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钱积惠并不知晓，全国都在运动式地搞大三线建设。坐了几天的长途客车后，1968年5月1日，钱正式向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报到。当时的核动力研究院还不在成都，而是在峨眉山麓。和钱敏回忆的上海大挪移一样，研究院以北京194研究所和715研究所为基础，从全国集结400多名科技人员和工人。 躲不过的历史劫难来临。11月3日，在实验室一心搞实验的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清理阶级队伍对象”，关进了牛棚。 牛棚，钱积惠一呆就是两年多。后来，钱的罪状被认定为无中生有，又送回到核动力研究院，从头做起。为了补偿近3年事业上的损失，钱回来后更加拼命地工作。一年不到他被提升为室主任，后提升为院长。1992年他开始与巴拉迪同事，做了10年国际原子能副总干事。后，又被核动力研究院聘为名誉院长。 40年大轮回。2008年，钱积惠又被“赶出”了核动力研究院。“原中核集团总经理康日新(今年8月5日，新华网发布消息称，康日新“因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一纸文件，说不再聘用我为名誉院长了，就完了。我是悄悄地走的。你让我说40年前的三线建设，我现在哪有心思啊。”钱说道，“这里不是服务年限长一点的单位，而是和我生命联系到一起的地方。” 钱积惠一直主张核电自主技术，业界称其为“极端分子”。“为什么我敢大声疾呼中国核电自主化，我的底气就在核动力研究院。我们的队伍和技术不亚于中国航天。”钱说道。 “不过，光荣的历史都成为过去了。由于受到‘引进派’和部分‘自主派’的打压，现在研究院排到后面去了。每个派都要另起炉灶，重建一个核动力研究院。那么容易嘛?!不是钱的问题。”钱现在在江苏昆山买了房子，“成都的家嘛，想了再回来。” 和钱积惠一样，许多三线人经历着“过山车”式的命运。位于成都东郊的工业文明博物馆试图详细记录下大三线中的成都。当年宏明电子厂的机修车间改造成一个博物馆，放置当年从全国各地运来的实物设备，一辆锈迹斑斑的蒸汽机车停在假设的成都站上…… 成昆线：“每公里下都埋着一具尸骨” 更像“过山车”的是我乘坐的成昆铁路列车——从海拔500米的成都出发，沿大渡河及其支流牛日河上到海拔2280米的沙木拉达隧道，再顺着孙水河、安宁河一路下降到海拔1000米的金沙江干热河谷，接着溯龙川江上行至海拔1900米的滇中高原……一路不停地上坡、下坡。 地质构造，就像钱积惠们遭遇的体制，一路上多了惊险与传奇。有500多公里位于烈度7至9度地震区内，其中在8至9度地震区内的有200公里。沿线有沉积岩、岩浆岩和变质岩，受强烈地质构造运动影响，大多支离破碎。加上多变的气候，这些岩石剧烈风化，即使最坚硬的花岗岩，风化厚度也能达到30米，在开挖过程中会迅速剥落。山坡坍塌、落石、滑坡、泥石流……几乎所有灾害地质现象，在成昆铁路沿线都会发生。 因此，最早成昆铁路有三个方案。东线、中线和西线。1955年，参加勘测的工程师王昌邦提出考虑西线的建议，并与苏联专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反对苏联专家就是反苏反共，有政治风险。何况苏联专家的看法也有着充足的科学依据——西线地质条件之复杂，地理条件之恶劣，有“铁路禁区”之称。 直到一勘探队发现攀枝花有铁矿，穿越攀西大裂谷的西线方案，终于尘埃落定。“当然，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耗费的资金总计30.75亿元，平均每公里是当时普通平原铁路的4倍以上。”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陈东林说。 还有更大代价。1968年，一个4000多米的隧道塌方，一下子就埋进半个排。1970年5月26日，大凉山盐井沟的铁二局414、408工程队驻地被洪水吞没，几百人和工棚区被席卷一空，抛到山下，70多人死亡。同年7月1日，当挂着毛主席像的彩车按时通过孙水河3号隧道时，所有在场的施工人员和家属哭成一片。陈东林介绍说：“提及成昆线，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形容：每公里都会有一具尸骨。”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区域经济的专家林凌是当年成都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的一员，经常和三线建设的领导到各地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他回忆： 成昆路是由铁路兵和铁道部的工程队来共同建设的。指挥部在西昌，中间分了两段，从成都到西昌是一段，从西昌到昆明是另外一段，两段同时修。成昆铁路非常艰险，必须要先修公路，把器材和人运到山里。 成昆铁路考虑到隐蔽这个特点，所以选在山里。人爬到悬崖峭壁上，身上拴着绳子吊下来打钢钎，打出眼以后放上炮弹，把路炸出来。现在打隧道都是很大的机器进去，当时哪有? 四川关村坝隧道很关键。中央都非常关注。当时坦桑尼亚的总统到北京去访问，带去许多芒果。然后主席就把这个芒果送给了铁道兵。大家都不吃的，你传我我传你。最后，关村坝隧道是日进一百米。 1970年7月，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攀枝花：山坡上的钢铁之都 9月3日6点。到达攀枝花站。 列车刚刚驶出成都站，我对攀枝花就有了大概的了解。同车厢的是两个姐妹，第二代攀枝花人。1967年，她们的父亲独自一人离开辽宁鞍山，前往攀枝花(当时叫渡口)。母亲是当地留守办主任。她们家成了溜号工人的“造反之地”。有人装病，有人装疯，甚至在她家里喝尿。母亲要软硬兼施地劝这些人返回攀枝花。 1969年冬天，母亲带着姐妹来到攀枝花。为了买一双鞋，8岁的姐姐跑遍了整个荒地，没有。回到家，妹妹正在对着爸爸叫叔叔。“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纪录片，讲一个地质勘探队员离开家好几年，回来后，孩子都不认识他了，不管他叫爸爸了。”姐姐说：“这有什么稀奇的，早40多年前，我家就是这样。” 因为铁矿的发现而决定成昆线走向的攀枝花是当年大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攀枝花有铁有煤，钉子就钉在攀枝花!”毛泽东在听取有关部门的汇报后拍板。 位于四川省与云南省接壤处的攀枝花，北距成都749公里，南到昆明351公里，长江上游两大支流金沙江、雅砻江在市内汇合。原名为渡口，后以漫山遍野的攀枝花(木棉花)得名。 1950年，前攀钢总经理、17岁的赵忠玉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东北建设要人，离开江苏常州老家只身前往鞍钢。18年后，他的命运再次发生变化。他回忆道： 当时没有选择的。毛主席要建三线，为毛主席分忧去了。到北京后，32个人一块儿走，一辆解放车，到哪儿不知道。当时最好的衣服是卡其布的裤子，在车里晃荡了三天后，磨出了一个洞。 当时攀枝花叫渡口，一个兔子不拉屎地方，光秃秃的一片荒凉。到这里的人都是挑着来的，老的不要，少的不要，去的都是中年的。来之后，仍然是保密教育。到北京办事，别人问我们是哪里来的，我们说是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来的，别人就不问了。 最早的时候，渡口只有7户人家。没有城市依托，搞钢铁是非常难的。这么多人去，一下去几万人，吃什么?住什么?早期进攀枝花的人，差不多都要经过拉肚子的考验。这么苦，为什么还要搞三线建设?为什么要建钢铁厂?打仗就是打钢铁，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手里面有钢铁，100万吨，日本人侵华战争，钢铁也是几百万吨。所以毛主席说，有了钢铁就能应对世界大战。建设攀枝花不是想赚钱，而是想保卫共和国。 为什么在攀枝花建钢铁厂?因为沿海地方外国人都了解，都知道。包头钢铁公司，苏联人清楚，当时的中苏关系很紧张，不可靠了。当时要建一个编号是39的钢铁厂，后来下马，也是因为离苏联太近了。 攀枝花毕竟地理位置深一些，而且又有矿山。当时全国13个部派人到攀枝花成立了一个总指挥部。好多人知道中国第一个特区是深圳。我说这个历史不对，第一个特区应该是攀枝花。 攀枝花建钢铁厂，第一个难题是缺乏平地。按照国际惯例，建设年产150万吨的钢铁厂，至少需要5平方公里的平地，金沙江峡谷畔只有2.5平方公里平地和高差80米的山坡。设计人员大胆提出了台阶式设计方案，通过大规模爆炸，将叫“弄弄坪”的山坡平整成4个大台阶、23个小台阶。如今，攀枝花几乎每一条街都会有坡和台阶。拾阶而上，住宅楼长在山崖上。 当时，在三线建设中，流传一句话，“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赵忠玉回忆道： 我刚当经理的时候，在招待所里一呆呆了三天。我给自己出题目，攀钢现在什么问题最大?攀钢什么问题最难?攀钢现在什么问题需要我解决?首先的问题是人，14个高级工程师一下走了7个。又死了一个，攀钢就这么一个人会讲外语。普通职工每天平均走几十个人。楼上楼下全是要求外调的。 思考了三天，我认为攀钢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稳定，要留住人;第二件事开发资源，把人留下来;第三一定要发展生产。 我专门跑了趟北京，员工的平均工资涨了六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有了。其次是办幼儿园，办学校。我全国招聘老师。那些老师都是右派，反革命什么的，人事部门不敢录取的。我说，不怕，共产党怕他还是他怕共产党?当时一位老师来自于黄埔军校第六期，讲课不用教科书，讲地理粉笔一划就出来了。很棒。就这样，请好老师，不管他们出身。 上世纪80年代初，大三线企业中要求调走的中年科技骨干，占骨干的30%以上，有的单位甚至高达80%。 为了留住人，赵忠玉一直在折腾。他听说，光缆传送的电视信号数量多，又清晰。可国内买不到光缆。“我跟西昌卫星基地人说，安光缆的项目交给你们干，但是没有办法进口光缆。西昌可以用发射卫星的名义进口，给攀枝花一些。”虽然有点冒险，赵不得不这么去做，他要让攀枝花像香港一样，家家户户大彩电，他要生活在攀枝花却可以吃遍全中国，北京的烤鸭、涮羊肉、新疆的哈密瓜，都要有。 钱用在职工身上我不怕。1980年建南山宾馆。冶金部部长给我打了5次电话，叫停。他打一次电话，我就跟施工队伍说，多上人，给我抢出来。建起来了，没有哪个人有胆量炸掉。没有哪个人有本事把它搬走。南山宾馆是攀钢的门面，人家从最高处看，攀钢不错，职工也有自豪感，为什么不建?我们办公楼挺差劲的。改造办公楼，就像老太婆穿一件时装，怎么穿还是一个老太婆。不行。要盖就盖一个现代化的，24层的宾馆。盖完了之后，男的都要穿西装打领带上班。女的不穿裤子，要穿裙子，要跟国际接轨。 我就要盖。我们拼命地工作为了什么?是为了追求好的生活，生活是推动工作的动力。留住员工，就是要给他们好的生活。我要让攀钢人一出去，开口就说我们攀钢如何如何，我是攀钢人。 站在南山宾馆顶层，鸟瞰攀钢全景。高耸的烟囱从山里长出来，高炉、厂房、矿渣堆成的小山，昔日的荒山野岭已建成了中国西部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2008年，攀钢完成铁771.48万吨、钢751.01万吨、钢材702.98万吨，营业收入达到522.64亿元，成为四川省首家营收突破500亿元的企业。 “我们攀枝花日照时间长，所以芒果和石榴很甜。攀枝花的苏铁你知道吗?就是铁树，800多年的历史，年年开花……出差在外，我会经常想念攀枝花的太阳，暖暖的。”我想起火车上姐姐说过的一段话。 走出“大三线” 9月4日18点30分，到达昆明。 下午1点，火车经过禄丰县时，我们在黑井小站下车。这里因一口盐井得名，是古盐运驿道的中心。1000多年前，这里商贾云集，马帮川流不息，两边店铺生意兴隆，每天都像赶集一般。当时，大部分马帮将盐运至昆明市的拓东路，全国盐商聚集的地方。 如今，千年盐都已成为小镇的回忆。黑井古镇已无盐可煮，亦难寻昔日人欢马叫的景象。还好，成昆线穿镇而过，并设有站台，小镇成为旅游景点，每天接待的游客多达2000人。古驿道上的石板又多了骡蹄印。 上世纪70年代末，大三线中越来越多的企业犹如落魄的“工业黑井古镇”。昭通市水富县的云南天然气化工厂(简称：云天化)就是一例。云天化一位坚持匿名的高管说： 1974年，国务院计划用43亿美元进口一批大化肥装置和乙烯装置。经过云南省委、省政府的积极争取，把原定给四川的一套装置划给云南。 天然气是生产合成氨的主要原料，可是，云南没有天然气。经过多方筹措和努力，在滇、川交界处水富县建设了云南天然气化工厂，天然气供应由四川输送，电力也由四川提供。当时都说，这是“用四川的奶养着云南的娃娃”，由于西南地区大化肥厂相对集中，云天化又地处输气管网末端，天然气供应不足。 1984年8月，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召开了三线调整工作会议，决定把布局调整放在首位，拟定了调整规划方案，对第三类企业(选址有严重问题，生产科研无以为继，产品方向不明，占三线企业的7%)分别采取关、停、并、转、迁的办法，原则是：“该关停的就不要搬迁，能迁并的就不要迁建，能就近搬迁的就不要远距离搬迁，能向中小城市搬迁的就不要向大城市集中。”11月，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在成都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七五”三线地区企事业单位调整方案》，确定调整121个单位，其中关停9个，迁建和部分迁建49个，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 林凌回忆：
当时决定只有16%从山里面搬出来。有的企业防水不太好，一边生产一边防水，机器生锈了;有的是山要垮下来了，工人不安全。后来，除了16%之外，其它在山里面都想搬出来。比如说，华蓥山六个炮厂及相关产业，比如望远镜。它们离重庆近，离南充也仅一百多公里。我们的意见是，干脆从华蓥山修一条公路到重庆，修一条公路到南充。在重庆给工厂盖房子。最后的决定还是把这六个厂一下分散到三个地方了，一个南充，一个重庆，一个成都。 当时算过修一条公路多少钱，建房子要多少钱，和搬厂到另外一块儿地方，改造落后设备的成本，做过对比。修路的方案花的钱少一点。结果一搬，没有钱去改造设备了，银行的贷款堆成了包袱。现在，6家企业全部破产。 云天化也被调迁政策纠结过。为此，云南省曾提议，能不能把原是云南境内的攀枝花划归云南，而包括水富县的昭通市划还给四川。结果可想而知。 直到2000年8月，云天化总部迁往昆明滇池路。现在，云天化集团已成为一个以化肥、有机化工、玻纤新材料、盐及盐化工、磷矿采选和磷化工六大产业发展方向的产业集团。高浓度磷复肥生产能力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玻纤新材料生产能力全国第二、经济效益全国第一;磷矿采选规模及磷化工产品生产能力全国第一;合成氨、尿素装置单套生产能力全国第一。“这都是当年三线建设给逼出来的。”上述高管称。 9月5日。回到北京。等待建国60年大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