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光大到中信，随着在市场里磕磕碰碰，他渐渐觉悟到光大、中信几乎同时起步、却渐行渐远的原因所在。1993年，光大信托投资公司因为王亚克事件发生8000万美元的重大亏损，而孔丹在光大内创办的木材公司在当时成为填补亏空的功臣。从王亚克事件开始，光大陷入了一个管理层频繁更替的怪圈。“光大的管理层缺乏连续性，出了王亚克的事，变成一个断层，出了朱小华的事又是一个断层。”光是孔丹在光大集团担任高管职务的若干年间，辅佐过的董事长就多达四位(王光英、邱晴、朱小华、刘明康)。孔丹笑言：“人家说我四朝元老。” 光大的主业也因这种不连续而几经反复。从一开始什么都做的进出口贸易，到后来刘明康担任董事长时，才明确了弱化非金融业务，转型做金融性集团的战略。“领导人的不连续，导致领导层难以以一种更连续的战略思考来解决问题，不管是对困难和挫折的应对能力，还是对机会的选择和把握能力，都缺少。”孔丹说。 一个企业，除了财务实力、经营能力以外，谋划战略的连续性非常重要。这个仗不是打一天，不是打一年，要打十几年、几十年。(领导层)不连续对光大的影响很大，没有连续的思考、连续的战略谋划，怎么形成一个战略?何况是一个没有垄断资源和领域、底子并不厚的企业。 中信基本上是做到了管理层的连续性。比如我所尊敬的老大哥王军一开始就跟着荣毅仁先生创办中信集团，在魏鸣一当董事长时他就做了两年总经理，1995年到2006年做了11年董事长，前任总经理秦晓跟他合作了5年，我又从2000年开始做他的助手6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后，市场有好几次调整，作为统帅，如果你在每一次调整中抓不住机会，就会出问题。 中信集团30年前刚成立时，国家只给了2.4亿元人民币，后来逐渐拨给我们一些企业的产权，包括一些很困难的企业，算起来一共只给了我们42.7亿元资产。到现在，中信集团净资产是1094亿，累计增值了约25倍。总资产有16316亿元，利润总额是258亿元。 孔丹乐于用来论证中信集团市场化一面的一个例子是中信集团不借助国家投入，独立改造中信银行。2003年中信银行面临改制之时，积累了300亿元不良资产，其中拨备和核销需要200亿元。当时的市场背景是，国有商业银行一次性剥离了1.4万亿元不良资产，并在随后各自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的过程中也得到大量的资金注入。 中信银行本有向国家求助的机会。但时任中信集团副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孔丹与当时的董事长王军的判断是：当时的中信银行资产质量不佳，如果求助于其他机构来填补资金缺口，则不得不低价出让股权，“三钱卖两钱”;但如果自行融通资金解决问题后再引资，就可以“三钱卖五钱、甚至卖十钱”。
“我们这叫自费改制。”中信倾集团之力，三年内停止所有行业的投融资来集中向中信银行数次注资，填平不良资产。随后，又在2006年底以超过净资产三倍(PB)的价格引入西班牙战略投资者BBVA，成为当时外资机构参股中国商业银行最昂贵的交易之一。在这期间，他与王军完成交接成为董事长，并出任中信银行董事长。2007年，他亲自带队与同事们游走于欧美进行中信银行IPO路演，获得高达90倍的认购率。在募集了450亿元完成上市之后，中信集团仍得以在中信银行保持超过70%的控股权。 就在中信集团即将迎来30周年庆时，2008年秋天爆发的中信泰富(中信集团在港上市的联营机构)炒汇巨亏事件，呛了中信和孔丹一大口。“全球金融危机刚爆发时，我曾经跟很多外国人说，中信集团是比以前强壮，但是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像你们这些金融机构，可以承受数十亿美元损失的程度。好，话音未落，来了，账面亏损20亿美元以上。”孔丹说，“连前任王军董事长都说，这是中信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挑战。” 中信集团决定出手一救。孔丹主持在某周末紧急开了一天的会，决定中信集团融资15亿美元，以每股8港元入股中信泰富，持股比例从29%增到57%，变成它的绝对控股股东;同时，把87亿美元的澳元期货交易中的2/3接到中信集团里。每澳元在0.7美元以上的损失，由中信泰富自己承担，跌到0.7美元以下的损失，中信集团承担。 孔丹坦承，他本人跟集团总经理常振明，因为这个拯救方案承担了很大压力。但是实际上当时孔丹们几乎别无选择，“如果你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整个中信泰富和中信集团对外的信用、信誉肯定丧失。” 现在中信泰富的股价已回升到20港元以上，澳元也早止跌回升。孔丹总结：“这就是人努力，天帮忙。” “中信是一个谜。”2006年，在与前任董事长王军的交接会上，喝了一点酒的新董事长孔丹对王军说。他所接手的谜一样的“红色央企”，在王军担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的1995-2006年期间，通过多年营运，已经变成以金融领域全业务、同时涉及房地产、基础设施、工程承包、资源能源、制造业、信息产业、商贸与服务业领域的巨无霸。自2006年孔丹接手后，中信集团进一步推进了金控平台的建设、完成中信银行A+H股上市，同时在对石油、金属矿、煤炭等资源的海外并购上也有大的发力。 时至今日，孔丹开始更多地考虑收拢战线，他希望“巨无霸”有所调整，做到“综合优势明显，若干领域领先”。“30年来，中信历史地发展到目前状态，逐渐走向各个领域，呈现了某种发散过程。而现在我们更需要加大集中力度，加强我们的资源配置和管控能力。”他对《中国企业家》说。孔希望在他任上，中信过于庞杂的多元化现状能得以改善。去年11月，中信集团已经开始安排旗下控股银行中信银行与香港中信嘉华银行的整合;而中信证券也在对旗下的两家基金作吸收合并。“我希望在资源配置方面相对集中，另外，这个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做些取舍，我们曾经提过一个观念，叫有所为、有所不为。如果不是我们能够保持优势的领域，我们就把它出手。”、 马化腾(1971-):一个技术实用主义者的成长 在拜访腾讯公司创始人、董事局主席马化腾之前，我们准备了两组提纲。第一组问题形而上，贯穿着对建国60年的时代精神的总结和宏观梳理，另一组则是形而下，由各种琐细，乃至八卦的小问题混合而成。采访之前，我们把前一组提纲抛给了马化腾。 果然，我们的采访提纲“难住”了马化腾，“你的问题很难答，我真没想那么多。虚的东西我不会讲。”这是马化腾式的答案，于是，我们拿出了第二套采访提纲。 不过“小马哥”与过去接受采访时惜言如金的风格已稍有不同。我们面前的马化腾虽然比两年前要胖了一些，人却更加精神和开朗，聊到兴头上，旁人甚至难以打断他的话头。2009年8月后，腾讯股价一路冲破110港元大关，腾讯公司以超过2000亿港元的市值成为香港联交所的科技股龙头。更多的人开始感兴趣，是什么样的原因造就了马化腾和他的腾讯公司? 马化腾自己也解答不了，不过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结合体。 1971年出生的马化腾在海南出生、深圳长大。那些沉重宏大的政治更迭与社会思潮与他相隔甚远，他甚至是一个有些自闭的人，“我自己认为我是书呆子”，他的朋友们一度认为他会很难找到女朋友(他后来的女朋友也是他现在的老婆，正是通过QQ聊天认识的)，至于商业，他说，“做生意，什么倒买倒卖，一点兴趣都没有。”然而他同时又是一个对挣钱并不排斥的实用主义者，“这个技术有人看上了，那我就顺理成章去做。”在大学毕业之前，他编出一套程序，结果以5万元的高价卖给了黎明网络公司。 在风光旖旎的海南，童年与少年时期的马化腾最大的兴趣就是与漫天的星星交流。初三高一期间，在哀求父母为自己购买第一个天文望远镜未果后，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如果不给我买的话，可能扼杀了一个天文学家。”结果后来偷看了他日记的父母让他如愿以偿，尽管那一部望远镜相当于他父母两个月的工资。 是深圳，真正赋予了马化腾日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基因，初中二年级迁徙到深圳的马化腾很快就见识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海南的天地，当他开始对蛇口的那块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横幅变得习以为常，对国贸大厦三天一层的速度、深交所门前拖着麻袋认购股票的人群见怪不怪时，他成为了一个实用主义者。马化腾的天文理想并未实现，在得知学习天文的出路大多是做地理老师后，他在大学的申请表上改填了计算机专业，并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快乐，“做一件事情能够用自己的编程技术，能够做出一个产品去卖，或者是能够帮到别人，能够提高效率等等，这些对我来说更有意义”。 深圳或许扼杀了一位天文科学家马化腾，却培育出后来创造了市值2000亿港元的企业家马化腾。 天文仍然是马化腾的爱好，多年以后，腾讯公司董事会决定送给他一件礼物，思来想去，他们送了一台天文望远镜模型，很具深圳特色的是，这是一架山寨版的模型。 他并不认同外界将他的商业基因归于潮汕人的血统，他说“这有些牵强”，他并没有出生在潮州，马化腾的父亲马陈术曾任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母亲也是会计出身，马化腾承认父母给了他很多创业的帮助，不过“他们并不是商人”。如果一定要论他作为商人的血统与基因，马化腾觉得倒不如归因于广东人的“务实”。 在采访的最后，我们抛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现在要你写一本关于你自己和腾讯的回忆录，你会用一个什么样的场面作为开头?”这个问题让他思考了一阵。 在马化腾费心搜索“回忆录”开场白的时候，我们还是先看看马化腾是如何回顾他和他成长的那个年代吧。 从“书呆子”到团队“催化剂” 我父母从来没想到我会做生意，搞商业，一直以为我是书呆子，我自己也这么想。通常意义上那种生意我肯定是很怕，而且不喜欢，除非是说我喜欢这个技术，又有人看上了，那我就顺理成章去做，需要有外界的推动，否则的话要我去不顾一切地往这个方向去追求，我不是(那种人)，做生意，什么倒买倒卖，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原来是准备走天文方面的路。经常想很多自然科学的东西，研究什么特异功能。1986年的时候观测哈雷彗星回归，我用学校的器材拍一些彗星的照片，我是当时深圳中学第一个找到(哈雷彗星)，还去写观测报告，得了一些奖，获得几十块钱的奖励。还得到了参加观测比赛的机会。后来因为当时要考高中了，到海南的观测我没有去成。 考大学的时候，我问老师天文系毕业后的职业，当时只有南京大学有天文系，我了解到基本上那时候去天文台的少，很多都是去当地理老师。当时就觉得，别搞不好变成去当地理老师，后来又刚好开始接触到计算机，就觉得这个也挺有兴趣，那时候就考到深圳大学计算机系。 我第一次接触电脑是在中学，是苹果。真正喜欢电脑是从大一、大二开始。因为当时机房紧张，如果我要在硬盘存一些数据，或者不让别人用那台好机器，我就会写一些分区让机器锁定，别人就打不开这个机器(笑)。 在大学里面我也不是核心，我们班当时有几个人技术都挺强，所以我们几个互相切磋学习，互相激励，大家都是平等的。而且我对课余活动也不是很积极，我只是研究技术。我会找到比较互补的一些伙伴做成一些事情，很多想法是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互相头脑风暴，越谈越兴奋。我看问题比较中立，可能不会说在某一方面特别强，因为总有在某个方面比我强的人，所以我也尊重他的意见，但我可能在产品应该往哪个地方去做这个方面想法会多一点，我会很快想到而且会跟他讲我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可以迅速地发散到有用处的地方，一下子把别人的兴趣也挑起来了，我经常会起到这样一个催化剂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