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是山西煤老板，挖煤好似开金山。 看似风光实不然，提心吊胆怕矿难。 大好资源惹眼馋，孝敬不周要停产。 如今钱柜需易手，老板上面有老板。 这首打油诗在山西流传多年，最后两句，却是今年4月之后改的。 自4月15日，山西省启动了号称“史上最强煤矿整合”，一年半之后，境内2200个煤炭企业将砍到100个左右，矿井数将由2598个压缩到1000个，单井规模由平均不足30万吨提高至90万吨。而整合主体，是山西境内的五家大矿务局与两家国有煤炭销售企业，以及央企中煤集团。 2009年上半年，由于整顿煤矿，山西成为全国唯一GDP负增长的省，在“保八”背景中全省GDP下降了4.4%，财政收入下降了7.6%。“敢要负增长，说不定也是政绩。”山西晋城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 不独山西，一场席卷全国煤炭业的整合风暴从去年已降临。 根据2007年11月发改委公布的《煤炭产业政策规划》，中国将建十三个大型煤炭基地，到2010年底，全国年产量1亿吨以上、5000万吨以上的特大型煤炭企业集团要分别达到6-8个、8-10个。2009年8月，国家安监总局等14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深化煤矿整顿关闭工作的指导意见》，重申力争到2010年把全国小煤矿数量控制在1万座以内，这也是各省纷纷将整合大限设在2010年底的原因。 黑龙江省将全省7个矿务局合而为一，河北号称到2010年底将原有349个煤矿减少到60个，形成南“冀中”北“开滦”两大集团。在内蒙古，央企神华独大，在河南，整合方式由之前的大矿收小矿，转变为大企业之间合并，拟将六大煤企合为三家。陕西虽无明确指示，也有意让陕西煤化工集团成为整合主体。 山西省行霹雳手段，效果如何，各煤炭大省都在观望。每场大整合都是利益大调整。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大矿利益与小矿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资源产地利益和资源消费地利益纠葛已久，各省都步履艰难。 是等待“收编”还是整合别人?应该要多高的价亦或出多低的价?被挤出的巨额资金出路何在?许多“煤老板”年龄在45岁以下，不会甘心落袋为安。 与之前出于理财目的的投资不同，煤老板们这次转型更无奈、更彻底，他们有可能借此机会，摆脱那个由“悍马”、“豪宅”、“情妇”、“矿难”、“污染”等组成的群体符号变身另一类商人，也有可能彻底自江湖归隐。 这群人从利润高、管理粗放、人员平均素质低、缺乏技术含量的煤矿开采业集体退出，转战其他领域，是他们的惊险一跃，也是2009年中国商界的一道奇观。 [主文]煤老板的“第二桶金” 煤老板们在“第二人生”中或许能够摘掉不光彩的帽子，但很难摆脱第一桶金的底色 文 | 本刊记者何伊凡 陈建芬 煤隐退 “我不失落，我放松了。”山西临汾市洪洞县煤老板刘恒飞说，“从前，一提你就是个大暴发户。像演员一样在台子上每天唱戏，每个人都挑你的毛病。现在，角色变了，我在台子下看戏。” 在刘的原恒富集团大厦门口，重组后成立的新公司牌子已挂上，红绸带分外鲜亮，新通讯录刚刚打印出来，四处分发。
十多年前，刘恒飞还是个普通的泥瓦匠，他性格活跃，喜欢交朋结友。后进入国有企业——洪洞县煤炭运销公司，升任经理。没过两年，刘家兴建了恒富洗煤厂。再后来，又收购了南庄、沙坪、王峪、石磊等多个煤矿，从此撞上了他的命运之神。 “2003年之前，煤矿行业效益很低，真正兴起是在2003年5月。”刘恒飞恰好在煤矿行业转折前后入行。挖煤赚钱，买更多的矿，挖更多的煤，赚更多的钱，如果不考虑那些隐秘的交易，煤老板们的发家史简单得可用一句话概括。 行情好时，煤老板的采煤利润率可达200%。一个年产15万吨的煤矿，一年的净利润在一亿元左右。恒富集团高峰时有5个煤矿，年总产量达到100万吨。也就是说刘恒飞的恒富集团每年的净利润已接近他山西老乡李彦宏的百度的2/3。 2006年前后，刘恒飞嗅到气氛不对，政府组织的大会小会每个月都开，刘觉得未来整合的基调就是国进民退。“我们手上还有那么一点积累，不能再只靠煤炭这一棵树。煤矿，这是个赚钱的行业，也是个高危行业。” 洪洞县在全国颇有名气，一是因京剧《苏三起解》，一是因频发的矿难。2007年的一场矿难造成105人死亡，这还不是最高纪录。前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因三次重特大事故三到临汾。第一次直斥“官煤勾结”，第二次怒骂“黑心窑主”，第三次叹喟出事故的煤矿“五毒俱全”。 “这三句话敲响了我们民营(煤)老板的警钟，或者说是丧钟。”刘恒飞说。李毅中就任工信部部长一年后，山西煤炭业大变局果真到来。 按照山西省补偿方案，煤老板可以选择两种补偿方式：一种是直接经济补偿，以2006年2月28日为限，对之前和之后交纳资源价款的，施行不同补偿标准。 第二种就是入股，对被兼并的煤炭企业的资产、资源进行评估后，按照资源资本化的方式折价入股，作为在新组建企业的股份。 刘恒飞没有选择七大国有煤炭整合主体，而是与同乡史元魁的陆合集团合并，后又拉上了上海云峰集团——绿地集团旗下一家集房产开发、汽车服务、钢材贸易等产业于一体的综合型企业集团。 2009年7月1日，洪洞云峰陆合煤化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新公司中，上海云峰集团派来的王韧任董事长，陆合集团的史元魁任总经理。恒富集团占新公司30%股份，刘恒飞和他的儿子、人称小老板的刘敏完全隐退，不参与管理。 “别人认为这个事很不正常，我认为很正常。我们不需要这个决策权。决策和责任是一对孪兄弟，谁负责谁决策。”刘恒飞说。不想再对煤矿负责，也许是因为他已身心疲惫。 刘恒飞听别人讲话时，总是支楞着耳朵，因为耳鸣得厉害。到北京宣武医院耳鼻喉科看过，总不见好。有人说这是压力太大所致的精神性耳鸣。 刘恒飞去佛山考察，在广州机场买了一本书——《山西煤老板》。“(作者)王进是我们山西人，对煤老板的事比较了解，基本情况差不多。”他自己说起了难以启齿的“煤老板”三个字，尽管他更喜欢别人叫他矿主。这本书中的主线就是官煤勾结，矿难层出不穷。 所有煤老板都三缄其口的是与官员的距离。官员入股煤矿一直是山西省严打重点。根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6月，山西省就有1126名官员从煤矿撤资1.7亿元，入干股的更是不计其数。过去只要有一项关于煤炭的政策出台，各部门都能从中捞到油水。每次矿难发生，都能扯出一批官员。 刘恒飞和记者强调了两次：企业做事，要政府支持才行，过去是，现在做转型，也是。“你要和政府的思路紧紧融合到一块，不和它融合到一块，怎么行?”2006年之后，他涉足的非煤产业中几个都在垄断领域。 为将整合后的民间资金留在山西，山西省政府提出要开放投资领域。2009年至2010年，将把6500亿元投资项目向民间开放，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公路、铁路、桥梁、城建、环保等基础设施领域和城市公交、燃气等市政公用设施领域。2008年，恒富与华润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组建华润恒富燃气公司，恒富集团在项目中占30%股份，刘恒飞还任燃气公司常务副总。 地方政府还打算把一条600万吨的煤炭铁路专运线交由恒富集团建设、运营。刘恒飞当然很乐意——洪洞县每年2000多万的煤炭产量，都将通过这条铁路专运线运送出去。 刘的陶瓷厂也已经有眉目，其63%原料来自洪洞年产300万吨左右、废弃不用的煤矸石。“我们的陶瓷公司，将来年产值15个亿，好的话，20个亿、30个亿，再加上其他产业，还是一个轰轰烈烈。”刘恒飞声音略高，陶瓷项目能拉动就业很大，也为地方政府所支持。 “我就是一个土老帽儿，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他微微一笑。 煤坚强 “我姓吉，吉祥的吉，你就喊我大哥吧。我弟弟还在北京找融资，就是跑钱呢，你要是有钱，也可以过来。” 临汾市翼城县位于中条、太岳两山之间，大山阻隔，老吉电话中的声音忽远忽近，隐隐约约可以听清楚的是，如果想给煤矿投资，欢迎，其他的事，免谈。 老吉的煤矿一直在和阳煤集团谈判成立合资公司。阳煤集团占51%股份，他占49%。他也动过念头：将原来的煤矿卖掉变现算了，不要股权。关起门来抽了两天烟，改了主意，想尽快找人和他合股，把煤矿做大。要是把产能提高到90万吨以上，能符合政策的相关规定，他不一定需要投身阳煤，还能整合别人。尽管开煤矿麻烦多，骚扰多，但见惯了大进大出，老吉看不起一分一厘的赚钱。“有个朋友开了个纺织厂，一年纯利润才60万，还不如挖煤一天赚得多，干着干着，他自己都觉得没意思”。 但“煤坚强”的代价是老吉要承担双重风险。首先是资金，对于整合主体，各家银行趋之若鹜，而对于老吉这样的潜在被整合对象，银行避之不及。掮客倒是频繁出没，市里几次召集煤老板召开投资恰谈会，大批中间人都闻腥而至，不过他们所承诺的投资，不是代价太高，就是根本不靠谱。 资金不够充沛，老吉们担心大股东增资，“我们掏的是自己的腰包，人家掏的是银行的腰包。真要增资的话我们力度肯定跟不上，只能眼瞅着股权稀释到一点点。” 另一重风险来自政策变化，几番折腾后，老吉有足够理由相信未来政策天平不会向民营煤矿倾斜，剩下的股份也未必捂得住。 对把煤矿交给国有企业就能减少矿难的说法，老吉并不认同。2009年2月22日的屯南矿难，死亡70余人，而屯南矿是西山煤电集团所属的大型现代化矿井。 实际上，在开采领域硬挺的人并不多。部分“煤坚强”计划跳出原煤开采，在产业链上下游移动，许多“煤老板”早已将煤化工当作放鸡蛋的另一个篮子。晋城最大民营企业兰花煤炭实业集团走过曲折的转型之路，1998年煤炭市场掉到谷底，创始人贺贵元决定远离主业，跑到太原办过生物制药企业、跑到北京办了两个网络企业，还有纳米碳酸钙企业等，什么概念最火就做什么，但四处碰壁，幸亏及时撤退，又回到主业，转向煤化工，目前已是全国五大尿素生产企业之一。 在与山西河津隔黄河相望的陕西韩城，黄河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保平正运作全国规模最大的煤化工焦化项目——龙门煤化工。李不修边幅，皱巴巴的西装里套着件大红背心，他是“煤老板”中的思想家，做煤矿工人的时候，三年读了2000本书，读得最熟的是《资本论》，认为《资本论》中说得最对的是剩余价值。 李保平自称在《资本论》指导下，二十年前定下了三步走，第一，尽快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第二进入大工业，第三，进入投资领域。“除了和煤有关的我不干，在西北地区，离开煤就是放弃优势，可单纯搞煤是高危行业，你不能和政府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