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五代留学潮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至今，留学人数超过前四次浪潮的总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这位20年代留学法国和苏联的留学生说：“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这是跨世纪的一代，在中国与世界进行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接轨过程中起着天然的纽带与桥梁作用，这些作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顺利软着陆的重要保证。中国在21世纪头20年能否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富国强民，这一代人至关重要。他们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急先锋和生力军。 不过，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也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人才流失国。据统计，我国留学生出去140万人，只回来40万。留学大潮是造就海归精英还是加剧人才流失?我想两方面都有。如果我们后续做的不好，政策没有跟上，包括留学回国的政策、签证的政策、双重国籍政策、人才使用的环境配套等等，人才流失的现象还会加剧。最近中央出台了“千人计划”，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在不断地加快人才吸引的步伐。我相信中国的留学大潮还是方兴未艾，现在还没有到达高潮，只是处于大潮的前夕。 (本文作者为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兼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任，著有《海归时代》、《人才战争》等) 1999年国庆改变的25人 1999年9月30日，星期四。北京。 即使单单从天气来看，这也是风云变幻的一天。初秋的北京原本清爽晴朗，这天下午却突然下起了大雨。雨越下越大，一夜没停。只有彻夜未眠的人才知道，在凌晨3点的时候，雨势开始慢慢转小，变成了钟摆一样的滴答声。好不容易熬到5点，起床的人看看窗外，松了一口气。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将是阳光灿烂的一天。 住在北京西直门南大街6号国务院第二招待所里的这25个年轻人，他们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公民一样，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开始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庆典。唯一和别人不一样的是，在之后的十年，1999年10月1日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将改变他们一生的轨迹——也许还将改变这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和商业进程。换句话说，他们将结束某一段历史，并且亲手开启另外一段历史。 就这一点来说，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心知肚明，并且暗下决心，像是怀揣着一个即将大白于天下的秘密那样兴奋。另外一些人则还在权衡和犹豫中，他们面容严肃又犹疑，拿不准在这个命运的交叉口是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不过，所有人都明白，无论他们做出怎样的决定，时光都不可能永远停驻在这一刻——没错，在中国留学史127年后，他们需要传承某种传统，完成属于自己这一代的使命。 现在，到了可以公布这份25人名单的时候了。按照原始排序，他们分别是：黄劲、邓晖、刘怀竹、郭延鹏、彭泽忠、杨子江、李彦宏、邓中翰、田源、朱东屏、吴敏春、赵亦林、刘平堂、曾国庆、张健存、吴越、马延辉、周向军、扈传平、董大为、韦锡波、江晓平、施嘉诺、阎超、李向兵。 你一定可以从中发现一些熟悉的名字。其中有些名字已经成为传奇，还有一些名字有待成为传奇。你还会惊讶地发现，十年过去了，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最年轻的、生于1968年的年轻人，一个叫做李彦宏，一个叫做邓中翰。 1999年10月14日，国庆观典之后不到两个礼拜，邓中翰在北京海淀区北土城路103号的一家仓库里创办了中星微电子公司。2005年11月15日，中星微在纳斯达克上市。 1999年12月24日，20世纪最后一个圣诞节的前一天，李彦宏登上回国的飞机，在北京创办百度中文网站。2005年8月，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当天股价从发行价27美元飙升至150多美元，创造了有史以来外国公司在美上市的最大融资记录。 实际上，这个“1999年硅谷留美博士企业家合作团”，源于教育部1996年设立的资助优秀海外留学人员短期回国服务的“春晖计划”年度活动。与往年不一样的是，这一年的“春晖计划”和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馆合作，邀请25名硅谷留学人员归国，除了在各大城市考察、大学演讲和领导人接见之外，他们还将在国庆节这一天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观看1949年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阅兵式。 即使今天看来，这也是一份极其精英的名单。这25人全部拥有美国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都有美国工业界5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验，并且在这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他们都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技术项目和创业意向。他们绝非泛泛之辈，全部在硅谷从事互联网、电子科技和生物医药等高科技行业，头衔则是各家公司的总裁、副总裁、高级工程师、高级研究员和全球产品经理等。他们中年纪最大的51岁，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年纪最小的刚满30岁，正是急于改变自己命运的年纪。 这简直是一次精英大批发。以1999年10月1日为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天之后的半年以内，几乎所有25人都回国创业。这25人并非一个团队，也并未造就一个时代的集体性的商业奇迹，但是他们开启了一个潮流。 “他们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五代归国留学生。”欧美同学会会长王辉耀说，“他们和以往四代留学生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是第一代试图以商业和企业的方式报效祖国、实现自我的留学生。” 1999，改变一生的一年 1999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将被载入史册：克林顿性丑闻案件审判、日美汽车企业合并、叶利钦辞职、中国完成加入WTO谈判……不过，对于邓中翰而言，这一年只发生过一件事情。他只被一件事情折磨——回国，还是不回?实际上，答案在很早以前就是清晰的，他也明白地听到过某种召唤，但是真正到了抉择的时刻，他举棋不定。
邓中翰有做选择的条件。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电子工程学博士、经济管理学硕士和物理学硕士学位，有在Sun和IBM的工作经验。毕业不到两年，他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创业家。他从英特尔创始人之一David Daw那里获得一笔风险投资基金，在硅谷创建了集成电路公司PIXIM，担任首任董事长。他的公司市值很快达到了1.5亿美元。 关键在于，邓中翰才刚刚满30岁。一个如此优秀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什么抱负倒真是咄咄怪事。而保持优秀已经成了邓中翰的一种习惯。从中学时代开始，他就是大队长和学校的升旗手，一个孩子王和三好生的混合体。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访美、朦胧诗、摇滚乐、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些时代事件全都在他脑海里留下印象，但是全都不深刻。对他影响最深的是陈景润和华罗庚的故事，还有叶剑英的那句诗“攻城不怕坚”。他在中国科技大学的4年时光几乎都是在实验室里以疯狂节奏度过的。后来，他承认说，他是个“有科学家情结”的人，并且相信“技术救国”。 但如果你就此认为他是个“科学怪人”，那你就错了。从1992年开始，他在伯克利度过了5年时光，见识过大学裸体运动和篮球狂热，价值观已经增加了自由和活跃的因子。1995年，他以博士身份在Sun工作，参与研发世界上计算速度最快的中央处理器，并且亲身经历了一个伟大的产业革命时代。这一年，硅谷的所有话题都围绕着CPU、互联网和摩尔定律，网景、雅虎和思科等新技术公司先后上市，英特尔总裁安迪·格罗夫成为《时代》杂志的1995年度人物。 这不但是时代的转折，也是邓中翰个人的转折。“30年代的美国梦指的是创造财富，但硅谷人的美国梦是指能够用一个技术来改变这个产业，改变这个工业，甚至于改变人类文明的进程。当然，随之而来的是上市，获得大量的财富，进一步扩张、收购等等。我已经实现了改变生活的美国梦，但是我需要通过个人的奋斗改变周边，改变这个社会，改变一个世界。” 在硅谷，邓中翰认识了一个叫做李彦宏的朋友。在邓的印象里，这是一个“闷骚的年轻人”。当邓中翰在琢磨创业的时候，李彦宏埋头写了一本叫做《硅谷商战》的书。2009年8月，李彦宏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引用了一本讲述母校北大历史的书《精神的魅力》里的话：“这真是一块圣地，近百年来，这里成长着数代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的操守和抗争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的魅力值。科学与民主，已成为这圣地不朽的魂灵。”他还说：“这些话指导我做人生的选择，做我自己的思考，去选择最适合我做的事情，去选择真正能够对社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改变、产生影响的一条人生道路。以技术之忧，复兴中国文化，这是我们一代人的共识和使命。” 1999年，以他们二人的资历，显然还承担不起这样的使命。不过，工程师的天赋加上硅谷美国梦，这的确是一代留学生的精神基因。他们有相似的成长路径，作为八十年代的知识精英赴美留学，是新一代的科学人。他们渴望成功，但是不再渴望成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相信，以自己的智慧、技术和力量自可以创造一个完善的世界，而企业只不过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他们希望创办自己的纳斯达克上市企业，让市场成为检验成功的标准，并且通过技术和商业的成功来改变世界。一旦成功，他们即是完成了从一个科学家到企业家的转型。 可能是怀着一种高于个人事业心的使命感，或者说家国情怀，如果有机会，他们希望能够在祖国实现自己的梦想。机会很快就来了。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硅谷留学生就经常有机会回国参加各种活动。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1998年，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访美期间会见在硅谷创业的邓中翰，希望他能够回国，以硅谷模式发展中国半导体工业。邓中翰承认，自己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和国内接触。“谈未来的园区，盖多少房子，这些我倒没多想。不过有个领导谈到，我们国家如果没有两弹一星，那么我们不可能赢得多年和平的发展环境，给改革开放带来契机。未来芯片、核心技术这些也要在中国发展起来——这些东西跟我还比较容易挂钩。” 有一次，邓中翰回国进行学术考察，和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领导吃饭。后者管他叫“新华侨”，邓中翰说：“我不该叫华侨，我又没入美国籍，我随时准备回来。”在美国的7年中，邓中翰始终没有加入美国籍。不仅如此，他还一直动员自己身边的朋友不要入籍。这似乎是个潜藏在内心的信号——一个中国人，回到自己的国家是早晚的事情。 1999年10月1日，这一天成了一切抉择的切入点。 这几乎是一代人最大的庆典。25人团的团长、现任安博教育集团总裁黄劲回忆了当时的行程——“在这一天观礼之前的两周，我们作了一次全国考察，全部是省级领导接待，包括辽宁、天津、江苏、上海和北京。接着，又在几所大学作了有关信息技术的报告演讲。最后，10月1日这一天，所有人都上了观礼台。如果你面对天安门，我们就在天安门左手边的第三个格子。我们四点多就起床了，真正入场已经八九点。这一天，从白天观礼到晚上烟火表演，我们一直在这里。我们哭啊，喊啊，激动极了。最后从台上下来，就没有一个不准备回来的，全都要回来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