态。通胀也会对劳动力产生错导。通胀造成了部分虚假的需求，扰乱了相对价格和工资体系，给了劳动力许多错误的信息，把他们暂时吸引到一些工作岗位上去。这些被误导的劳动力能否继续就业，取决于通胀是否继续进行。通胀持续的时间越久，其工作依赖于持续的和加速度的通胀的劳动力人数就越多。因此，持续的通胀带来了更大的失业，而失业急剧增加又促发了更严重的通胀。 二是内外围流动性释放引致非理性预期。 就外围情况而言，由流动性释放形成的通胀压力环环相扣。首先是全球经济体为救市注入了巨额流动性，目前累计注资额达数万亿美元。其次是欧美“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蔓延，形成美元贬值，催生全球性通胀威胁。今年以来，欧美国家相继启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因为他们在实行零利率政策之后，央行仍需要通过购买国债来大规模投放货币。第三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快速回升，尤其是石油、黄金、有色金属等涨势如虹。第四是全球股市强劲回升，尤其是欧美股市表现最为突出。这一系列现象，就是欧美等实施“债务货币化”的结果。为了救经济，美国、欧盟、日本采取了债务货币化，即通过直接大量买公债，来刺激通胀，如此化解政府和企业的债务。他们希望，通过使流动中的货币增加，让信用扩散，最终使得通缩的因素开始消散，通胀预期提前到来。而这种通胀预期使得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在预期下，通胀有一个自我实现的功能。大宗商品、基础原料，不仅具有工业品属性，而且具有越来越强的投资品金融属性。大宗商品的价格，往往不是由供求双方来决定，而是由交易主体，即金融资本、对冲基金、影子银行体系等来决定。这些交易主体在通胀预期的推动下，推高了大宗商品的交易价格。 从国内情况看，非理性通胀预期主要来自于市场上大量的货币投放量。去年4万亿刺激经济救市政策出台以后，又陆续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无一例外全是扩张性的货币或财政政策。尤其是今年初以来，货币信贷超投放形成了流动性充裕格局，今年前三季度，新增信贷规模已达8.5万亿。从2003年至2007年情况来看，商业银行上半年的贷款量基本占全年的60%70%，5年平均下来是65.5%。依照这个比例，今年的信贷总量预计将达到9.5万亿10万亿元，全年要保持近30%的贷款增长幅度。这样高速的信贷增长，自然会加大通胀压力。尽管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商品价格一时上不去，但这些钱不买商品，就可能买房子和股票，从而诱发房市和股市上涨，进而影响到普通商品价格上涨。可以说，目前，市场上已经相当充裕的流动性，对民间形成非理性通胀预期产生了直接的实证支撑。 部分国家紧缩政策加剧通胀恐惧症 其实，早在今年6月上旬，IMF主席卡恩和世行行长佐利克均表示，在全球经济展现出令人鼓舞的“复苏萌芽”，从而表明危机最艰难时期可能已结束之际，应该避免通胀加剧和其他可能导致复苏过程失控风险。卡恩提醒各国政策制定者，帮助他们走出危机的举措，在未来随着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逐渐撤出，可能会让他们付出通胀这个高昂的代价。 也许是对通胀预期做出的提前反应，或者旨在抑制可能出现的通胀，10月6日，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从3%提高到3.25%，这是澳大利亚自2008年3月以来首次上调利率，澳大利亚也因此成为二十国集团中首个开始退出经济刺激措施的国家。这一决定，引发了全球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出现连锁反应，认为此举或将拉开各国纷纷加息的序幕；还有的人为，澳大利亚率先加息，预示着世界各国的退出计划不会同步。正如危机爆发伊始世界各国的救市措施不一致一样，各国刺激政策在退出时机上也难以达成一致。国际会议达成的共识对世界各国并不具有普遍约束力，本国经济的需要依然是各国出台政策的首要考量因素。但澳大利亚率先加息的“示范效应”不可忽视。 另据野村证券亚洲高级经济学家萨伯拉曼在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中表示，部分亚洲央行已经开始通过利率以外的措施来先发制人地采取收紧银根政策。他认为，随着风险回避情绪的消退，非常宽松的宏观政策以及良好的经济基本面为资产价格再次上涨提供了合适的环境。与其他地区相比，亚洲的增长更加强劲并且经济基本面良好，这似乎正在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进而给亚洲货币造成了升值压力。然而，在主要发达经济体是否走上持续复苏轨道尚不明朗之际，亚洲货币升值过快可能会侵蚀该地区的出口竞争力。因此，亚洲各央行正在重拾其惯用的外汇干预政策。萨伯拉曼预计，部分亚洲央行近来将会采取更多的反周期性审慎或税收措施，需要关注的新措施包括降低贷款与估值比率、收紧银行资本充足率和坏账拨备要求、提高银行法定准备金率以及提高资产出售或资本收益的印花税或税收。而且，随着经济复苏动能增加，亚洲各央行将会比市场预期的更早开始利率正常化过程：比如韩国可能将在今年11月份加息，而中国、印度、印尼和菲律宾都将在明年第一季度加息。凡此种种，都进一步增加了非理性通胀预期者对其通胀预期判断正确性的肯定以及对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实施进程以及效果的担心。 然而，社会公众的非理性预期以至于不断加剧的通胀恐惧症，恰恰对经济金融秩序以及政策形成扰动。 首先，非理性通胀预期导致通胀的自我实现。在非理性通胀预期的作用下，作为两类最重要的市场主体，生产者会积极要求提高工资，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同时，企业经营者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预期到未来商品价格会上涨，也会提高产品的价格。消费品价格的上升会进一步印证和强化生产者的通胀预期，这就构成了一个正反馈的循环，使得通胀呈现螺旋式的上升，越来越难以控制，这就是通胀预期的自我实现过程。 其次，非理性通胀预期会导致资产价格的暴涨，使得市场投机气氛高涨。当人们预期到可能发生较高的通胀时，就会大量购买房地产等资产，使得资产价格大幅上涨成为现实。可见，非理性通胀预期会扰乱市场价格信号，使得经济环境更加复杂，经济复苏过程更加缓慢、曲折。 再次，非理性通胀预期使不同市场和行业之间冷热不均，会使得货币政策失去风向标。另外，全球范围内的非理性通胀预期还推高了原油、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意愿，这对于实体经济的恢复也是很不利的。
正确引导是关键 通过宣传要让社会公众明白，我国通胀既无近忧又无远虑。理由有五：一是尽管今年天量信贷投放，释放了过多的流动性，但这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这种特殊背景下所采取的必要的信贷超调手段，在经济复苏期，超量信贷投放并不会很快形成通胀；二是至少在全球经济进入持续复苏之前，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都不会出现通胀，即使在全球经济进入持续复苏之后，这一风险也会由于对原有全球失衡格局的再调整而大大降低；三是目前我国经济虽然已处于企稳回升时期，但是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刺激经济计划尚不能退出；四是CPI、PPI依然双负，稳定物价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五是长期以来，我国央行已积累了抑制通胀和通缩的成功经验，根据事态的变化，央行会通过熟练操作价格型或数量型货币政策手段，在准确的时间节点关上流动性水龙头，以抑制通胀。 必须让人们清醒地看到，人们对通胀的非理性预期最容易形成“羊群效应”。因为社会公众由于对通胀的脆弱心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从隐忧转变为直接担忧，并迅速采取避险行动，这类避险资金与投机资金合二为一，首先成为资源类价格暴涨的推手。最初，只是少数先知先觉者，首先意识到涌入资源类商品避险的重要性，当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其中，就容易引发“羊群效应”。而“羊群效应”一旦形成，就会引发大量的盲从者，而盲从很容易导致理性的丧失和局面的失控。 必须让人们了解，现实情况下，温和的通胀预期对经济复苏是有益的，而通胀恐慌症则只会扰乱经济秩序。控制好未来通胀的路径，是货币政策得以生效的前提。因此，各国政府和央行有必要进一步证明控制通胀的意愿和能力，比如说美联储应宣布通胀目标，将未来通胀控制在2%3%的水平，我国央行同样也要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和节奏，做好控制通胀的技术准备，避免通胀恐慌症的蔓延。 在一定时期内，应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相关理论证明，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上，相机抉择的做法会使得政策可信度降低，使得人们对政策的预期变差，从而导致政策的效果不如央行承诺按照某一规则执行货币政策。如果货币政策变动过于频繁，难免给社会公众留下一个变动不居的印象，让人们很难相信央行控制低通胀的决心和能力。在当前经济企稳回升之际，央行应改变频繁、大幅调整货币政策的做法，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货币政策环境。 必须将刺激经济复苏回暖作为四季度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社会公众最为担心的是,经济刺激计划和宽松货币政策能否生效。如果能够生效,流动性的“水龙头”将可以逐步收紧，通胀风险则不会太大；反之，货币政策就可能长期维持宽松，那么必然反映在通胀上。可见，通胀恐慌与其说是对通胀的恐惧，不如说是对政府实现刺激经济计划的期盼。所以，必须将刺激经济复苏回暖继续作为四季度首要工作来抓。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