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过去一周，微博上因为一封浙大校友公开信扰攘喧嚣。关于浙江大学校长人选，反对者言之凿凿，逐项列出不胜任之理由，力挺者亦不示弱，一一反驳。然而，双方似乎都在打太极，均未击中这场争论的要害—大学校长遴选机制以及背后的高校地位。回避的姿态很能说明问题，公开信虽开了反对现行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的先河，却很难视为真的为大学变革拉开序幕。 现行大陆大学校长遴选机制，与干部任命体制一样，是由行政任命产生。遴选过程中也会倾听民意，但非决定性因素。
这些年一直在说大学要与国际接轨，可是极其重要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却迟迟未与国际接轨。回顾历史，在理想主义盛行的上世纪80年代，政府对高校相对宽松，校长公选、校长负责制已开始推行。但是自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改革停滞不前。时至今日，大学去行政化虽呼喊多年，但遭遇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在此背景下（高校行政化、官僚化），何谈推动变革高等教育体制。 但是，中国大陆的大学校长个人还是应该有所作为也能够有所作为，现实中也不乏好校长。大学校长（高校领导）应该意识到，自己不是纯粹的官员或者候补官员，而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应该有知识分子的情怀，超然于政治国家之外，追求人格独立、学术独立。当然，这个时代已无法产生纯粹理想化的大学校长，即便有，在现实中也寸步难行。因此，对校长而言，如何在官僚体制与学术独立之间做好平衡工作，需要充足的智慧。 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胡适曾写道：把自己铸造成为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足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的腐败庆幸，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这番话同样适用于大学。大学要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独立，恐怕得先从改革校长遴选机制开始，这也便是那封公开信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