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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和晏
城市郊区的无序蔓延应对的是原有城市空心化和城市中心区衰落的问题，“新城市主义”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的怀旧。被普遍提倡的紧凑城市政策，它的基本假定是更高密度和混合用途，使城市基础设施得到最佳利用，降低非再生资源的消耗。 树是城市里的原住民，在城市里，树木从来不仅仅是树木。龙应台说过，城市的树木维系着土地与人的牵挂与互动，是城市的整体记忆。西方的“都市森林”（Urban Forestry）理论从生物进化的观点来解释城市人对树木无以复加的喜爱，除了亲近自然的天性，因为现代人依然遗传了祖先对于环境的判断，有植物的地方代表安全与资源的丰富，这是自然生存的法则。 “都市森林”的价值从来就在于它的规模大小，这是一个从木到林再到森林的过程。到今天，建造在糟糕湿地上的纽约中央公园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一块公园地产，如果卖给地产商，价格大概是5290亿美元。已经有许多学者专家关于“都市森林”对人居环境的生态调节作用和经济价值作过研究，除了住宅用地内的植物能够促进房产增值之外，住宅附近有植物、绿地或公园也能使房地产在售价上增加及稳定，或者在出租时获得较高的租金。 以华侨城集团（OCT）为例，从1985年11月成立时总资产不到1亿元增长到如今的400多亿元，它的成功基础之一很可能就是从当初没有砍掉开发区域内那些郁郁葱葱的古榕树和荔枝林开始的。在把一个大概6平方公里的深圳城乡接合部从荒滩变成旅游和高档居住的混合区域之前，原有的自然环境被刻意保留下来。 那里有几座山，虽然不是很高，但基本上是原来的自然地貌，还有几个几万平方米的湖泊，树木也大都是本来的样子。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持有利于水资源的保护，可以使地区气温下降1～2摄氏度。现在，整个城区有近53%的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48平方米。 “花园中建城市”的“OCT模式”已经开始在北京、成都、昆明等不同城市被复制，简单地说，这是一个“先环境、后地产”的模式，用开发旅游资源和改善环境来带动周边土地的升值。上世纪80年代末，华侨城投资18亿元建造了“锦绣中华”、“世界之窗”等几个主题公园，然后凭借低廉的土地储备成本优势开发房地产。在地产经营中实现盈利，它的地产项目盈利程度远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 “花园中建城市”的概念容易让人联想到出生于1850年的英国人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著名的“田园城市”构想，在工业化的背景下，面对城市与适宜的居住条件之间的矛盾、大城市与自然隔离的矛盾，霍华德从城市和乡村的各自优劣中，提出可供选择的“城市—乡村磁铁”——把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健康、自然、经济因素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那时候他就指出，“城乡之间的最显著差别可能是使用土地所支付的租金”。 从1898年10月初版的书名《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到1902年第二版被改为《明日的田园城市》，多年以来，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似乎是一个被不断误读或者曲解的概念。应该说，对于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乌托邦城市描述，更多的是霍华德的理想主张，它不是一本真正意义上城市规划的书。“田园城市”所谈论的也不是处在杂乱拥挤城市里的人对田园般生活环境的普通憧憬，而是一种全新城乡结构形态的设想，重要的不在于它有多少花园和绿地，而是一个小城市组合体合理有序的处理能力。这个组合体需要能够建立平衡和自治，能够维持它的内聚力以及自身的协调。 从产业结构上看，旅游、环境和住宅小区是OCT的主要构成要素。曾经有过一个统计，每在华侨城主题公园和休闲商业消费1元，带动住宿、购物休闲等其他消费是7元。事实上，在旅游地产的概念背后，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的跨行业资源整合过程，包括旅游、酒店、地产、文化、电子、包装等，在原有资源基础上不断叠加，形成了新的资源和乘数效应。 某种意义上，深圳华侨城像是一个自我运转的微型城市，以综合城区来规划、设计、营造和运营社区，适度混合的功能带来了活力，它变成一个生态环境、功能产业链和主题人文的集合体，这是一个单纯的住宅社区无法具有的多资源优势。 城市触媒是自组织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有点类似化学中的催化剂，由城市塑造又反过来刺激与引发后续开发的元素。也许，华侨城的功能混合并不是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而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这里既有整体规划的因素，也有区域自发生长的触动。就像一个生命的有机体，利用开放与触媒的作用，在动态调整中逐步形成了功能的自然混合和自我组织的生长与调整。 今天的深圳华侨城仍然沿用20多年前规划建设的步道系统，整个城区通过步行系统把环境、居住、娱乐、休闲等结合在一起。住宅是按地形起伏自由分布的，道路也是依据地理环境规划的，来减少汽车对居住环境的不良影响。 2006年10月，深圳市规划局公布过《深圳经济特区步行系统规划》，用10条连通南北的步道强调城市的可行走性。是否可以行走也是好城市的评价标准之一，并不是所有尺度范围内都要依靠汽车，人在一段距离内出行自行车就很有效，再小的范围内步行更有效。 比起“田园城市”的乌托邦理想，OCT模式也许更接近近些年“新城市主义”的城市规划思想。2000年11月，美国综合规划协会亚特兰大年会的会议主题就是“规划与新城市主义”，这一概念最早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针对的是对城市郊区的无序蔓延造成原有城市空心化和城市中心区衰落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恶劣的城市规划加速了都市蔓延，原来完整的城市结构、城市文脉、人际关系、邻里和住区结构被打破，形成过分依赖汽车、能源浪费和破坏环境等种种城市问题。在城市中心，购物中心、核心商业区、政府机构这些区域之间也是彼此隔绝、缺乏联系的。 “新城市主义”的“新”，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的怀旧。在美国，“新城市主义”经常是指可步行的社区、多样化和人的尺度，这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它引入传统街坊设计的概念，希望街巷变成步行街景的一部分。如果从城市规划的方法来说，内容包括一个中心、5分钟路程的邻坊、格状街道系统、多用途街道、混合使用等，创造出适于步行的、紧凑的、混合使用的社区。 “新城市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又延伸出“精明增长”、“紧凑城市”等思想，当美国人意识到低密度土地开发、空间分离、单一功能的土地利用等会形成种种弊病，而欧洲的“紧凑发展”却让许多历史城镇保持了紧凑、高密度的形态，被认为是居住和工作的理想环境时候，1997年，马里南州首先提出了“精明增长”（Smart Growth）的概念。到2000年，美国已有20个州建立了精明增长管理计划或制定了各自的“精明增长法”。 “精明增长”主要倡导土地的混合利用，在城市中通过自行车或步行能够便捷地到达任何商业、居住、娱乐、教育场所等，对现有社区的改建和对现有设施的利用，降低城市边缘地区的发展压力来减少交通、能源需求以及环境污染。尤其是提供多样化的交通选择，保证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间的连通性等。 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从过度开发到可持续发展，21世纪毫无疑问会是一个“城市世纪”。据预测，大概2030年左右全世界将有50%的人口将在城市中生活，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也已经超过了40%。 工业化和标准化密切相关，同样也和能源耗费、自然资源锐减、生态环境恶化相关，无法建立多元的、多层次的城市，很多城市要素，如阳光、空气、绿树等都不是用货币可以衡量的。基于可持续性发展的观点，适度的紧凑对城市是有利的，因为它毕竟不可能无节制地蔓延、扩张，必须在现有的单元中合理地容纳更多的内容，把城市及其自然环境视为一个经济、社会和生态相协调的整体。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创立50周年大会上，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也提出过“无论从国外城市化的历史经验或我国国情来看，建设用地的紧凑度和城市的多样性，应该是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 以深圳这个超速化发展的城市为例，深圳建市于1979年，特区设立于1980年。1981年，深圳人口约为3万人，到了2004年发展到1180万人，城市人口的平均年龄30岁。根据资料，2005年深圳GDP总量达到4927亿元，相当于“九五”期间5年的生产总值。城市经济建设的高增长对应的是土地资源的紧约束，从2000年到2006年期间，深圳全市规划许可建设用地的平均容积率控制为1.59，特区内为1.62，特区外为1.56。截至2006年9月，特区内剩余的可建设面积只有34平方公里，宝安区和龙岗区剩余可建设用地分别为127平方公里和98平方公里，其中还有20%为不宜建设用地。 深圳城市较低的容积率不会长期持续，这是由不断上涨的开发成本、人口的急剧增长和资源负担决定的。有学者对我国10个大城市容积率与GDP关系进行过研究：当城市发展与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时，城市用地容积率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它会随着经济的腾飞而加速上涨。当经济达到高速发展时期，容积率不会随经济发展而无节制地上升，它的增长速率会逐渐放缓。其绝对数值虽然持续增长，增长的边际变化量会逐渐减少为零。那时候，容积率也相应达到最大值，之后，它就会长期保持在这种稳定均衡的状态。
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万科和麻省理工大学城市研究与规划系（MIT）合作过一个为期４年的《未来深圳可持续居住》的课题报告，以万科“四季花城”为例，探讨未来5年以后可能出现的城市居住课题。报告中比较香港与深圳的城市规划模式。“香港慎重计划，将开发紧凑地集中在可建设用地。这个策略允许城市保持打的公关开放空间网络，同时把发展集中在交通网点附近。” “深圳的开发要比香港缺乏连贯性，一方面深圳有一个明确的市中心，另一方面，深圳也存在很多不同类型的开发区去。一些地区更具郊区的特点，它们密度小，分散在交通网点周围，有独立的用地面积，人们对汽车的依赖性较大。这些条件与中国城市发展的典型模式有很大不同，传统模式往往更加密集，并且在街区各处分布着多种类型的土地使用。” 与美国这样的国家相比，中国城市的密度一直都非常高。即使如此，过度依赖外围扩张的低成本发展模式，从长远来看，只会进一步加剧城市空间资源的紧张程度，并衍生各种城市矛盾和改造难度加剧。国际上普遍提倡的紧凑城市政策，它的基本假定是更高密度和混合用途能使城市基础设施得到最佳利用，降低非再生资源的消耗，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并增加社会交往的机会。 香港的平均密度为每公顷2700人，高层建筑是这里唯一可以生存的建筑形式。荷兰一家建筑事务所做过研究和假设，假如荷兰家庭都居住在独立住宅中，总计面积将是多少？以广州地区为例，如果按照西班牙巴塞罗那公寓的密度来做，容积率就可以提高4.5%，每户面积可以达到150平方米，每平方公里可以居住2万多户。用地面积只有原先的64%，剩下36%的土地可以用来建设736个纽约中央公园。 这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经济成本导向的模式是开发项目本身，注重的是城市建设的规模和速度。资源紧缺导向下的政策更注重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不过，它并不简单等同于高密度发展，高密度发展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而非真正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