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 之所以会想到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的这句拗口的名言，是因为这话里的描述，契合了当下以反对狗肉、拦车救狗为代表的宠物保护运动的特质—宠物保护是没有权利的时代的权利，是没有公民行动的时代的公民行动，它以一种放肆的形式，滥用着这个国家里本就稀缺的言论空间、政治宽容，却浑然不觉。 几乎与网络在中国的兴起同步，宠物运动渐成气候，从一次次虐猫虐狗、人肉搜索事件中兴起，直到近年发展为网下的没完没了的公路拦车救狗行动、打砸狗肉店，以及公开抵制玉林狗肉节、北京城区禁养猛犬运动。宠物保护运动，声势浩大，人员众多，理直气壮。小白领、小文青、小清新，蓦然聚集在“爱心”的大旗下面，对他人口诛笔伐，甚至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关于狗肉能不能吃，中国有没有肉狗饲养场，所谓“伴侣动物”和普通动物区别在哪里，已经有了很多讨论，这里不重复，这也不重要。其实，这个社会几乎没有人认同虐狗虐猫的行为，至于吃狗肉、认同吃狗肉的也绝对是极小的人群。那么为什么最近声势浩大的“宠保”会在网上网下遭到强力反弹呢？因为他们越过了底线，惹火了中间派。 与其说“宠保”运动是一场爱心运动，不如说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党同伐异的“复仇”。正像艾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里所说“炽烈的恨意可以给空虚的生活带来意义和目的”。仇恨是区别敌我、动员底层的有效手段，在一张张血淋淋的吃狗虐猫的照片前，“宠保”运动得到发动和组织。当无数头像照片里面容姣好的女网友，对狗肉节发出歇斯底里的谩骂和诅咒时；当一群开着私家车的“志愿者”逼停运狗车，围攻茫然不知所措的司机，最终让他血本无归时；当掌握话语权的名人不惜用极端的评语咒骂吃狗肉者，来刷新自己的人气时，我没有读出一丝对生命的敬畏，我只看到了人性的丑陋。 当社会里的很多再正常不过的公民诉求，成为这种或那种的“敏感”和“禁忌”，“宠保”这个原本远离政治的诉求，就得到了畸形的发展，很多基层政府给予相当的宽容，乃至纵容。比如，深圳有一个著名“狗妈妈”在小区收养了数十条流浪狗，有报道说5年来，她的狗在小区咬了20多次人，一次一个3岁小孩甚至被3条狗同时扑咬。但当地政府拿她没办法，因为她是知名的爱心人士，上过报纸电视，相关部门一去执法，舆论就铺天盖地地骂政府残忍，于是宠物的“爱心”绑架了舆论，让基层政府不得不纵容“宠保”。更因为其他的合理的公民诉求（比如，公民团体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得不到合理的发展，促成了“宠保”的一枝独大，不知道权利的边界在哪里。 既没有理念上的竞争对手，又有着基层的纵容，“宠保”带着舶来品的时尚洋气，一旦加入“宠保”就有掌握宇宙真理的快感，立即成为伟大团体的一员，获得对一小撮“敌人”刷存在感的特权，何乐而不为？一如过去几年的一些日子里，“爱国青年”突然发现在自己卑微的人生中，竟也可以靠砸日本车、毁日资店，在别人的痛苦上刷自己的存在感。 于是在种种机缘巧合之下，“宠保”成为中国当下一种畸形的宗教，它“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 它是没有权利的时代的权利，它是没有公民行动的时代的公民行动，它是侏儒时代的壮汉。 在权利方兴未艾的时代，理当尊敬各种利益诉求的表达。但“宠保”以自己的傲慢、放肆，以及对于法律、公民财产权的一次又一次的践踏，污名化整个公民运动。中国上个世纪激情澎湃的百年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什么理念，首先是要回归常识，回归法治，回归对个体权利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