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深圳+技术”基因 我是初二才到深圳中学。那时候刚好是国贸大厦在建，所谓的深圳速度，三天一层楼，就在我们家附近，我们看着它(建)起来。深圳确实是改革开放先驱。华为、中兴这两个全国最大的通讯设备制造企业都出现在深圳，这是跟深圳这边地理因素有关系，因为它靠近香港，国外的元器件进口比较容易，所以大家都是在深圳从做贸易起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深圳在通信方面的人才储备比较多，腾讯后来起来的时候也是以通信为主，包括我第一份工作也是做寻呼。 我父亲在深圳的盐田港工作，他对我的影响可能有，但我很难讲出来具体的一些东西。我们创业那么多年，他最开始的帮助很大，做账之类的事基本上是他帮着去做，最开始风险投资进来，IDG VC管财务的跑到我家里跟我父母来直接去对账，做尽职调查都跑到我家里去，因为我爸会计出身，我妈也是会计，当时账是他们帮忙管的。我们都是很老实，很诚恳做事，不会做欺诈这样一些事。甚至到后来遇到比较好的发展机遇的时候，父亲也是不断提醒，说要注意风险，要避免发展过快带来资金或者对外合作中会产生的问题。所以我们即使发展比较快，一直还是抱着一种比较谨慎的心态——往往出事都是在你最顺的时候去发生的，这个是经常铭记在心的。 那个时候大学里还比较少见到商业明星，反而是请什么严星(气功大师)演讲，练功。我快毕业的时候，老师会接很多外面的项目做开发，然后带毕业生做毕业设计，这应该算跟商业挂钩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毕竟在帮企业做项目，自己学的技术会有用途。所以当时我真的是非常渴望有这样的机会。 我大学毕业时接触了两个系统，一个是证券交易系统，一个是寻呼系统。我的毕业设计是股票行情分析系统，那套软件后来5万块钱卖给黎明网络了。我很早就知道股票，当时深交所开始之前就在我们家附近排队，全国各地都是一麻袋一麻袋的身份证运过来。那时候我没有参与，是后来父母买卖股票的时候参与一下。第一次买股票是毕业后两三年，当时是买了10万块的深发展，后来涨了几倍，我没有抛，到现在还留着，反正没有太大必要去动它。我不是专门去花很多时间去想这个股票怎么样，真的没有，外面说我懂得资本运作，其实真的没有想这么多。
应该说我开公司之前也没有什么对商业上的理解，虽然做过一些项目，有些别的收入，但是主要还不是从做商业的角度去看，而是以技术的角度去看。觉得做一件事情能够用自己的编程技术，能够做出一个产品去卖，或者是能够帮到别人，能够提高效率等等，这些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 接触互联网 1995年底，我开始接触互联网，最早在润迅是用长途电话线拨到香港去接入互联网，当时用的还是Mosaic的浏览器，还不是Netscape。当时我做惠多(CFido，是通过电话线路连接的BBS网络，网络之间互相通过点对点的方式转送信件)BBS站台，一条电话线只能一个人上，当时深圳的惠多网有四根线缆已经是超豪华版，国内第一豪华，但互联网是一条线路多人可以同时访问，哇，这个太好了，一下子好多人可以同时访问这个站台，当时我觉得很有意思。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是机会，但是也意味着惠多网已经快完蛋了，因为已经跟不上形势了，所以老的惠多人还是心里有点伤感，尤其原来是一个小圈子，就这么几十个人，到后面互联网的站台一多，变得几百人就没什么意思了。 但后来我发现这个力量是不可改变的，互联网一下子迅速膨胀。再后来基本上惠多网的那个站台我也就不太理了，1998年我才关掉。 那个时候我开始学互联网能带来什么，因为当时在做寻呼，第一个想法就是把网络寻呼这个概念引进来，通过互联网来寻呼，把内部的系统接起来，当时以为这可以给寻呼业带来一点高科技色彩，能够延缓(寻呼衰落)，因为当时压力很大了。其实手机一开始出来，短信一普及，我就知道寻呼机肯定是完蛋的，就变成夕阳产业了。我1998年底离开寻呼业，走的时候大家还抱幻想说寻呼可能还有机会，真正所有人绝望，全部退出资产应该是2000年。 我们出来做第一个项目，是向各个寻呼台卖我们的网络寻呼系统，那时接触到即时通信，当时叫网络寻呼机，而QQ是我们给各个寻呼台开发那套系统的一个附属功能。 我们能够走到现在这一步其实更大因素还是很幸运。我们所处的信息产业、特别是互联网这一行现在来看能够跟国际接近同一个起跑线，我们也意识到整个互联网需要跟中国的国情做磨合，在中国做信息产业要更关注对社会的影响，不能够像过去公司还小的时候，只是看一个产品，或者靠一个影响力，或者是为了收入这样单纯的去想，要想得更全面才能适应整个中国的发展。 最后，到了谜底揭晓的时刻，让我们来看看马化腾自己拟下的自传开头： 1999年2月10号晚，11号凌晨，QQ发布。我们看着自己的产品如何受用户喜爱，口口相传，逐渐逐渐增长，那几个晚上都是盯着这些东西。当时过了两天就有人来狂注册，一次放了5000个号码，我说不可能啊!一看，原来是有人利用我们的漏洞来黑我们的系统，于是赶紧去清掉这些号码。 这些正代表着未来腾讯所有互联网产品运营和开发的模式，当时很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定型了，包括我们怎么应对处理事务的方法，怎么按用户反馈去调整，所有这些思想都贯穿于腾讯的发展，从始至今…… 第二部分——60年：宏观之脉——[三大线]成昆行记：大三线的兴起与迁隐 9月1日，我和摄影师坐上从成都到昆明的火车，去往四川盆地、云南西部的横断山脉。车厢广播中缓缓地飘来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列车在穿越隧道时，诗被轰轰的噪音搞得模糊不清。黑洞漫长得几乎没有尽头…… 429座这样的隧道! 初时乘坐这段世界称奇的铁路，我还为其和窗外的风景所倾倒，后来，不断地重复和千篇一律的群峰林立、重峦叠嶂、悬崖峭壁、黑暗、明亮，让我生出忍耐感来。这一路，我们要越过991座铁桥，要13次跨越牛日河，8次过安宁河，47次过云南境内的龙川江。1083.3公里的铁路线，时速不到60公里，逢站便停。 直到我模糊地看到一片坟茔，一座成昆铁路烈士纪念碑，估计大约有上百个坟头朝着山下的铁路，基座上应该刻着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落款的时间已经无法看清，我感觉到，大三线建设，那段尘封几十年的历史开始窥视我们了。 1964年5月，在讨论“三五”计划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有了这个东西就放心了。” 几经讨论，“三五”计划由原定的解决“吃穿用”等民生问题急转至以解决战备问题为中心。 1965年3月29日，中央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任总指挥。4月，又成立国家建设委员会，谷牧任主任。三线建设拉开大幕。 所谓三线，是由沿海、边疆地区由外而内划分为三条线：一线(前线)是指沿海和边疆地区;三线是指四川、贵州、陕西、甘肃、湖南、湖北等内陆地区;二线是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三线又有大、小之分，中部及沿海地区的腹地俗称为“小三线”;西南、西北地区的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 从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三线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元，秘密建起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 不过，由于过分强调“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的战备需要，大三线建设在布局选址上，饱受诟病。许多现代化企业分散建设在山沟和洞穴里，造成交通运输、管理、配套的不便。 “战备形势缓和以后，这些企事业由于远离经济中心地区孤立存在，虽然也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新面貌，但不能起到拉动一片、辐射发展的作用，自身难以生存。”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陈东林说道。 在计划经济时代，以战备需要布局的大三线建设，是一次浪费和徒劳吗?它给中国工业留下的是死的“遗产”还是活的“灵魂”?尽管一些企业确因选址不利、市场欠佳而最终走上末路，但是大三线企业毕竟仍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大多数存留至今，有的甚至堪称中国工业的“脊梁”。 比如，攀枝花钢铁集团、酒泉钢铁集团、酒泉航天中心、西昌航天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工业基地、渭北煤炭基地、汉中航空工业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其中，攀钢、二汽、东方电气、中核、中航等现时中活跃的央企，全部和部分核心资产均分布于此。据统计，1964年到1980年，大三线的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 陈东林是大三线建设的活字典。他认为，不妨将三线建设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的支出成本。“何况从经济发展的后续看，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里得到补偿。” 成昆铁路即是大三线建设初期的重要项目。9月初，《中国企业家》记者沿着成昆线，走访大三线建设的亲历者。他们大部分已是古稀老人，时间让他们隐藏住了冲动、骄傲。但是，我知道，他们的内心一直在被那段历史照亮。 三线人：“过山车”式的命运 9月1日17点。成都站出发。 成都，是成昆线的起点，是我们此行的第一站，也是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院长钱积惠在40年前不知将会达到的目的地。 1968年4月底，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教书的钱积惠接到通知，前往三线，具体地址保密，听从组织安排。“去三线，那是一种光荣，好人好马好枪才可以去的地方。”钱回忆道。 钱积惠并非第一拨支援三线建设的技术人员。据原上海市经委副主任兼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钱敏回忆： 1965年，按照计划，华东地区要搬迁250多个工厂，10多万人。实际搬迁了123个工厂，5000多台设备，去了将近4万多人。 一般都是搬一半留一半。设备和工人、技术人员都是这样。有的设备不够，就现做。当然也有全部搬到三线的。搬迁工作组织得非常严密。举个例子来说，成都某厂，是上海厂搬去的。一半人留在上海，一半人去成都，从厂长、副厂长到科室干部、技术人员到工人，都是如此。搬去的设备有400多台。成都那边的厂房是利用原来一个玻璃厂的厂房，按机械厂的要求进行了改造。搞了一个详细的平面设计图，在什么地方，摆什么机床，每个机床的位置，都标得清清楚楚。这张设计图拿到上海，上海厂按照图纸的要求，先落实设备，把要迁过去的设备准备好。设备准备好以后，根据图纸的要求把底座和地脚螺丝先装箱，然后按安装的先后程序装箱。箱子编好号码，某号机器第一号、第二号……先后次序(号码)同成都厂里确定的次序(号码)是一致的。装上汽车的时候按这个次序，上火车也是按这个次序，到了那里也是按这个次序直接把设备放到应该放的位置上。一点不乱，也不会窝工。在上海拆卸包装只用了一个星期，运到成都厂，也只用了一个多星期就开始生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