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反衰退的经济刺激政策。到目前为止，美国经济尽管在就业方面的成绩仍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从总体上讲，经济已经控制住了进一步下滑的趋势。日本经济也在近期出现了增长的势头。而对于中国经济来说，7月份的各项指标表明，尽管同比数据不能令人满意，但是环比数据已经显示出了经济回暖的势头，特别是多数上市公司的中期报告所反映的经营业绩好于人们的预期。由此看来，短期的经济刺激政策，在反经济衰退上已经取得了成效。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止跌之后的经济反弹是否能够持续下防去；短期反衰退的经济刺激政策是否会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引发通货膨胀；预期的通胀一旦成为现实，是否会使全球经济的复苏出现逆转和反复。 实际上，对中国经济而言，短期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刺激政策取得初步成效，并不意味着在中期的经济复苏中一定能有良好的表现，例如，如果中国的外部需求不能很快地恢复的话，短期刺激政策所带来的中期后果，很可能是产能过剩或资产泡沫。因此，对全球经济中期的表现作出准确地判断，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正确的对内对外经济政策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问题。 经济危机的性质决定了复苏的路径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在危机爆发初期，人们过多地将关注点放在了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品的分析上，即认为投资银行家的贪婪与金融监管的失灵是本轮危机的根本原因，进而推导出美国金融自由化及其理论基础——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本轮危机的替罪羊，应该予以抛弃。借次贷危机之机反思和批判经济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这在打破人们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盲目崇拜上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然而，从次贷危机出发来否定金融自由化，本身在经济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金融自由化及其金融工程学的发展，主要针对的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非系统风险，从表面上看，次贷危机是一个非系统风险，金融自由化在次贷危机面前的无所作为，似乎表明了金融自由化理论的缺陷和失灵。但是，这种推论的逻辑错误在于次贷危机的爆发可能并不是非系统风险积累的结果。 美国房地产泡沫形成的年代，恰好也是美国经常性项目赤字和对外负债急剧增长的年代，美国过度的需求增长和外围国家的过度供给，即是危机前全球经济增长的模式，也是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由此可以判断，本轮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一次调整，这种调整是对美国过度消费、外围国家过度生产所积累起的全球经济风险的纠偏。正如美国经济学家Nouriel Roubini和Brad Setser（2004）以及Sebastian Edwards（2005）的分析预测表明：美国经常性项目的赤字在达到占GDP的7.3%时，美国的经济会出现拐点，并因此引发经济衰退以及对外净负债的下降。对于这样的全球性系统风险，自由市场经济是无法克服和规避的。我们不能迷信到希望市场经济能够避免和规避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制度性风险以及与此相伴的周期性危机的地步。 其次，如果我们把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的性质定位在是对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上，那么，如下的结论便具有了很强的现实意义：（1）根据历史的经验，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必须建立在制度创新或技术创新的基础上。1929至1933年大危机之后，至少是在全球货币体系的创新、福特制度的管理创新以及美国凯恩斯主义顺周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创新的基础上，才逐步步入了20世纪60年代的增长繁荣；而1973至1975年的危机也是在IT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才迎来了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时代。然而从2007年危机爆发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技术和制度创新的迹象，有关新能源和环保产业的技术也还只停留在概念的炒作层面上。因此，任何经济指标所反映出的经济复苏迹象目前都缺乏创新的基础。（2）在缺乏创新的前提条件下，全球经济的复苏现象又该作何解释呢？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这说明现存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模式依然没有发展到极致的地步，它仍然还能维持下去，即复苏意味着全球经济还会回到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中去。从消极的意义上讲，在缺乏创新基础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出现复苏的迹象，则说明针对现存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远没有到位，今后若干年中类似的经济调整还会反复出现，直至新的全球经济增长方式出现，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繁荣才会到来。 最后，当缺乏创新基础的经济复苏迹象出现之后，这种经济复苏意味着全球经济的中心国家及其边缘国家的经济运行将重回全球经济失衡的老路。但是，由于前一轮技术创新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已经开始减弱，因此即便全球经济格局没有发生变化，经济的增长率也不可能再恢复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水平上。这也就是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创造能力在本轮危机之后开始下降，经济的复苏只可能在比以往20年中更低的水平上运行。在全球经济重新回到失衡格局，并在低增长的环境中运行时，全球经济参与者的关注点将从全球红利的创造转向全球经济红利的分配。 在资源稀缺的约束条件下，每轮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都离不开制度和技术的创新，这时，全球经济的参与者——各民族国家更多地关注创新的总体福利增长效益，即绝对的经济利益增长，各国间利益的协调就会变得相对容易。但是，当创新的经济增长效应衰退时，全球经济参与国、特别是全球经济的主导国家会更多地关注全球经济的红利分配。这种关注点的转移，几乎发生在历次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浪潮之后。我们姑且不谈两次世界大战中各工业化国家的利益纷争。1973至1975年危机之后，美国也通过“广场协定”和“特别301”条款，通过压日本汇率升值和改变日本外贸的条件，使日本更多地承担了全球经济调整的成本，其结果使得日本经济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衰退。另外，在2001年之后，美国新经济增长结束，小布什政府也改变了克林顿时期的对外经济政策，单边主义的内涵实质上是要将美国新经济时期对外的经济优势转化为对外的政治和军事优势，以便于在全球红利的分配中占得优势。 对于全球化红利分配的关注，其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参与国存在利益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在全球经济高速增长时往往被人们所忽略。除此之外，就全球经济的中心国家来说，对下一轮创新方向的把握是维持其中心国家地位的关键，一旦新一轮创新浪潮出现，必然会产生外部性问题，而在缺乏超国家政府管制的情况下，创新活动的风险和收益在事后很难平衡。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分散创新风险，中心国家往往会在创新出现之前，通过现存的经济全球化格局来集聚资源，资源向中心国家的集聚，意味着外围国家红利分配的减少。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在历次的全球经济调整中，总会有这样一些国家，其繁荣的终结并不是因为制度和技术的落后而被创新浪潮所淘汰，而是在创新浪潮出现之前，就已经因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心国家资源集聚效应的出现而导致了增长奇迹的消失。 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中如何定位
中国经济自1992年以来保持了年均两位数的增长水平，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全球经济失衡最为严重的时期，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增长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在这一关系无法改变的前提下，现存的国际分工格局所积累的全球经济失衡无法继续维持下去，因此中国和世界都将面临着不可避免的调整。2008年第三季度，当美国的次贷危机开始向实体经济转移之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开始减速，中国持续了近20年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着新的调整。 对于中国来说，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国家，其所面临的调整来源于外部需求调整的压力。而外部需求又是一个外生变量，主要是由他国收入和相关政策决定的，因此当其下降时，我们所面临的调整无非有两种路径：一种是通过内需来替代外需，对于中国长期经济发展来说，这是最优的选择；另外一种就是，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转向对其他市场的依赖，相对于第一种路径来说，这是一种次优的短期选择。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发达国家同样会出现经济衰退和外部需求下降的趋势，转为对其他市场的依赖很难成功。因此，受以内需来替代外需调整思路的影响，中国政府对内实施了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至少在短期内来看，这些政策收到了一定效果。以汽车与房产市场为突出代表的消费回暖对于中国经济的复苏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然而这并不代表内需已成功替代了外需。从长期来看，内需成功替代外需必须以资源需求从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进行转移为基础。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将带来更加严重的失业，加重短期经济波动，这与短期争取复苏的努力相冲突。 以上两种路径无论是最优还是次优，实质上都是在试图改变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在对外政策上，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以下两种战略上择其一： 一种是改变中美制造业与金融业的分工格局，转向进一步加强与欧盟的合作。然而，欧盟已经在其内部形成了“中心—外围”这样的格局，无论从地缘，还是从产业链上看，这种选择都不可取。 另外一种战略是，中国重新进行定位，成为具有能够引领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第二中心。然而中国实现作为第二中心，是以中国能够满足世界公共产品的需求作为前提的，比如稳定的秩序安排、广阔的市场以及坚挺的国际化货币等。要实现这些，中国必须很好把握未来技术和制度创新的方向，若不具备这些条件，我们很可能重蹈日本80年代以后长期衰退的覆辙。 既然试图通过改变现存国际分工格局的调整路径难以成功，那么一种中期路径选择就是在不改变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前提条件下，充分利用现存的全球经济格局。在这一路径下，我们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准确地判断美国未来的复苏路径，客观地制定本国经济增长目标，以及防范产能过剩，抑制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 作者：雷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