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银元”(The silver dollar)是《经济学人》针对银发经济发明的一个词汇。在老龄化这个危机重重的阴影下，我们换个思路：中国“银元”在哪?有多大? 本刊研究部专门启动了一项老龄化“危中之机”的调研，我们的调研发现： 未来5年是重中之重。一方面，这5年是人口机会窗口中最好的时段，也是人口红利耗尽前最后的机会;另一方面，这5年是中国全面进入老龄化的关键时期。 “危机亦良机”。中国要补的第一课是在意识上，必须从现在开始，在全社会建立起应对老龄化的意识。 从“人口红利”到“长寿红利”。单纯把老年人口看成经济发展“成本”的做法早已过时，老龄化也可能创造“长寿红利”。 “银发经济”现在是铜矿，5年后会慢慢变成金矿。随着建国后第二个生育高峰出生的人逐渐步入老年，中国老年产业将发生质的改变。 中国老年产业正处于“尿布时代”。政府要承担起父母的职责，推动老年产业走向产业化、民营化和市场化。 文|本刊研究员 王勇 本刊记者 胥晓莺 从“灰色中国”到“银色中国” 不能把老年人口看成经济发展的“成本”，“灰色社会”向一个“银色社会”转变时也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缓慢且不可逆的老龄化浪潮，哪一个更可怕? 来看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简称IMF)的统计数字。2009年6月，IMF计算了金融危机对20国集团经济的冲击，最终得出结论：G20在2008-2009年度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会因此出现8%左右的下滑。这是巨大的损失，但却仅仅是未来与老龄化浪潮相关支出的一个零头(不足10%)。IMF预测，到2050年，G20花费在养老金、健康和长期护理上的额外支出将是这场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损失的9倍以上。 某种程度上，中国是全世界受老龄化冲击最为严重的国家。其他国家是“静悄悄的革命”，中国则是“飞流直下三千尺”，转变的速度和剧烈程度前无古人。 早在1999年，中国就已步入了老龄化社会，但十年来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与老龄化发展速度相比几可忽略不计。尽管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惊人，依然难以消化如此迅速的老龄化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制度等诸多方面所形成的重大冲击。 “中国经济发展快速进程和随之而来的深入的社会变革，可以类比为一辆高速行驶的自行车，必须向前走，否则就会倒下。”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下简称CSIS)高级副研究员尼尔·豪表示。老龄化很可能成为压垮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中国不能在大规模老龄化浪潮涌来前建好基本保障体系的话。 当然，老龄化带来的并非全是坏消息。根据经济学家弗郎克·莫迪格里安尼(Franco Modigliani)和理查德·布伦伯格(Richard Brumberg)关于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储蓄比例下降、出售资产的比例上升会伴随人口老龄化而至，消费则得到大幅提振。这在美国“婴儿潮”一代、日本“团块世代”一代进入老龄化后已得到验证，现在开始轮到中国。 单纯把老年人口看成经济发展的“成本”，早就已经不合时宜。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最根本体现，“灰色社会”向一个“银色社会”转变时也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如果引导和利用得当，老年人将健康、有活力且受人尊重，企业则可通过迎合当前和未来老龄人群的需要而获得利益，政府也能在克服公共养老和医疗体系面临压力的同时为公民提供老龄安全。 “长寿”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全新增长引擎，并与健康、财富形成现代老龄社会新的铁三角。 然而，中国的政府、企业和公众迄今仍未做好应对老龄化浪潮的准备。中国并没有从战略层面建立一个应对老龄化浪潮的总体部署，也缺乏相应的中长期规划;企业基本没有考虑过伴随老龄化而来的用工、薪酬、福利和企业文化等一系列挑战，也并未对目前尚属稚嫩的老年产业投以必要的关注;公众老龄意识的缺位则更为严重，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政策研究部副主任党俊武甚至将其称为“要补的第一课”，因为任何行动都必须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 在2007年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中国企业家》曾就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向与会企业发出过预警。在10月1日国际老人节到来之时，面对缓慢、不可逆且严重程度远超过这场经济危机的老龄化浪潮，如何重新发现“危中之机”?如何寻找中国“银元”(The silver dollar)? 国家战略：与时间赛跑 这5年赶上了，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时机就并不算晚。不过，这要取决于中国养老制度改革能否取得成功 未来看起来很“灰色”。中国将在30年内进入重度老龄化，而英国、法国和美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用了100多年。 虽然中国拥有一个时间机会窗口(1990年-2032年)，该段时间内整个社会年龄结构的人口抚养比最低，是一个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中国构建老年社会福利体系不容错过的最佳时间点。但这个黄金期只有短短42年，其中19年已然浪费，中国只剩下23年的机会，时间紧迫、压力空前。 严峻的现实，让老龄化问题已经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加以考虑。“我们正在起草应对老龄化的国家发展战略，这是大概的路线图，是宏观思路。此外，具体落实该战略的《中国老年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也正在制订中。”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政策研究部副主任党俊武告诉《中国企业家》。 “应对老龄化，中国在与时间赛跑!”党俊武表示。 决战关键五年 2015年、2020年和2050年，是中国老龄化进程中的三个关键时间点。 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2015年耗尽，此后中国适龄劳动力人口将开始出现负增长。2020年则是中国进入重型老龄化的临界点，此后中国将开始长达30年的飞速老龄化，总人口也逐渐开始负增长。2050年之后，中国将进入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届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 如此庞大的老龄人口，决定了未来90%以上的人都得选择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只能是补充。“在2015年之前，中国必须要建成基本的居家养老支撑体系。即使不能形成一个很繁荣的产业，也要从制度上实现最基本的保障。”中国老年学学会(GSC)理事、青松乐龄创始人王燕妮告诉《中国企业家》。 未来5年则是重中之重。一方面，这5年是人口机会窗口中最好的时段，也是人口红利耗尽前最后的机会;另一方面，这5年是中国各省市全面进入老龄化的关键时期。 不仅如此，未来5年还是中国养老事业由福利时代向商业时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商业时代的到来必须建立在完善的福利保障基础之上，中国国情决定了政府在应对老龄化时要承担比西方国家更大的责任。“能否完成消费文化的全面变革，避免未来经济陷入恶性循环，都取决于这关键的5年。”鹤童老年公益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方嘉珂表示。 “这5年赶上了，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时机就并不算晚。不过，这要取决于中国养老制度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王燕妮说。 养老制度改革的长征 中国的养老制度确实千疮百孔。2009年8月，海南省文昌市老人余亚英每月只能领取3元养老金的新闻震惊了全国，但这并非孤例。这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尴尬时刻的一个缩影，并将随着大规模老龄化浪潮的席卷而来进一步恶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一个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是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市，而且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但在广大农村地区，正规的退休保护几乎不存。 与此同时，中国的私人养老制度刚刚起步。尽管雇主发起的“企业年金”，可能会逐步变成退休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它目前仅覆盖少数职工。 此外，在分析人士看来，中国基本养老制度有严重的结构问题，致使未来的退休保障体系建立在一个不牢靠的基础上。 如此脆弱的养老保障体系，不仅威胁着老年人，也增加了中国的社会甚至政治危机的风险。CSIS据此提出了一个“四步走”的方案：先构建一个普惠的保障底线，继而将基本养老制度无资金承担的成本社会化(即由中央政府承担该成本)，然后把目前的基本养老制度转变成一个全国性的个人账户制度，最后在中国企业年金制度的基础上扩大补充养老金覆盖率。 CSIS高级研究员理查德·杰克逊认为，做实的养老制度将成为经济发展和老龄化挑战这两个未来中国最大挑战交汇的原点。 “危机亦良机”
中国已经步入一个十字路口，能否成功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状况和国际地位。一切都在动荡变化之时，往往是变革更容易落实之日，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言：“Never waste a good crisis”(危机亦良机)，中国虽然压力重重，但也机会多多。 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为应对老龄化奠定了坚实的宏观经济基础。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举世界第三、外汇储备是世界第一，如此强大的中央财政能力既能为防贫底线筹资，也能让养老保险中无资金准备的负债社会化。 中国在制度方面的长足进步，让改革更加可行。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建立一个全民的养老金制度，还承认了做实的退休储蓄的决定性优势。它已经开始做实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的空账户，建立了全国养老金储备基金，为雇主发起的企业年金的补充制度奠定了基础。新医改也开始启动，产权及资本市场的监管也不断在强化，许多阻拦做实养老金制度的障碍已经被清除。 老年人购买力水平的相对提高，则为中国老龄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与此同时，中国老年人正在逐步抛弃“重积蓄、轻消费”、“重子女、轻自己”的传统观念，花钱买健康，花钱买潇洒正成为一部分现代老人的时尚追求。此外，随着家庭结构的嬗变，现代普通家庭的养老功能也在日益退化。老年人对社会化市场化的依赖性的逐步增强有可能成为老龄产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中国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黄金机遇，但正如党俊武所说：“中国要补的第一课是在意识上，必须从现在开始，在全社会建立起应对老龄化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