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胡泳
北京大学副教授 中国人原本有最好的机会找出SARS病毒的基因排列。SARS在亚洲造成的威胁最大，尤其是中国，全世界绝大多数被确诊的病例都发生在这里。中国拥有众多杰出的生物学家，并掌握分布式计算的重大技术。然而，虽然具备资源和动机，问题的解决并未发生在中国。 2002年4月12日，加拿大一个专攻病菌遗传学的小型实验室基因组科学中心(Genome Sciences Center，简称GSC)发表了SARS的基因排列。在此过程中，他们参与了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公开网络。GSC的几乎全部计算装置都使用开源系统，众多的生物信息科学工具都运行在Linux系统上。GSC将他们的工作成果与一个叫Genbank的公开基因排列数据库相比对。他们将所得到的发现发表在自己的网站(当然是用开源工具开发运行的)，又将完成的基因排列发布在Genbank网站供外界查看。
我们难免要问，如果中国具有优越的智力资源和生物研究基础设施，它也有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强的动机要控制这一病毒威胁，那么，是什么使他们未能赢得破解基因排列的竞赛呢?GSC破解SARS基因排列一个月后，在对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杨焕明的访问中露出一点线索。杨提到在中国遇到的阻碍并非人才或资源上的受限，而是对于合作的障碍。无论是分享病毒样本还是疾病的信息，政府都加以诸多限制。虽然拥有的资源较少，GSC却胜出了他们的中国同行，原因正在于他们能够接入如此繁多而又不同的合作网络并协同工作。 协作一向是个好词，但在管理人员眼里，它约等于混乱，他们会摇头叹息这个美好的词汇在现实中的不可行。太多自由加上太少管理通常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然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采用正确的协作工具，并与用户订立正确的协议，就可能让一大群人共同为一个对所有人免费的项目工作。 2005年，微软英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尼克·麦格拉思曾就Linux说了下面的话：“市场上有一种神话，以为有数十万人在为Linux的内核写代码。这并非真实情况;这个数字应该是上百人，而不是数千。如果你看下为内核树(Linux的核心部分)贡献代码的人数，你会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工作只是由少数几个人完成的。” 少数几名开发人员和一千位偶然的贡献者一起就能开发出操作系统来，这会令麦格拉思感到惊恐，更不用说所开发的系统成功到堪与微软的商业产品抗衡。麦氏在此处所误解的是，之所以可能发生少数几位高度活跃的开发人员和一千名偶然的贡献者一起工作这种不均衡的状况，正是因为Linux以微软做不到的方式降低了发现并吸收好的想法的门槛(微软的在线百科全书项目Encarta未能获得大量用户贡献的内容——恰与维基百科形成对比)。这个问题并不只对微软存在，如同太阳微系统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比尔·乔伊所说的，“不管你是谁，绝大多数聪明人都在为别的人工作。”而开源模式所做的就是让所有这些人能一起工作。这种模式已经传播到其他领域;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公共健康，也包括你正在看的这本杂志所属的领域——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