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本刊记者 程晓艳 随着中国加入金融特别行动组（FATF）这一国际性反洗钱组织，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反洗钱工作的监管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中国银行作为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海外分支机构的国际性银行，在国际和国内监管机构推动下，于2000年成立了反洗钱工作委员会，现在，已有较先进的反洗钱理念和丰富的实务经验。日前，本刊记者就反洗钱环境建设以及能力提升等问题对中国银行的首席合规官耿伟进行了专访。 自北大博士毕业，经历了法官、国有商业银行法律顾问、美国访问学者几次转型之后，耿伟先生最终将职业选定在商业银行的合规管理领域。对于商业银行的反洗钱风险控制，耿伟指出，商业银行进行反洗钱工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金融机构反洗钱能力的提升，需要银行同业加强合作，需要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的良性互动 金融机构尤其商业银行，在一个国家的支付体系中以及金融资产托金收和转移过程中具有独特作用，是绝大部分洗钱活动的必经环节，因此，金融机构势必成为监测犯罪资金流动的关键着力点。金融机构尤其商业银行也因此必将成为反洗钱的主力军。 目前，洗钱活动依然猖獗，数额巨大，不良影响很深。据统计，全球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介于15000亿到30000亿美元之间。 全世界大约有10000亿“毒品美元”在国际金融系统中流通，而且这一数字又以每年800～1000亿美元的速度在递增。至于我国，据估计，每年有不少于2000亿元人民币的非法洗钱金额，约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左右。
构成巨大成本支出的反洗钱是商业银行的天然责任 耿伟告诉记者，反洗钱是一项需要商业银行经营团队全员参与的工作，进行反洗钱工作，将构成商业银行的一个巨大的支出。例如：网点基层人员从客户开户时起，就负担收集资料、了解客户、追踪客户交易，判断客户风险的任务，对于我国普遍工作紧张的网点从业人员来说，不仅有碍其工作效率，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进行学习和培训，才能够完成这一任务。从银行整体来看，反洗钱工作需要设置专业部门管理，各经营部门共同参与；需要制定、梳理并贯彻规章制度；总结交易信息和规律，研究反洗钱交易模型，持续开发并调整反洗钱IT系统；进行系统性大范围员工培训，并进行独立稽核。 从业务拓展角度，如果反洗钱控制力度不恰当，对客户限制过于严格，还有可能导致很多优质客户的流失，尤其对于在境外设立的分支机构，这种损失更明显。 但是，推动反洗钱工作，为公安等侦查部门提供犯罪线索，也是商业银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应当以积极负责的心态去对待和执行。而且，反洗钱也是监管部门的要求，是合规管理的重要内容。 合规就是符合监管部门的要求和规定，因此合规工作和监管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在国际银行业，尤其发达国家，与其监管当局要求相对应，反洗钱成为商业银行合规工作的主要内容。尤应指出的是，合规工作的有效进行，也是商业银行规避潜在的经营和监管风险，维护良好声誉的必备要素。例如，美国的Riggs银行曾经号称世界最重要城市里的最重要银行。该行与美国政府业务关系悠久，是一家享誉政界，业务运营良好的银行，位于华盛顿160多家外国大使馆的95%的成员都曾是该行的客户。2004年，Riggs银行因高层管理人涉嫌隐瞒了智利的皮诺切克（Pinochet）银行账户，并命令银行雇员为该账户的真实户主保密，必要时可以用假名字，被处以2500万美元的罚款。在美国社会，这种因反洗钱严重失职而暴露出的合规管理方面的巨大风险，是任何一家银行都难以承受的，最后，PNC宾西法尼亚金融服务集团以价值七亿七千九百万美元的股票和现金收购了丑闻缠身的Riggs银行。 识别可疑交易是反洗钱工作的核心内容 在整个反洗钱参与机构体系中，商业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发挥自身作为支付体系的优势，发现可疑客户以及可疑交易，并及时上报监管机构，作为公安等部门侦查办案的线索。因此，及时识别可疑交易是商业银行反洗钱工作的核心内容。不过，要做到识别可疑交易这一目标，需要商业银行进行一系列的反洗钱内控体制建设工作。 首先，自上而下推动反洗钱合规文化的建设。如前所述，反洗钱工作是一项花费很大人力、财务和物力的成本支出事项，需要商业银行管理层的高度重视，自上而下推行，才能够有助于反洗钱工作的开展。作为拥有30多家海外分支机构的中国银行，反洗钱工作的推动不仅受到国内监管部门的压力，也受到国际监管部门压力，从2000年开始，我们就建立了由行长任主席，各业务部门和保障部门主管为成员的反洗钱委员会。 其次，逐步健全反洗钱制度体系。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制定合理科学的反洗钱政策，梳理商业银行反洗钱的工作流程，规范各部门在反洗钱工作中的职责，实现各部门各岗位在反洗钱工作的合理分工和配合，保证“了解你的客户”以及“可疑交易识别”反洗钱效果的实现。 再次，借助IT系统，提高可疑交易的识别效率。开发并使用以反映洗钱规律和特点为基础的交易模型的IT系统，通过系统对大量交易数据和客户信息进行初步识别，为反洗钱从业人员进一步识别可疑交易提高效率。 然后，重视通过培训贯彻反洗钱制度和技术，确保反洗钱从业人员理解监管要求，并通过系统的学习和培训来理解和领会，以提高反洗钱从业人员的工作技能，为“了解客户”以及“识别可疑交易”的奠定基础。 最后，独立测试。这是指银行内部的审计部门或聘请的外部审计机构从第三者的角度去审视上述反洗钱控制措施是否有效，以实现风险控制能力的不断提升。他强调，上述五个方面不应被孤立地看待，只有当它们共同作用，我们也才可以说这家商业银行已经形成一个有效运行的反洗钱风险控制机制。 他表示，如果认为国际倡导的反洗钱机制太过复杂的话，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标准，那就是商业银行对可疑交易的识别能力怎么样。具体地讲，如果一家商业银行做到了对自己客户的了解，对其交易实现了有效的监控，客户的信息和交易资料妥善保存，全行范围内做到了分层次有实效的培训，而且上述措施不断地通过独立审计得以优化，那么这家银行便一定会具有较强的可疑交易识别能力。他解释说，商业银行不是司法机关，我们不需要确认和发现洗钱或犯罪行为，我们的义务而且最核心的义务，就是将我们有理由怀疑的交易信息报告给监管部门。所以，我们可以说，只要我们具有了识别可疑交易的能力，我们才能说我们已经履行了法律所规定的反洗钱义务。 反洗钱需要共同努力 从2000年4月1日，中国执行存款实名制开始，意味着反洗钱在我国不再是口号，而是有了实际行动。耿伟指出，随着我国加入FATA，我国反洗钱在立法和实际监管水平以及商业银行的反洗钱意识方面均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作为商业银行，我们距离那些优秀的国际化银行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商业银行自身、同业、立法和监管各方的共同努力。 第一，从形式监管到实质监管的转型是当务之急 可疑交易报告作为商业银行反洗钱义务的核心，历来被各国监管列为重中之重。耿伟表示，我国的可疑交易报告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报告数量大，二是数据价值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提交监管机构的可疑交易报告居世界之最，2006年中国监管机构收到本国商业银行上报可疑交易153万份，而美国为88万份，至于其它国家则更少，加拿大2.9万份，澳大利亚2.5万份，日本11.4万份。而到了今年，仅上半年通过反洗钱监测中心校验的可疑交易已经突破了1600万份。但另一方面，这些数据的可利用价值都非常有限，不能提供有效的犯罪线索，并不符合可疑交易报告的本源目的。 耿伟表示，上述现象与监管导向有很大关系。目前，我国监管法规规定了可疑交易确定的类型和标准，遇到符合标准的可疑交易，不论商业银行根据对客户的了解是否确实认为可疑，一律要上报监管机构；长期以来，可疑交易是否漏报一直是监管检查的重点。据统计，仅在2006年央行开展的反洗钱现场检查活动中，就有662家违反反洗钱规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被处罚，其中76％的处罚原因是未按规定报告大额和可疑交易。这种处罚所传递的监管信号使得各商业银行不约而同地采用了“防御性报送”这一简单方式来逃避合规风险。大家纷纷开发反洗钱系统，对规定的可疑交易标准进行简单的量化后不加识别地把几乎所有沾边的交易均作报送。这种情况产生的后果是：监管机构收到大量的垃圾数据，无法进行分析处理，而真正有犯罪线索的数据却被淹没了；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越来越不重视人脑而强调电脑，一些必须通过人工才能识别的可疑交易成为了漏网之鱼。 耿伟说：“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监管从重数据数量到重数据质量的转变。在人行发布的最新通知中，已经开始要求商业银行加强人工识别，减少可疑交易报送数量，提高数据的价值。同时，还要求各地人行更多地尊重商业银行对可疑交易的判断。这些都将产生积极的效果。但是，要想真正完成从形式到实质的监管模式转变，商业银行自身的可疑交易识别能力是关键，这同样需要监管的推动。” 第二，银行业需要加强合作 洗钱活动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这就使商业银行识别出这些交易变得十分困难。美国曾经破获的一起毒品走私案就深刻反映了洗钱活动的上述特点。卡塔尔，是一个比较大的毒品组织；他们从哥伦比亚进口毒品到美国，然后在美国用毒品销售款项购买金块，再铸造成一些表面廉价的器具，如钳子或改锥等；其后将这些纯金铸造的器具以镀金的价格出口到其位于哥伦比亚的子公司或关联公司；这些名义上的镀金器具在哥伦比亚重新熔化为金块；最后，该毒品组织位于美国的公司将金块从哥伦比亚进口到美国并销售，最终，这个毒品走私组织位于美国的公司，通过提交给银行相关进口金块和销售金块的票据，实现了非法收益合法化的洗钱结果。 耿伟介绍说，洗钱活动看起来复杂，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对已经被发现的洗钱交易进行研究，然后量化成各种交易模型，通过反洗钱系统自动筛选出来，再由人工进行最后甄别确认。虽然已经有一些公司专门对此进行研究并开发出可疑交易的监测识别系统，但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不同，洗钱行为也具有不同特点，商业银行必须自己对本地的可疑交易模型进行研究，这对任何一个单独的银行来讲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耿伟呼吁，当大家对可疑交易识别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之后，同业加强对交易识别的沟通和交流，共同进行模型的研究，然后分享各自的成果，这是十分有必要的。总之，反洗钱是商业银行的共同义务，需要商业银行共同努力。 第三，配套的法律环境仍需完善 耿伟表示，虽然我国的反洗钱立法工作已经取得可喜的成绩，但因一些与反洗钱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的缺乏，导致商业银行反洗钱的某些操作仍无章可循，甚至可能带来风险。他举例说，根据联合国决议，如果商业银行发现制裁名单上账户，则需要冻结该账户资金。但是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商业银行冻结客户资金，必须有司法机关出具的相关文件，商业银行并无自行冻结的权限。而目前，尚无任何一个司法机关承担这一职能，那么，银行不冻结是违规，冻结则可能因为没有法律依据而带来新的法律风险，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再比如，我国没有《银行保密法》，而现在银行间通过相互协作了解客户的需求在增加。当一家银行仅根据现有信息无法判断交易是否可疑时，常常需要向客户开户银行进行相关查询和确认，这在反洗钱风险控制方面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法》有为客户保密的规定，这种协助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也是一个不确定的事情。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反洗钱配套法规的完善应该尽快提到日程，从而确保商业银行的反洗钱工作在一个合法的基础上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