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投资者报》记者 肖妤倩
“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1980年4月到5月，厉以宁以北大经济系副教授的身份，参加了全国劳动就业座谈会，并在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股份制”的模式，以及企业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可惜，提议没有受到认可，厉以宁有感而发写了这首诗。 毫无疑问，当我们今天讨论哪支股票更有投资价值的时候，无法忽略如厉以宁这般的经济学家对普通百姓财富生活的深刻影响。 1955年，北京大学毕业以后的厉以宁留在北大经济系做资料员，并饱览西方经济学源流和欧美经济学理论。文革期间，厉以宁在基层目睹了极“左”的后果和苏联经济模式的弊端对社会经济造成的种种危害时，他曾坚信不疑的“兰格”经济理论已无从解释。 厉以宁逐渐有所领悟：“只有彻底摒弃苏联固有经济模式的禁锢，改革传统僵化的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发展才会出现真正的生机与活力，才会有希望！”自此，他反复呼吁股份制，并得名“厉股份”。 但是，在很多人心目中，股份制就是保持国有的“国有股份制”，而对于现代公司制度的性质特征与基本架构所知不多。甚至有人说，厉以宁实际上是在“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渡私有化的陈仓”，这个大帽子是很吓人的。那个时候，对于厉以宁来说，压力很大。 1986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从理论上详细地讨论了我国改革以后的所有制体系以及股份公司的构造。随后，又在一系列著述中，不断地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 尽管厉以宁尽力陈词，但是在1987年，国家还是推广了相对较为稳妥的承包制。但厉以宁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承包制和其他方式只会把中国改革引入歧途。 正如厉以宁所预料的那样，承包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但基于承包合同的承包制无法克服政企没有完全分开、企业行为短期化、生产要素流动性差等弊端。最终股份制终于被政府采纳，1992年开始，从试点到大规模的改革陆续铺开。 尽管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也在股份制推行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厉以宁毕竟是第一位通过对比中外历史，借鉴西方经验而鼓吹“股份制”的第一人。 看看现在那么多国有企业上市，看看那么多员工持有原始股，看看我们手中持有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股票。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股份制改革，它为我们的财富生活又开辟了“第二战场”。 当然，在新中国成立的60年中间，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还有一批像厉以宁这样的经济学家，他们不断推进制度变革的同时，影响着民众的财富生活。 吴敬琏是厉以宁高中时候的同学，随后吴敬琏上了复旦，而厉以宁去了北大，就这样分道扬镳，不过最后还是在经济学界“煮酒论英雄”。这么多年来吴敬琏一直被冠有“吴市场”的名号，他与薛暮桥等经济学家一起，始终是“市场经济论”的代表。 改革开放初期，吴敬琏就大力伸张市场经济，并提出了市场经济改革的理论体系。而我国也在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不论是厉以宁还是吴敬琏，都是众多经济学家的一个缩影。从经济学家身上散发出的射线不会在政策的那一头停止，而是会一直射向居民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