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黄劲至今保留着一张日期为1999年9月30日的24人合影。当时，他们还准备了一条类似于“小平你好”的横幅，上面写着“硅谷学子回家了”几个大字，准备在国庆观礼当天拿出来。这个打算被取消了，他们只是在教育部门口举着横幅合了影留念(李彦宏因故缺席)。现在从照片上看，这都是一些衣着打扮不怎么起眼、但是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他们也许并不全是朋友，但都是伙伴。这天晚上，合影之后，他们一起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一次国宴。回到招待所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们仍然在一起聊天，畅想未来。 “那天晚上，我们聊着聊着，都觉得机会来了，真的是一腔热血，想要回来做点事情。我还说，现在回来是最好的时机，如果十年以后回来就晚了。现在看来，真的是这样——如果李彦宏十年之后回来，他再厉害也做不成百度。”团员之一、现任中康德众医院管理公司创办人马延辉回忆说。 这天晚上，马延辉在日记本里写下这么一段话：“这样激动人心的一天，如果不尽快回去，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邓中翰清晰地记得，10月1日这一天，他站在观礼团的最前排，发现北京的天特别特别蓝，阳光特别特别好。陆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武警特警、预备役部队一次又一次从他面前走过的时候，他正在和他自己作斗争——“回来吧，时机很好，很多企业不盈利都能上市呢。”“国内的做事方法太复杂了，到处讲关系，听起来很复杂。失败了怎么办?企业我不能控制怎么办?政府的钱随时调走了怎么办?”“你31岁了，已经不是个孩子了，你要为自己未来的路作一个决策。” 当天下午，仿佛是为了最后下个决心似的，邓中翰带着自己的创业团队去了长城。当时的照片现在还在，邓中翰指着照片说：“白云蓝天，太梦幻了。我觉得有这样的蓝天，一定就有更美好的未来。”当天下午，邓中翰在长城把话挑明了——“要干这个事情。今天不是回来做第一笔国家风险投资，也不仅是做中国第一个芯片，而是为国家的未来出自己的一份力。” 2009年，未完成的梦想 2009年夏天，邓中翰已经是成功的企业家。他回忆起来，在自己尚未如此成功的时候，已经使用了一些商业技巧，为自己回国以后的事业做准备。 当时，邓中翰最大的顾虑就在于是否能够得到公司的控制权和政府领导的信任。曾经有位政府领导打电话找邓中翰没找着，就说，“怎么能把国家的钱给这么不可靠都找不着的人”。还有一位领导推心置腹地对他说：“生意做不好赔光了都没事，但是在钱的问题上千万不要犯错误。” 面对阻力，他试图通过一次谈判和一篇报告解决问题。1999年4月，他在递送李岚清的一份报告中附了一篇题为《中国21世纪的高科技产业——从硅谷的成功看我国的高科技产业》的文章。现在看来，这对于邓中翰来说是一篇青春无悔的文献——文章中屡屡出现“世纪交替，风云际会”、“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崛起与繁荣富强”、“有中国特色的高科技产业”等等措辞。这简直不像是个留美学生的手笔。不过邓中翰感慨又得意，他在采访中6次提到这篇文章，说：“当时很好玩，眼光也很深，就怕领导不让我用硅谷公司的模式来做芯片，写这文章就是为了试探，向领导证实我的方向。” 文章发表不久，邓中翰和政府官员完成了至关重要的一次谈判。在这次谈判中，他被确认担任未来公司的董事长。 对于另外回国创业的24人，获得政府的支持都是至关重要的步骤。黄劲在1999年回国之前刚刚在美国结婚买房，并且在硅谷注册了自己的半导体公司。1999年10月2日，观礼的第二天，她参加当时教育部副部长韦钰举行的欢迎晚宴。韦钰问，你们这些人谁是有意做教育的。黄劲说，“就是这个问题促使我后来不仅转换了地域，并且转换了行业。”她在硅谷创办的安博集团回国转做教育相关软件开发，并且获得了教育部的一笔基金支持。 回国初期，邓中翰、李彦宏、黄劲、马延辉，这四个人组成了一个类似骷髅会的秘密组织。他们都是单身在北京创业，都是同龄人，都有相似的成长经历，也都有理想主义的创业激情，也都面临相似的水土不服的问题。他们定期在硅谷或者北京的咖啡店里聚会，有时候互相诉苦，有时候彼此介绍商业伙伴，有时候，甚至在对方捉襟见肘的时候借一些钱救急。 这四个人里，黄劲的性格和男人一样开朗坚强，她爱穿男式的衬衫和休闲裤，什么都不怕的样子(马延辉唯一一次见到她哭还是她结婚的时候)。李彦宏和马延辉一样性格内向，不多言语，但是韧性强。马延辉还记得，当初李彦宏在北京友谊宾馆租办公室的时候，几次资金困难，差点挺不住收拾包袱回美国，不过最后都扛住了。邓中翰被认为是四个人中最擅长交际，性格最有感染力的一个。他现在回忆创业的难处，无论是仓库办公还是资金短缺时拿个人资产抵押，全都轻描淡写或者付诸笑谈。 不过，世俗的成功与否标准对他们也有约束力。 “其实，我们这些人里，真正成功的也就是邓中翰和李彦宏两个人。他们的光环掩盖了很多东西，对于其他的人也是很大的压力。”马延辉说，“最终，这25人，有三分之一创业成了，三分之一回美国了，还有三分之一去了别的公司做高管。” 十年来，尽管这些留学生有技术，也有自己的海外融资渠道，并且因为留学生的身份而获得了很多官方便利，但是最终仍有一些人创业夭折。 “困难太多了。一个是政策，政府当初的承诺很多都没法兑现，我们一回来，发现没人理了。一个是钱，国内融资太难了，我们自己去美国融了钱回来，外汇管理局还管着不让随便花。还有理念的问题——李彦宏一成功，他就好像成了一个没有丝毫缺点的完美偶像，但我认识的李彦宏不是这样的。中国商业就是成王败寇，硅谷就不是这样，它永远接受失败，永远可以从头再来。” 马延辉毕业于加州大学医学院，回国创业之前做过大学教授，也做过医药公司研究人员。十年来，他最不想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你公司做得多大了?钱烧得有结果了吗?上市了吗?”他最大的烦恼是去什么地方谈生意都得穿有牌子的衣服坐有名气的车。他的妻儿现在仍然留在美国，马延辉被迫到处飞行，做商业或者家庭旅行。他气馁的时候也想，要不是当初一心回来，留在美国做个研究员，一年几十万美元也不错，压力还没这么大。 1989年，马延辉去台湾访问，在台北故宫门前留下一张照片——这是一位典型的八十年代时髦青年：喇叭牛仔裤、尖头皮鞋、蛙式变色墨镜和迈克尔·杰克逊式的爆炸发型。20年很快过去了。马延辉知道，自己比起20年前苍老了不少。前不久，他的儿子从加拿大来北京看他，他在奔驰车里又放起了摇滚乐。情怀还在，意志多少有些消磨。 马延辉看着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觉得伤感。20年前，他在台湾和王永庆、施振荣一起吃饭，了解到正是第一代留学美国的台湾留学生回台创业，这才改变了台湾的整体政经面貌。20年后，他感到很惋惜：“我们这么多人，花了十年的青春，走到现在，除了李彦宏和邓中翰，却并没有走出一条归国留学生的创业模式来，以供后人模仿——以后的年轻人要走的路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出现而变得更容易一点。”
百度上市的时候，马延辉和黄劲都发了祝贺短信。但是自那以后，李彦宏出席聚会的时候越来越少了，偶尔出现，还得戴上墨镜。马延辉很希望李彦宏能够写本自传，不是写他的成功之处，而是写他的失败之处。(李彦宏自己说，“创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艰辛，经过痛苦和失败的挫折，这一点在百度的成长过程当中也是非常明显的。”)“李彦宏这个人不可复制，不是说你照他做就能再来一个百度，但是他的作为可以复制。他应该把自己的经验写下来。”十年前，马延辉在随25人团去大学演讲的时候，所选择的主题是“胰岛素在治疗糖尿病中的应用”——他说，如果换做现在，他一定不会跟年轻人讲学术话题，一定会像当年惠普或甲骨文的老板那样做一番励志报告。 这四个人，他们都是在九十年代的加州硅谷认识的。1993年，崔健去加州开演唱会，他们全都去凑热闹，只不过当时还互相并不认识。当年崔健唱：“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如今马延辉觉得，自己被世界改变，多过自己改变世界，并且丝毫不是以自己当初所期望的方式。 前一段时间，马延辉在美国回北京的长途飞机头等舱里碰到了邓中翰，两个人沿途聊了13个小时，意犹未尽。最后，两个人的对话是这样结束的—— “你做公司已经成功了，你需要另外一些手段去推动你的目标，改变这个社会。” “在公司之外，我是在思考国家的事情和产业的事情，想去推动。” “我们这些人，看起来光鲜，可从中国人变成美国人又变成中国人，很多痛苦没法说。” “到底还是中国人。” 第一部分——100年：商业谱系之【精神史】 管彤贤(1933-)59岁以后的生活最有意义 他是个老头。76岁。 他又是个新锐。1992年他才在上海创立振华港机(现更名为振华重工)，17年由零开始，如今销售额超过350亿元，所生产的港口集装箱起重机不依靠价格优势，进入73个国家和地区，所向披靡，占据同行业全球市场78%份额，将市场由买方变为卖方。 他要在美国请律师以诽谤罪起诉CNN主持人卡弗蒂，因为此人“集无知、傲慢、愚昧于一身”，把中国产品说成“垃圾”。公司一年拿出5000多万搞慈善，条件是绝不接受表彰，不登报，不署名。 在上海浦东一座老旧的办公楼，振华重工(600320.SH)总裁管彤贤从一排书架后绕出来，眼镜厚如瓶底，仍遮不住又重又宽的眉毛。他一张口，纯正的京腔，和许多老人一样，世故、精明、倔强，不断提醒你他和这栋楼的年纪。但这些，都不能掩盖公司的朝气。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我过去的生活有幸运也有倒霉，得意过也落魄过，但总的来说，在上海这17年最有价值，没有虚度，也就是说，59岁以后的生活才最有意义。 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祖上没有做生意的，至于家世，我从不愿意回忆，当年的破落地主，书香门第，后来总会经历很多磨难，不提也罢。小时候，我住在西城，七十年前的北京和你现在看到的不一样，如今北京城都废了，我回去也找不到老宅子。唯一的相同点是，它还是个巨大的消费城市，当年就是这样，江南的粮食和绸缎都要运过来。 那时北京还有老秀才、老进士，我就跟着他们念书，学学唐诗宋词，听他们讲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一代知识分子功底深厚，还产生了许多大师级人物，像胡适、陈独秀，都是学问好，又有胆气，是闯将。今天很多人做学问差些火候，像于丹讲的东西，老先生如果听了，会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