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人觉得和伊朗做生意风险太大，但其实是最安全的，它有油，不愁还不了账，另外，它崇信真主，真主告诉它欠钱要还。 要维持企业转型的动力，还是要持续创新，而要创新，就要永远保持学习的状态。我最喜欢送给人书，《中国通史》，每个高管都有一套，还把400年来最好芭蕾舞、音乐剧的版权也都买下来，刻成光盘送给他们，你要拿得动，也带走一套。它们不一定直接与业务有关，但都能开阔眼界和胸怀。年轻时，我想看这些东西，却没有机会，现在有机会了，又没有时间，只能每天看文件了。 这一辈子，我没有崇拜的人。李鸿章、曾国藩、张元济(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骞都很了不起，有济世之心，也有济世之才，我很欣赏他们，但谈不上崇拜。如果说信仰的理论，大多都与自然科学有关。能被实践证明的东西，容易被人信仰，比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自然科学离“真实”近一点，我一生钟爱“真实”二字，有人送我一本溥仪的日记，我一问是1914年写的，就要了，因为之后他写的日记，都被粉饰过了，没有价值。 之前有人希望我下台，觉得我年龄太大了，金融风暴一来，没人这样说了，需要我这样一个人稳住舵。不过，我终究是要退休的，就是找个满意的接班人太难了，也有一种可能，一旦我离开了，他们的本事也就自然施展开了。 “最难耐的是寂寞，最难抛的是荣华，从来学问欺富贵，真文章在孤灯下。” 这是昆剧《班昭》的唱词，我常念给同事听，做学问如此，做企业也是如此，能明白这四句话的人，不多。 孔丹(1947-):“红色贵族”市场之路 “这也是荣毅仁先生当年的办公室，没变过。”62岁的孔丹从硕大的办公桌背后绕出来，大步流星地迈向我们。京城大厦8层的中信集团董事长办公室里，除了诸如与导师吴敬琏和与几位国内国际的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外，几乎找不到张扬主人个性的陈设。 太容易辨识出孔丹身上的党员气质，连与他最贴近的秘书也称他作“孔丹同志”。他称得上是“红色贵族”，也是新中国最早一轮商业国际化尝试的拓荒者。从1984年起，他先后在光大、中信两家带着“红色资本”印记的央企里担任要职;25年后的今天，他是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国有大型跨国企业中信集团的第四任董事长。 但某种意义上，这位先锋又有着超乎寻常的保守与低调。无论是在光大集团的16年还是中信集团的9年，他几乎从未接受过外界的专访。 “为什么低调?我不太追求这些。我青少年时期就被历史推到过风口浪尖，短短几个月后又被打入谷底，我的家庭遭受了摧残式的迫害，随后又一步步进入企业跟市场。”他略略侧身，坐在平整得不带一丝褶皱的沙发上，收敛、自持，即便是走回记忆深处也语淡如茶，情绪里听不出波澜。“经历了这么多，什么都可以平淡地去看待。” 我的父亲母亲 1966年12月21日，孔丹的母亲受四人帮迫害饮恨自杀，被送北医三院抢救。两天后的23日，孔丹刚从抢救母亲的医院回到家里，就被闯入的六个警察抓了起来。同一天，父亲也被隔离监禁，而母亲就在当晚抢救无效去世，而他在四个月后出狱时才得知此事。关于出狱的日子，他的铭记方式也很“红色”：“我出监狱那一天，1967年4月22号，是列宁的诞辰纪念日。” 孔丹父亲孔原，1925年入党，曾任党的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在解放前长期从事白区和隐蔽战线工作，建国后历任海关总署第一任署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央调查部部长、总参顾问等职;母亲许明则是周恩来亲自培养的国务院副秘书长。一个纯正的红色家庭顷刻间家破人亡，但为何没有使年仅19岁的少年性格走向极端? 我的父亲、母亲那一代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当时，高级干部都讲不搞特殊化，坚忍、清贫、追求理想、淡泊名利这些素质，基本上就是个人对自己的很自然的要求。我有一天在电视里看到对我在北京四中的学长俞正声访谈，他说他的父亲、母亲就是这样。他说，“他们给我留下了最好的遗传”。我非常有感触。我父亲在“文革”中坐了七年监狱，67岁才出来，语言能力都有点障碍了，但他恢复工作能力后，为党工作一直到去世，可以说是百难不移其志。我母亲又给我另外一种影响，她的父亲是个清末的知府，典型的旧知识分子。所以她受到的是清高节操的传统教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给我的影响，就是坚持自己的原则不动摇，不妥协。 我受的教育也是要把我培养成一个为国家事业去献身的理想典型，在整个学生时代，我都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我是北京四中学生会主席，团委副书记，1965年以全国第一批中学生身份入党，这对我的一生都非常重要。
文革这场斗争，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冲击是普遍的。当然在我身上有个性化的特点，就是它比较集中，压力比较大。但回过头看，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冲击已经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从青少年时期开始经历学生领袖、被迫害，上山下乡……经历的比较多，也就有了自己内在的不为所动，生离死别也好，巨大的冲击也好，都可以平淡的去看待。 “位卑未敢忘忧国。”40年后，孔丹坐在我们对面说，“这种意识对我们来讲很难挥之而去。”即便是在被历史离弃与放逐时期，他也始终期待着某种尽释前嫌式的回归。 19岁的孔丹在四个月的牢狱期里仍坚持学英语，出狱后又怀着雄心大志主办了三期《解放全人类报》。在1969年初起为期四年的陕北插队生活中，他读遍了从高校基础课程到诸如黑格尔的所有能找到的文字。这期间，他还写了一篇颇有影响力的调研报告，指出中国农民经营体制从公社一级所有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一种进步，他向执政者谏言道，农民的积极性还是不行，农村还需要进一步改变。 在陕北延长插了四年队，我也没有觉得苦。虽然吃不太饱，但那是一个很好的跟最底层人民接触的机会。这在平常是不可能的。现在回过头看，这是代价，也是收获。我们这一代人的顽强精神、与人民沟通的能力、和人民的息息相关的感觉、感受，都是在这个上山下乡经历中得到了好处。 所以一开始，我走的就不是一个职业经理人通常的发展路径，也和一些民营企业家不一样。有人说他们是所谓的“草根”，可能是说他们来自社会底层。而我和一些现在在企业界的老同志后代，包括现在中国航空集团任总经理的弟弟孔栋，则是有些成长背景。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生长的自然而然的根基，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1975年，孔丹回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资料员，负责翻译一些外文资料，由此积攒了对宏观经济的兴趣。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后，他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成为吴敬琏的开门弟子。为了通过入学体检，他拒绝在入学前做治疗胃穿孔手术。1981年，他被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选中成为秘书。完成回归。 国企、民企观 1984年，孔丹放弃安稳的仕途，谢绝导师吴敬琏让他回到理论界的邀请，不顾朋友“前途未卜”的劝阻，加入组建不满一年的光大集团。 在父亲多年从事外事工作时，孔丹就对一些出于政治需要的对外经贸活动耳濡目染，而1979年成立的中信、1983年成立的光大，是中国以对外技术、设备引进为起点的市场化尝试，这种有别于传统体制的、全新形式的企业唤起了孔丹的创新冲动。 到1984年面临选择的时候，多数人都认为我是一个适合从政的人。当时我要去光大，有朋友就跟我说：“你去那个地方前途未卜，看不清楚啊。走仕途呢，只要努力认真，你孔丹也不像会犯什么错误的人，你就总可以按部就班的一步步发展。” 但我觉得去光大这样的机构是一个走不同于传统的、探索新型道路的机会。我想要尝试一下。 小平同志非常清楚，改革开放后，我们有一批老工商业者能发挥作用，他们曾经是民族资本家，曾经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商海里面经历过。小平同志借鉴他们的声望、经验、能力、知识，要建立一种有别于传统体制下的企业，为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做一种尝试。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走了很远很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中信、今天的光大，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我对荣毅仁、王光英两位老人都非常地尊崇，他们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探索和开拓了前所未有的道路，他们承担了历史的责任。 从创新意义上，光大、中信跟百年前的招商局这样的官商机构似可类比。清末实际上是闭关锁国的一种状态，整个国家对外面发生的事情完全不了解。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夕，也是这么一种封闭的状态，缺乏真正的对外交流，经济、文化、思想，都相当封闭。从这个角度看，中信和光大也具有当时招商局式的开拓性，堪称百年尝试，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关口，改变保守、改变封闭，去做传统的突破口，但背景不同，结果自然不同。 我们走的路是中央给我们指明的、具有实验性质的、有别于其他传统的国有企业的路。现在这种经济危机下，抵御经济风险、抵御周期波动，国企发挥了重大作用。我现在听到个别人批评国企的一些言论，觉得他是在做不公正、偏激的攻击。即便在这轮危机中，中国企业向海外扩张，是顺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但他却把这种努力归结为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浮躁”。这对中国国企是一种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我们应该公正地看到国企的进步。 他认为，国企就是挑大梁的，承担的责任关系国家经济命脉;而民企，“那是我们的兄弟。”当被问到怎么看待在经济危机后呈现出来的“国进民退”现象、民营企业成长的体制天花板时，孔表示： 所有的中国企业都要珍惜中国经济现在特有的机遇。民企应该谋求适合自己发展特点的领域。 我心中从来没有看低过民营企业，只是觉得他们应该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探讨其空间。比如说加工业能够大量的吸收劳动力，很多服务领域也需要大量的人力，这么多人就业以后，才能带来消费需求的增长。民企有顽强的生命力，风生水起已蔚成半壁江山，应该也可以与国企各领风骚，还可以以资本纽带与国企联接。 中国有这么一个长的经济发展的阶段，是可以适合各种类型的企业发展。当然中小企业发展肯定有困难，像中小企业贷款资信问题——中信集团可以靠信用融资，但中小企业拿全部资产抵押可能还不行。这些是从宏观到微观都要解决的问题。 在市场里学习“游泳” 跟孔丹强烈的精英意识貌似形成矛盾的是，他又本能地回避他所执掌的企业的国有身份所能提供的便利，而返身去追求更独立、更市场化的存在。这在他2000年加入中信集团后展露得更为明显。 这种独立认知，源自他从一开始就明白国家组建光大与中信的出发点：在1950年代成立的国有企业群体之外，中信没有长安街大道可走，需要去尝试别人没有走过的“煤渣胡同”;在已经被其他国有企业分走的行业领域之外，光大负责拾遗补缺。 “中信、光大创办的时候，国家只是指了一个方向，让你开拓创新，但具体怎么做，要你自己领悟。”顶着外汇体制、贸易体制的限制，孔丹亲历了光大从对外贸易到产业投资再到金融服务业的多元化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