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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翊
2008年3月12日，刚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胡小燕去全国总工会开会，一位美国记者问她：“当选人大代表后，你下一步怎么做？”胡小燕说：“我还不太知道。”2009年9月5日，在对本刊记者谈起“人大代表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在两次人大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农民工的提案时，胡小燕已经讲得头头是道。 蜕变 获知自己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胡小燕正在参加公司2007年的年终会议。此前，胡小燕获得过的最高荣誉是“佛山市十佳外来工”称号。 会上总结的是广东省佛山市三水新明珠建陶有限公司2007年的生产营销情况。10年前跟着姐夫和老乡来广东的胡小燕2002年进入新明珠，现在任成品车间副主任。就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前几天，她主动要求调到销售部，为了更近距离接触建筑业的农民工。 24岁以前，初中毕业的胡小燕在四川广安市武胜县中心镇大中坝村六组种地。1998年，在一对双胞胎女儿仅两岁时，她跟着老乡来到广东闯天下。“我老公是1998年农历七月出来的，我是十月出来的。老公的姐夫和妹夫都在佛山，所以我第一站就是佛山。坐绿皮火车，硬座38个小时，晕车，也熬过来了。” 胡小燕到广东的第一份工作是电子厂流水线工人，每月工资只有几百块钱，“但那时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半年后，因为电子厂连续加班却不见涨工资，她在老乡介绍下到一家陶瓷厂当窑土工，并在业余时间自学陶瓷印花、淋釉。4年间，她先后跳槽了5家工厂。2002年6月28日，应聘进入新明珠建陶工业有限公司。 对于生命中每个转折点，胡小燕记得非常清楚。“这对我很有意义，你没发现吗，我出来打工前，都是按农历记日子，出来后都是按阳历记日子。” 相比其他打工者，胡小燕对身边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有更强烈的好奇心。2006年，同事拉着胡小燕去买电脑，当时胡小燕连开机关机都不会，只想买个台式机学学，同事却建议她买个笔记本电脑。“她说，你上班时间多过在家里时间，买笔记本方便学电脑。我觉得有道理，就花5600买了个14英寸的联想笔记本，从打五笔学起。”陶瓷厂推行自动化办公后，胡小燕学会了上公司网络，收发邮件。看到在上海打工的表妹有QQ，她也开了一个。表妹告诉她聊天能练打字，她也就用QQ和别人聊天，到后来，能同时与五六个人聊天。表妹有博客，她也开一个，跟着别人学着写。 “从小我就不服输。男孩子能做的，女孩子一样能做。17岁的时候，我和二妹两个人能种一家五口的地。”胡小燕说，她是家中长女，家中只有三姐妹，在四川乡下，家中没有男丁是受人歧视的，这让她从小养成了倔强不服输的性格。而生双胞胎女儿时的难产经历，更让她认准了，“要活就好好活，死过一次的人没什么可怕的”。 这种心态和努力让胡小燕在新明珠众多普通的农民工里脱颖而出。2002年9月，胡小燕从成品车间分级员晋升跟班质检，2003年通过竞争上岗担任总检，2005年7月被提拔为车间副主任，月薪2000多元，年底评为品管部优秀管理者。而当年先她进厂的丈夫依然只是新明珠一名普通的窑土工。 “我不喜欢原地踏步，喜欢创新，别人都是按部就班，我有自己的管理方式。”2007年下半年，新明珠陶瓷厂和中央党校联合办了个行政管理专业大专函授班，胡小燕作为中层管理人员参加，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由于踏实苦干，表现出色，她被佛山市评为“十佳外来工”。 也是在这一年，十届全国人大在《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表态，“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应高于上一届”。随后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又将“农民工中是否产生人大代表”作为一个议题，最后在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草案中规定，“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
广东的外来农民工非常多，有3000多万人，这样的一个群体需要选出他们的代表。胡小燕于是经过层层选拔，成为广东省两个农民工候选人之一，另一个是来自深圳的广东本地人杨红莲。之后，有外省户籍的胡小燕成为最终候选人。 代表生活 2008年1月21日下午，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投票。773名代表手中的740票投给了胡小燕。 在通过网络自我培训和接受广东省代表团的珠海集中培训后，胡小燕的“代表意识”逐渐觉醒。2月21日，胡小燕在工厂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有个外国记者问她：“当选人大代表后你怎么参政议政？”胡小燕回答：“中国和外国不一样，国外的代表是专职的，中国代表都是兼职的，首先应该做好本职工作，再履行代表职责。”也有让胡小燕无法回答的问题。“3月12日，我去全国总工会开会，有个美国记者采访我：‘当选人大代表后，你下一步怎么做？’我说：‘我还不太知道，请包涵。’”胡小燕一脸严肃地说，“我就是这样的人，不懂就是不懂，知道就说，不知道就不说。” 2008年3月1日，作为广东代表团的一员，胡小燕到北京参加“两会”。胡小燕对“两会”期间的所有记忆就是一个字：“忙！”“3月2日下午17点到北京，4日代表团安排我去“小崔会客”做节目，夜里零点回酒店，因为有人等着拍照，到睡觉时候都零点半了。到现在，我去北京开了两次人大会，北京的景点只去过天安门，是8日去的，因为记者要我在天安门的镜头。” 3月5日大会开幕，胡小燕是穿着新明珠的工作服去的。“别人对我说，要穿正装，比如少数民族代表穿少数民族服装，公安人员要穿公安制服。我个人感觉得体就可以，不用跟别人比。”真正走上通往人民大会堂的台阶，胡小燕说她心中有压抑不住的激动，“我能感觉到责任重大，因为我代表全国几亿农民工”。 人山人海中的28排90号是胡小燕的位置。那天，她进去比较早，心里很不平静，温家宝总理作报告的时候，她把总理讲的关于农民工这一块全做了标记，打算开完会回去再仔细看。团里分组讨论时，她说她本着新人要多学习的态度，“多听少说”，一边琢磨着怎么写提案。 胡小燕说，让她始料未及的是，她的第一次公开发言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3月7日上午9点，温家宝总理参加了广东代表团的分组讨论。“钟南山院士第一个发言，讲医学方面的问题。第二个是许宗衡，提的是深圳发展。我是第三个发言，结合总理工作报告讲了我的建议——优化农民工生活和技能环境以及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温总理一边听一边做记录，中间还问我是哪里人，现在工资多少，工作多长时间了。问完后，汪洋书记问我，这个报告是不是我自己写的。”胡小燕说，当时她一点也不紧张，“一是因为是座谈会形式，二是确实有很多话想说，三是温总理很慈祥。”温总理最后对胡小燕说：“你提了这么多好的建议，你的梦想会实现的。”这次会议后，广东省代表团的所有人都认识胡小燕了。 但是，伴随荣誉而来的也有指责。政协委员张茵的三份提案中，建议取消《劳动合同法》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提案备受争议，而在很多人看来，《劳动合同法》的最大受益者是农民工，最应该站出来回应的农民工代表胡小燕却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事隔一年后，胡小燕对本刊记者的解释理智而冷静：“首先，我跟张茵根本就不在一组讨论；其次，每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看问题立场就不一样。她是老板，老板和打工者的立场肯定不一样，就像媒体取材不同，写文章的角度也不一样。有辩驳的必要吗？没必要的，开会不是让人吵架的。” 3月18日晚21点多，参加完“两会”的胡小燕回到三水工业园。第二天，她像往常一样去上班，生活却开始起了波澜。 3月20日，胡小燕在接受采访后，被媒体公开了手机号码和QQ号，此举被视为履行人大代表职能的方式创新。但随后，胡小燕就发现，公开手机号码与农民工沟通的方式根本行不通。“3月21日凌晨三四点，手机就开始响个不停，充了三次电，还是很快没电，根本没法接电话。”从这天开始，胡小燕的手机天天被打爆，每天都有上千个未接来电和上千条短信，每天两块电池换着用还是经常被打到没电。“话费3月份是1700元，4月降到700元，到了5月是600元，最多的一天，邮箱里有2088封邮件。来电话的人谈的都是‘欠薪讨薪，工资待遇，子女上学的问题’。我没办法了，直接去找了董事长。他也是在我当了全国人大代表后才认识我。我跟他说，话费这么多承担不起。他是佛山市人大代表，能理解我的处境，同意话费实报实销。” 一开始，胡小燕还每个电话都接，到后来，每天凌晨三四点手机仍然响个不停，她根本无法睡觉，第二天上班也是头昏脑涨。而且很多来电还是骚扰电话，其中有一个人先后换了8部电话打给她闲聊。无奈下，胡小燕只好关机。由于胡小燕的手机总是占线，公司领导和同事根本联系不上她，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为了不耽误工作，公司给她新买了一部手机专门用于工作联系。 承载农民工厚望的“代表”竟然关机，而之后因为胡小燕的QQ号被盗，农民工通过网络也无法联系上她，这让很多农民工大为光火。陆续有很多农民工发短信质问胡小燕：你假惺惺地公布号码又不接电话，不是在耍我们吗？很多媒体也对胡小燕口诛笔伐，说她是个“大忽悠”。胡小燕于是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不是我不接农民工电话，如果每个电话我都接，十个胡小燕也不够用。”胡小燕委屈地说，回复农民工的邮件和短信已经成为她每天工作的一部分，每天早上从7点多要忙到晚上零点，有时候要熬到凌晨一两点。即使如此，回复邮件和短信也都是有针对性的，不可能每封邮件她都回复。 更让胡小燕不能接受的是，很多农民工发短信过来骂她。“有一次我手机充电时我老公看了我一条短信，是别人发信息过来骂我的，骂得很脏。他实在是看不过眼，叫我以后不要再用这个号码了。我劝了他好久，他才平静下来。”从此，胡小燕也不敢让老公碰这个“手机炸弹”。她坦承，外界的不解和谩骂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让她经常夜不能寐，有时候她忍不住一个人在屋子里大哭一场。但大哭之后，她还得强装笑颜，微笑着面对工友。 “换位思考，那些农民工都是在电话打不通才发短信过来骂的，换了我也会生气的。农民工们打电话向我倾诉说明他们相信我，他们骂我，说明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所以我要争取做得更好。”困扰胡小燕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农民工无论大事小事都来找她，俨然把她当成“救命稻草”，希望所有问题都能通过她得到解决，但很多问题却是她根本解决不了的。胡小燕告诉本刊记者，农民工向她倾诉的问题中，最多的是欠薪问题，约占了30%；其次是工厂不签劳动合同，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此外就是刚到广东的农民工，托她找工作。“人大代表只能把情况反映给其他部门，我们代表不能直接解决问题，只能引导他们找相关部门解决，或者帮他们把问题反馈到职能部门。”在多数时候，农民工反映的问题她解决不了，为此，她经常深感自责。这也是她在履行人大代表职能中最大的角色尴尬。 维权找工会 今年3月2日，胡小燕第二次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这次，她感觉“轻松了很多”。 “她第一次来北京开会的时候找过我，告诉我遇到了什么问题，希望我能给一些建议。她今年来北京开会，我们也见过，她明显成熟了，概括和分析问题有条有理。对于我们所提的建议，她也并非全盘照搬。她会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李昌平在电话里告诉本刊记者。2000年，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曾上书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由此引发该县一场被称为“痛苦又尖锐的改革”。之后，李昌平辞职，南下打工。现在，他在北京某杂志供职。胡小燕说，她是在改革开放30年座谈会上认识李昌平的。“当我遇到问题，我会寻求研究农民工问题的专家帮助。我一般先给对方发短信，如果对方回复可以，我就联系，不回信就表示拒绝了。”在跟李昌平取得联络后，除了开会，一般胡小燕都是通过邮件跟他联系。李昌平曾经建议胡小燕搞一个专门的人大代表办公室，找一个人专门处理农民工的来电和来信，经费问题他可以找赞助解决。胡小燕经过考虑，最终拒绝了。 胡小燕2008年的人大提案内容，更多基于自己的经历。“为什么提留守儿童的议题？2004年11月17日，我在四川老家的小女儿生病，发高烧，凌晨4点住院，到下午16点都没苏醒过来。正好11月21日我管的生产线投产，出砖，那条线的所有员工都是我亲自招来培训的，我如果走了，会乱套。我当时真是为难啊，想孩子想得整宿睡不着觉，掉眼泪。但我没法回老家看她，孩子12个小时后才苏醒，而我直到今年7月12日才回了次老家。”胡小燕说，因为自己的孩子，她开始思考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这个安全，一是生理安全，二是心理安全。生理上的，比如生病啊，家里没有父母照顾，还有的上学要走30到40分钟山路，让人担心。心理上，这些留守儿童常年见不到父母，更需要社会多一点关爱。我的想法是，可以给这些孩子建立档案，直接跟家里沟通。大学生坐火车还能半票，留守儿童如果也能有半票的权利，可以暑假坐车和在外打工的父母见面。” 2008年春节胡小燕没有回老家，利用放假时间去调研，为今年的“两会”提案做准备。“我去附近的招工点直接面对打工者，也会跟镇里工会主席联系不定期举行工人座谈。”聊天时候，胡小燕常常会被人认出来，这个时期农民工问胡小燕最多的话题是“社保能否转移”。 这时，作为农民工代表，胡小燕已经有了一套处理农民工问题的方法论。“人大代表的职权，开会有权，会后无权，起到的是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只能反映问题，不能保证后果。培训的时候我听过，人大代表没有参与权，只有监督权，监督别人怎么处理问题。作为农民工代表，我能做的就是指点农民工遇到问题该找什么部门。”胡小燕说，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维权找工会，以前我自己都不知道”。 “有一次，珠海一个工厂老板跑了，89个工人5个月没领到工资，他们找到我。我把信息转到广东省总工会，由省总工会督促当地工会解决。最后该赔偿的也赔偿了，后来我去珠海调研时，珠海工会主席为此还感谢我。”胡小燕说，在广东省，如果农民工有问题反映到工会，基本都能解决。她告诉本刊记者：“有时候也看问题，比如有一次某地一个工人承包了工地，没得到钱，他先带人去闹事，问题没解决再来找我。我跟他说：‘我没法帮你，因为你用了不正当的维权渠道。既然已经申请仲裁了，那就先等仲裁结果下来，按正常程序走。’作为当事人，肯定不满意我的回答，但是因为你用了不当的方式，所以本来有理也变得没理了，错了就要承担责任。”包括有一个住在胡小燕父母家附近的农民拿不到工资，也来找她，而胡小燕同样让他找当地工会。“很多农民工不知道有工会这个渠道，有问题会直接找劳动局，实际这是两回事。这也是我在工会当执委的时候学到的。工会解决不了，可以转给政府其他部门去协调，作为人大代表不应该直接介入。” 今年“两会”，胡小燕提了5条建议。“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很多人找不到工作要回家，可能担心的问题有：一是社保转移。二是小孩在这里上学，但因为没有当地户籍和学籍不能在这里考试。三是打工者‘80后’、‘90后’的孩子的出路问题。回农村已经不知道怎么干农活了，如果留在打工地，户籍又不在。想安家，想在城市扎根能否给优惠条件？四是金融危机下，对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要衔接好。产业升级后，输出地要有针对性地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这样进入输入地后可直接上岗，避免人力资源浪费。五是打工者安居乐业工程。政府可以建农民公寓，两夫妻按每平方米1200元左右买房或租房居住，安居乐业后，小区内部有美容美发的，洗脚的，不同行业的打工者，他们在小区内可以自由组合再就业。” 胡小燕说，组里的广东省劳动保障厅厅长当时就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做了答复。“不过，政府也有政府的难处。比如我提议，小孩一出生都有身份证号码，社保、义务教育的费用可依托身份证号码一卡通用。厅长说，我也愿意这么做啊，但是地方财政不愿意。我说：‘我只是提建议，具体怎么做还得政府想办法。’” 在胡小燕看来，写好建议很难，但是提的建议基本上能得到上面的采纳。“比如农民工技能培训，根据我了解，已经得到改善，儿童教育的问题也是。现在，打工者的子女读公立学校可免赞助费。关于社保转移，10月份后有意见征集稿，农民工的问题正在一步步得到落实、完善。” 当上代表后的胡小燕私人时间更少了。“我每天上午8点上班，下午18点下班，整整8个小时，一分钟也不少，并且周末也要上班。晚上20点上网到零点。跟个别人沟通，回复邮件，看资料，家务活都是老公干，米、油多少钱一斤我都不知道。”人大代表这个角色给胡小燕带来的现实中的好处就是找回了被盗的QQ号。今年3月10日晚上胡小燕在网易做节目，提到QQ号已经被盗半年了。结果11日下午腾讯公司就帮她把号码给找了回来，还帮她加了密，这成了她和农民工交流的主要渠道。 现在，在胡小燕收到的短信和农民工在她博客的留言里，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是：你现在每个月有4000多元钱工资，你还是一个农民工吗？对此，胡小燕的回应很干脆——自己不会脱离农民工的本色：“我一直和老公挤在工厂提供的集体宿舍中，每个月交140元的房租，直到去年，我把女儿接过来上学，才跟公司租了一个单人宿舍。大家的担忧我非常理解，我也是从一名基层工人一步步走过来的，我当初也是因为家里穷才卷起行囊进城打工的。我不会成为政治明星，即便将来当上厂长经理，我也还是一个农民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