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相较其他开发商，绿地的异地扩张更为广泛、持久、深入，因为张玉良坚信与政府合作利益长远，从而敢于一再孤军进入“没人敢做的项目”。这些项目很多本身就与当地政府相邻。“你在这个社会上做事一定要做主流，”张说，“你才有环境、才有机会。你实现自己的价值必须借助这种主导力量，要不你就没有舞台。政府有庞大资源嘛，你要这样想。” 绿地8年的全国化进程中，张显示出足够的耐心与坚定，它们为绿地继续扩张积累着更大的资本。时至今日，绿地规模渐大，于各地政府人脉广布，进入陌生城市的谈判时间大大缩短。2009年，张玉良到济南考察，受到市长接待。济南“梦寐以求提高海拔”，欲建超高层地标，绿地决定进入。张给济南市委书记写信，后者不认识张，在信上批示，济南市委市政府要尽全力支持绿地在济南的所有项目。张玉良与当地几位官员商谈超高层项目，几无客套话，直奔主题，令对方吃惊：你们就这么跟高级别官员谈判?20分钟后，张提出将11亿元地价降至8亿。几经商讨，双方达成一致：地价不变，济南政府将原给绿地的2000亩捆绑用地增加至2500亩。一个下午，连容积率等细节都已谈妥。 按照张的模式，向政府行贿确无必要，因为绿地本已投其所好。现在，张每年要接待“四五十批”外省市副市长以上干部组成的代表团。“他们都会到绿地来玩一玩，”张说，“觉得可以信任你，可以跟你打交道。”张玉良认为“政治太危险”，与官员交往，把握“跟组织而不是跟个人”的原则。“不要跟某个人(官员)搞得太近，”张说，“风险太大。(他出了事)，人家认为你是他圈子里的，关三天再说，因为要找线索。其实跟你没任何关系，但你的形象给搞坏了。” 张自称尚未被“找过线索”，“做事业我跟他们(官员)有共同的目标，是朋友，跟他们个人没有什么，清清白白。不过，你送个衬衫、鞋子给他，不能算是行贿吧?他到你的酒店住一晚上你不能说一定要他付钱吧?他到上海来办事，你给他配个车，他觉得很温馨，多了个朋友。” 两轮驱动 2008年，绿地集团明确将能源作为2005年以来一直探索的第二主业。 在张玉良看来，仅靠一个产业做到营收500亿甚至1000亿元的企业稳定性很差，受市场波动影响大，必须找到一个能与之相平衡的产业使企业“两轮驱动”。 绿地在上海一直有煤炭贸易，规模不大，但有分销、物流基础。2009年5月，绿地与中煤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在上海港罗泾码头设立煤炭分销储备基地，开展煤炭的中转、储存、筛选、混配、批发、零售等业务。绿地负责能源业务的副总裁吴晓晖说，中煤今年可向绿地配给贸易煤300万吨，2014年2300万吨(5年内总量6800万吨)，届时，中煤集团在江浙沪地区的煤炭供应，除几个直接与之挂钩的特大电厂外，全部由绿地集团操办。
同时，绿地在内蒙古、山西、陕西等地已购得五座煤矿，其中两座年产百万吨以上的大型煤矿在建，2009年预计产煤300万吨，2010年将超过600万吨。绿地已与中国海运集团合作，将在上海外高桥建设油轮码头和油库(储油量27万立方)，建成后将为绿地增加营收“七八十亿”。 “这样，”吴晓晖说，“绿地能源将由以贸易为主逐步向资源型发展，同时由国内逐步向进出口倾斜。”2009年，绿地能源业务营收预计可超过100亿元，较去年增长25%。3年后，这一数字将确保达到300亿元，“力争冲500亿”。 能源产业将迅速提升绿地的规模，使其进入世界500强成为可能。同时，能源产业现金流充沛，增长快，而且较之地产更容易获得包括银行在内的融资，可以补充地产业务的资金不足。2008年，经济衰退，“我们也困难，但是比单纯做房地产就小很多，我们有其他产业的现金流。”张玉良说。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绿地拿地频繁，成为极少数“抄底”成功的企业。“除了我们有远见、果断外，我觉得还有能力问题。”张说，“有些企业也看到了，但它没能力呀。我们去年底大量的资金就开始流入了，什么道理呢?因为银行对能源产业的松闸比地产要早。”此外，资本运作的成功也是绿地在房地产行业逆势扩张的重要原因。2008年绿地减持了上海新华传媒10%的股份和东方证券1000万股股票，获利颇丰。绿地资本运作负责人李伟透露，2008年绿地资本运作业务利润为5亿元。 言必称政府的张玉良仍将绿地投资能源产业归于“做政府想做的事”。“我印象很深，”张说，“上海是重点能耗城市，我们的市长不停地要到内蒙、陕西去求人家拿煤。所以我们要做能源，既解决了政府的燃眉之急，帮它去寻找原材料，你又占有了这个市场。当市场煤炭紧张的时候，你帮政府，它很感谢你，当煤很多、市场拓展困难的时候，它又支撑你，它的企业优先买你的煤。你两边都得利。”基于此，张玉良主张与中煤集团合作将罗泾港煤炭配送、中转基地同时建成上海市能源储备基地，这次合作得到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除了能源，绿地还有金融、建筑等业务，曾先后入股上海市农村商业银行、东方证券、呼和浩特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2009年，绿地在上海奉贤发起成立注册资本3亿元的小额贷款公司。“我们一直希望有一个金融企业，能够使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提供帮助。”张玉良说，“我们想在3年内把它(小额贷款公司)做成村镇银行，然后上市。目前它还不是金融企业。” 绿地·张 绿地不是张玉良一个人的公司，他只占2%的股份。尽管如此，像大多数创始人一样，这家公司受其影响甚巨。 按照绿地集团总建筑师胡京的说法，张玉良一周七天都在上班。于是，集团高层也都起而效之，周六从不休息。胡京年甫四十，出身建筑世家，又师从国内某建筑设计大师，自视甚高，但对张玉良敬佩有加：“他礼拜一到礼拜天都在上班，而且坚持了17年，你做得到吗?你肯定做不到，我也做不到。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张有弛，我觉得他一直是张着的，根本没有松弛的那一下，这一点我太佩服他了。” 1992年，张玉良36岁，辞去上海市农委住宅办副主任下海，组建由农委、建委下属四个企业共同出资2000万元的绿地，进入房地产业。1997年公司改制，据张说，当时国务院文件要求经营团队必须持股(25%以下)，经动员无人愿意购买，张遂硬性规定中层干部不能低于10万股(每股1元)，副总25万，职工自愿。张带头购入50万股。2001年后，绿地发展迅速，员工购股踊跃，又规定一般干部持股不得超过50万。现在，绿地600多位员工持有46%股份，其余为农委、建委下属企业(51%)和社会股东持有。“是政府硬要我入股的，如果今天不让我持了也蛮好。”张说，“很简单，在这个体制下，多干一点儿没事，多拿一点儿马上找你算账，没必要。” 张的思想影响到绿地的薪酬：干部工资低于市场平均水平30%，骨干员工反之。张的年薪比有的副总要低。绿地负责工程的副总裁许敬在公司初创时即加入，他说，2007年薪酬调整前，他的年薪28万，张玉良只有18万。有公司开出500万年薪挖许敬，是其现在年薪的3倍，许不为所动：“到了我们这个位置，价值不是靠金钱来衡量，我个人认为，企业的知名度非常重要，它的发展前景、工作氛围也很重要。”绿地集团的副总都兼有数职在身，但并不因此报酬更高。 好吧，听上去，这像是一群圣人组成的公司。问及张的座驾，张先发制人：“我这个车，你可能觉得我是在作秀，是20万的车。”张的别克“荣御”来自2005年上海通用汽车的赞助，绿地集团大的事业部的总经理开的已经是凯迪拉克。“这倒不是做戏，”许敬评价说，“他就是这种风格，你想得通?我们两三年换一次车，他不换。他对自我的要求，我们私下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讲得难听一点，我们一年几十亿的利润，他又不是私人老板——赚得越多越好，节奏越快越好。他几乎是365天，要么就出差，要么就在办公室。” 无论如何，张的律己让下属倍感压力，或许这就是他要的效果。绿地资本运作部门的负责人李伟博士来自戴德梁行，初到绿地，周末手机没电，张玉良欲差他到南京看地，遍寻不着。自此，像所有员工一样，李伟养成24小时开机的习惯，并且，“我经常晚上做梦会梦到他，而且第二天就会接到他的电话。” 但是李伟在绿地找到了“归属感”。他说，在外企如戴德梁行，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即可，部门之间协调很难，下了班时间完全归自己。他在绿地感觉到一种完全不同的“补台文化”：“只要你这个部门需要，我这个部门有这个资源，就全力地提供给你，没有代价，不需要谈条件。” 张玉良与孙宏斌熟稔，赞赏孙的抓机会大发展思路。当年孙宏斌力推的快速拿地快速开工快速回款以及放权，在绿地都可见到。“核心在可控。”张说，“第一条是人，第二条是资源，你的团队是不是可控，你的资源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不可控就会死。” 张自认“比较谨慎”。“我崇尚李嘉诚的一句话，钱赢少点儿没关系但不能输钱。必须把赢钱看作基本，而不是冒着有可能输钱的风险去做。这是我的一个基本思想，我认为大的失误我几乎没有。” 2007年，绿地在长春以12亿元从中海手中夺走一块土地。张承认这是一个错误，“根本不值这么多钱”。当时的长春地产大公司云集，“地王”迭出，受此感染，张“带着个人感情一定要拿到它”。同时，张也受到当地政府的鼓励，志在必得。好在，此项目已能作平。 张别无爱好，只想“把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企业做得让人敬佩、有影响力”。 “圣人”领导下的企业还有风险吗? “最大的风险在于，”张说，“我们这种体制，政府能不能一直支持它，让它按市场规则去闯荡，我们的团队是不是能够始终保持这种好的企业文化。其他的，我看没什么。” [人物] 胡雪岩、孙宏斌、周正毅 —张玉良说到的3个人 文 | 本刊记者 黄秋丽 张玉良很认同胡雪岩。 “你在这个社会上做事，一定要成为当时的社会主流，那样你才有环境、才有机会。因为那是一股推导力，你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必须借助这种力量，要不你就没有舞台。” 1996年，有人力荐他去上海市崇明县当县长，他婉拒了。这时他已经在绿地创业4年，公司很小，还处在比较艰难的时期。“我对做企业有信心，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政府就不一样了。”但他与上海市政府的渊源关系，在绿地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都是一种潜在的巨大资源。上海的优势——人才高地、信息高地、模式高地，给张玉良和绿地带来了“举高打低”的优势。每年张玉良要接待的前来招商引资或者学习经验的地市级政府代表团接近50个，平均下来，每个月至少4个，每周至少1个。尽管早已离开政府，但是张玉良始终跟政府融洽共生。张有官的智慧，更有商的思维和手段。而且把这两者用得纯熟，官中有商，商中有官。难怪有人评论，绿地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政商合一”的模式。然而与政府密切的关系，自然会带来许多有意或无意的牵扯。前一轮上海政坛的震荡，有多位企业家落马，业界传言张玉良和郭广昌也曾被叫去问话，最终二人安然过关。 “政治很危险。”多年以来，张玉良已经养成了处事谨慎的习惯。做企业也很谨慎，他说，“钱赚少点儿没关系，但不能输钱。必须把赢钱看作是基本，而不是冒着有可能输钱的风险去做。”“国家的钱不能输，员工持股会这么多兄弟的钱也不能输。” 一位了解张玉良的上海人士说：“张玉良几乎没有性格。他与国企打交道是一个面孔，与政府打交道是一个面孔，与国际公司打交道是一个面孔，与民企打交道又是另一个面孔。为了企业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可以委曲求全。张玉良的身段非常柔软，如果他不柔软，他早被碾碎了。” 张玉良比较欣赏孙宏斌。 尽管张风格谨慎，但他崇尚“大发展”。“孙宏斌很可惜，如果当时他果断地把一些城市的项目斩掉，他可以挺过来的。”对于这位曾经年轻、富有激情的挑战者，至今他还带有深深的惋惜。“对于孙宏斌这种‘大发展’的思路，对于他大胆挑战的勇气，对于他敢于大胆起用年轻人的做法，我都是非常敬佩的。但是我对他的管理完全不认同。顺驰最后是管理上完全失控了。” 在不喜欢的人中，他点了周正毅的名。 很早以前，他第一次和周正毅打交道，是周正毅想买绿地的房子。为了优惠一点，他找来一位领导来找张玉良。“这个人太小气。你想打折你直接说就是，你找个领导来干什么?做事鬼头鬼脑的，一看就不是好东西。”第二次打交道，是在香港。上海市组织了一些企业家到香港考察。周正毅那时在香港很风光，结果只请了上海市的一位领导单独吃饭，把同来的许多人撂在一边。“要是我，我肯定是请大家一起吃饭。都是上海人，你回上海做生意大家也都高抬贵手。做事情就是要坦荡。你找个领导单独吃饭，谁看了都会觉得你有什么不好的勾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