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比尔·费舍尔
洛桑国际管理学院 (IMD)科技管理教授 典型的伦敦出租车——也许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最具“国家性”的标志。然而，即便是数十年来一直是旅行者之友的伦敦出租车，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也在期盼着中国的救助。《金融时报》最近援引伦敦出租车制造商锰铜首席执行官罗素的话称：“离开中国我们将无法独立生存。” 实际上，仅2008年一年，中国企业在外国公司的投资额就几乎达到了560亿美元(其中64%为国有企业)。要是没有此类投资和收购，很多外国公司都将无法生存。这是否就是很多公司将要挺过此次危机的方式?中国是否真地会成为拯救陷入经济困境的西方国家的救赎者? 比如，显然是有关北京汽车公司投资2.75亿欧元的报道，才使得近期以柯尼赛格为首的财团能够从通用汽车手中买下陷入危机中的萨博(Saab)。同样，中国的吉利似乎也是拯救沃尔沃(Volvo)的最佳选择。尽管不是鲜明的“救赎故事”，但中化公司主动收购澳大利亚化肥生产企业新农(Nufarm)，就反映出中国投资者对发布利润预警、股价远低于前期高点的公司的吸引力。所有国家甚至一些洲也加入到寻找中国“拯救者”之列。显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部分地区都在指望中国慷慨援助，以帮助它们摆脱贫困。 2008年10月，甚至整个欧洲都指望中国，当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北京举行的亚欧峰会上指出，“我们是同生死，共沉浮。”这确实是面临溺水危险的人所发出的肺腑之言。相反，温家宝总理指出，中国最首要的目标是保持自身经济平稳运行，这是中国“为世界所做的最大贡献”。中国有可能将继续拒绝“拯救”世界其它国家的机会是有充分理由的。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民众来说，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发展成一个经济发达国家，但救助发达国家无法实现上述目标，而后者正在遭受错误决策、不良治理以及过度贪婪的折磨。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还不够自信。大多数中国企业几乎都不是全球性竞争者。这些公司正奋力从缺乏竞争力的国有大型企业，或者就在一二十年前仍完全属于社会力量(私营企业)的公司向成熟的国际市场竞争者转变。 中国的政治制度要求中国优先考虑国内问题。这对所有国家都可能适用，但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在救助老百姓之前救助其它国家的人并不是明智的政治博弈。 中国还不是一个守规矩的全球生意人。实际上，中国一直在做的都是类似重商主义者的行为，这加剧了西方企业的问题，特别是制造企业。中国在促进更为公平、有效的全球贸易体制的同时，力求尽可能实现自身财富的最大化。这种行为深深植根于中国的贸易态度中，对它肩负的拯救者的职责来说，这并不是个好兆头。 因此，中国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中国是否会挺身而出，使危机之后的当今世界恢复原状?我认为，答案显然是“否!”那可能是一个明智的回应。但我确实相信，中国的某些人极有可能将会拯救西方的某些人。如果沃尔沃或者悍马被收购，交易方将会是特定的中国企业。这与其说是充当拯救者，还不如说是在西方的减价出售中进行精明的收购。这可能就是中国式拯救所要实现的目标——零零散散地，但始终在寻找划算的交易。事实上，对被拯救者和拯救者而言，这最终也许可以达到设想的最佳结果。它给西方企业提供了一条能活下去的救生绳，使中国更彻底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却降低了中国政府在全球“拯救”中所起到的直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