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读《我心所依》感 文 | 周其仁 这本书有很多令人感动的文字。那是真实生活的记录。统计数据描述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应该也是真的。不过这么大一个国家，总还有很多地方、很多家庭承受着挥之不去的贫困。倘若偏偏生在平均数以下的阴影里，年轻人要怎样看待自己的人生? 我自己没有答这道题的资格。生在上海人喜欢说的“大上海”，父母都是专业人士，家境可算富裕。不过，小学中学的不少同学，经济状况非常差。后来下乡，再后来到各地农村调查，知道天下还有远比我上海那些穷同学朋友更为贫困的地方和家庭。“家贫万事哀”的日子很可怕，而更可怕的是机会的匮乏。 不过老天也有公道的一面：机会来的容易的，不那么懂得珍惜;机会很少的，与命运拼搏、奋斗的意志和毅力往往强大。生活阅历告诉我，后者才是改变自己、家庭和国家命运的可靠力量。当我再次从黑龙江考入北京以后，又结识的一批朋友当中，逆境而上取得成就的很多。数几位我熟知的教授吧：宋国青、张维迎、陈志武、林毅夫，全部出生在乡下，家境没有一个在平均数之上的。不过，他们的自强精神、奋斗意志和毅力，成就了学问，也对提升堪称奇迹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数，做出了一份贡献。从旁看去，“贫不移其志”，应该是一条共同的经验吧。 考入北大的贫困家庭同学，已经站在人生重要的起跑线上。大家写下自己的经历，记下自己的感受，不但可以互相激励，还能够感染他人。别的效果不好说，当我自己再上讲台的时候，会记得在座的有尝过汗水滋味的同学，有哥哥六年级辍学打工供自己深造的同学，有为减轻妈妈的劳累、打着三份工来听课的同学——总要更认真备课，才对得住他们吧。 《我心所依》 北大学生资助中心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版 从海盗到商道 昔日海盗的后代成了彬彬有礼的商界君子 文 | 史蒂夫·斯特里德 一个世纪以前，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一个民族正处于艰苦的奋斗时期。尽管它有着丰富而悠久的历史，但历史并不能变成食物摆上餐桌。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就是瑞典。不过，这个国家也可以是你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中国。 与在北欧的邻居挪威、丹麦、冰岛等国一样，瑞典只用了100多年的时间，就实现了从贫穷到富裕的巨大飞跃。瑞典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总量的0.3%，却生产出了全球3%的出口商品。同时，它也是众多世界知名企业的发源地。中国也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如今的中华民族正走在从贫穷到富有，从技术匮乏到科技领先，从默默无闻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道路上，这一转变历程同样令人震惊。 但是，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讲述北欧或者中国的变革，而是关于个人的变化，那就是你!阅读本书的关键在于，你必须深入挖掘自己的内心和过去，努力发掘民族的传统智慧，然后就会发现一些让自己微笑、感动的地方。 本书主要是阐述北欧维京人的商业理念和营销策略，但同时，它也能有效地激励并帮助人们在生活和事业中获得成功。请记住，衡量事业是否有成的标准不仅在于金钱，道德与人生哲学也同样重要。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低估一个善意的微笑所拥有的力量。打开心扉，你就是整个世界的未来。正如维京人所言，“头脑、心灵和勇气，这就是成功的秘诀”。 《海盗·商道：世界顶尖北欧企业如何“抢掠”市场》 [美]史蒂夫·斯特里德 [瑞典]克拉斯·安迪森 著 重庆出版社2009年6月版
跌荡一百年，不祥的预感 从1870年到现在139年，中国社会只有一个进步没有争议，那就是商业进步 文 | 本刊记者 雷晓宇 《中国企业家》：《建国大业》有些情节，其实和你的书差不多。 吴晓波：我的史观是很变态的，老想拿过去来说现在。即使事实一样，心情也不一样。我写这本书心情很郁闷的。比如蒋公子“打老虎”这一段，当时翁文灏想要把最好的5家国营企业卖给老百姓，最后却没人要。这就是对现在的国资委的警告——你觉得自己现在很牛吧，下面135家企业，但是大好形势你如果不改革，等到矛盾激化再搞改革，就来不及了。 《中国企业家》：这100年如果有个主线的话，是商业和政治的关系，还是革命和改良的关系? 吴晓波：我觉得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100多年的商业进步，来自一个共识：强国逻辑。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但是无论革命还是改良，他一旦觉得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就会站在道德高地上，说我做什么都是为了国家强大。百年以来，历史的内在逻辑并没有被改朝换代所打断，从李鸿章和盛宣怀，到宋子文和孔祥熙，再到后来的国家治理者，那么多情节相似的故事如同翻拍电视剧般的一再上演。这个逻辑很强大，国家每一次都在强国逻辑之下，利用民间力量把自己变得很强大，之后又反过来收编民间力量。这个逻辑很麻烦。要振兴山东的钢铁行业，日照钢铁就被兼并。要振兴山西的煤炭行业，煤老板就消失。可是这些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强国逻辑和富民逻辑说到底还是两回事。强国逻辑要改变就是在这一代，转移到民主、自由和契约精神这些更基本的东西上来。 《中国企业家》：如果说这是一次商业考古，你最大的发现是什么? 吴晓波：写到今天，我发现中国的企业家阶层，他们是一群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张謇有四个字“舍身为虎”，当代的企业家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振兴在办企业。这种感觉很强烈，他们身上所呈现的事实比我们原本理解的要强烈得多。卢作孚做到那么大，首先提出公私合营，他私人产权的概念没有的，他老婆要坐民生的船还是一样要买船票。 《中国企业家》：你写的都是名人商贾，百年商业史上有哪些失踪者? 吴晓波：买办。我写了四大买办，席家跑得最快，更决绝一些，其他三家就很惨。还有范旭东，他身边有很多大企业老板，后来去重庆之后都很苦的，也没什么成就。出身最好的企业家就是晚清那一拨，到民国时期就更草根一些，到1979年以后就是农村致富小官员下海了。后来有海归，但是海归一般都是工程师，他们的价值观方面还是弱了一些。 《中国企业家》：历史有时候充满偶然因素。 吴晓波：最大的偶然是1927年春天，这改变了中国历史。当时虞洽卿去见蒋介石，现在历史上那一天查不到，谁也不知道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上海的金融系统决定支持后者。如果当时他们没有达成某种协议，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国共决裂。 慈禧如果晚死两年，君主立宪制可能就成了。当时慈禧已经让袁世凯在静海县搞选举了。 当时荣毅仁办中信的时候，其实邓小平已经同意算私营了。中信创业的那3000万是荣毅仁夫人家里的钱。但陈云批示说：“纯民间的公司实力恐怕不够，为便于在国内外开展工作，把中信公司办成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为好。”如果中信在1978年就是私营企业，那么中国的金融革命发展会很快。 还有一个问题得问朱基。国务院国资委是在朱基卸任两个月之前批的，本来叫做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结果加了两个字，改成了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委员会。如果叫前者，这就是一个企业，而不是一个政府机构了。 《中国企业家》：历史会重复吗? 吴晓波：从跌荡一百年的历史来看，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很让人吸取教训的轮回。国有资本应该在国民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我们一直没有化解掉，现在要思考。现在大家对国进民退的现象都很担忧，所以要非常警惕权贵资本主义，要警惕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获取利润这样的行为。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938-1977(下)》 吴晓波 著 中信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