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经济刺激:重点保就业
《投资者报》研究员 汤昕 特约撰稿人 龙溪虎 在危机中煎熬,中国已经一年多了,而美国则有两年多了。经历的时间有长有短,但现在经济都走在复苏之途。虽然还有对经济二次探底的忧虑,其中包括宏观政策和经济运行的动向,而当前中美实体经济最关注的问题都是失业率的攀升。 全球共性:无就业复苏 8月份,美国的失业率上升到9.7%,为26年来的最高点。但实际的失业情况更严重。由于危机持久,不少人已经放弃了寻找新职业,或者转而成为兼职,从而被官方的失业统计排除在外了。 即使这样,经济学家也普遍认为,美国的官方失业率会在几个月内上升到两位数。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7月份的真实失业率已经在16%了。 总统奥巴马和联储主席伯南克都认为,高失业率还要持续到2011年甚至更晚的时候;就业成为了影响美国经济复苏的一个最关键的障碍。有一种看法很说明问题,就是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加息与失业率到达顶峰的时点是关联的。 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的情况似乎好些,公布的登记失业率是4.3%。但实际上,我们的失业统计覆盖面局限性更大,不足以全面的反映全社会就业的情况。年初, 社科院发布的报告称,中国的城镇失业率是9.4%;而民间的草根分析人士则认为全社会失业率是14%。 经济开始复苏,甚至在中国一些沿海企业出现用工荒问题,但中国整体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9月9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1~8月,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是757万,完成全年目标任务900万的84%。
估算下来,全年新增就业岗位可望在1100~1200万,远超年初定的900万目标任务。这是个来之不易的成绩。过去十年数据表明,中国GDP增长10%,提供岗位1000万左右。今年的GDP增长可能只是超过8%,而新增的岗位反而较大幅度的增加。说明政府的4万亿刺激计划以及其他的促进就业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不过今年需要就业的人员总数超过2400万人,因此就业市场仍然紧张。 就业的社会影响 对此主要有两个担忧,一是担心拖累经济复苏的步伐,二是担忧影响稳定。 就业和经济复苏是相互影响的,但从根本看,经济复苏是因,就业增长是果。高失业率会影响居民消费,拖累经济复苏。经济衰退时,企业为了生存,往往是通过裁员、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而到了经济复苏时,企业并不会立即增加员工。这导致了在经济复苏过程中虽然企业运营情况好转,但就业情况不会立即跟上,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居民收入依然下降。就业的复苏相对经济复苏是滞后的,但经济复苏了,就业终究会复苏的。 最近笔者与人保部的有关人士交流时,谈到了就业形势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现在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这两个重点就业群体都很平稳, 没有出现预想的坏情况。目前农村还是个很大的就业蓄水池,农民工的就业伸缩弹性很大。即使在去年底、今年初的就业低谷,没有工作最多也是回到农村,而不是成为盲动的群体。 尹蔚民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农民工就业形势开始好转,回到城里的农民工97%已经找到工作。大学生的情况也比较平稳。截止到7月1日,大学生的就业率是68%,与去年的就业情况相比基本上是持平的。 政策取向就业优先 虽说就业不是经济复苏之因,但是如果经济复苏了,仍然难找工作,收入还是下降,国民的满意度是难以容忍的。 同样是经济增长,如何让居民合理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可以有低就业的增长,也可以有高就业的增长。不同的情形里面有经济结构、发展模式的不同,以及政策取向的不同。 9月8日,社科院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根据课题组测算,4万亿投资按照刺激计划方案,可实现GDP产出9.4万亿元,拉动非农就业5135万人;假设没有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按照常态投资分配,可实现GDP产出8.9万亿元,拉动非农就业4482万人;如果按照就业优先方案,根据不同行业拉动就业效果的排序来分配投资的,将实现GDP产出8.1万亿元,拉动非农就业7236万人。 三种方案创造的GDP价值差异并不大,但拉动的就业效果有显著差别,就业优先方案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比目前的投资方案多 40.9%,比常态投资方案多61.4%。 相同的投入,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就业拉动效应。原因一是各行业的就业拉动系数有高有低,二是投入小企业比大企业能带动更多的就业。 江西省自2002年底以来至2009年一季度累计发放支持就业创业小额担保贷款87.68亿元,主要投向个人创业和劳动密集型微(小)型企业。累计直接扶持个人创业15.95万人次,带动其他人员就业47万人次,对该省就业贡献率在15%左右。 据调查显示,平均每5.5万元贷款可扶持1人 创业,带动3人就业,万元投入即可带动就业0.7人。而在一些资本密集型企业, 投入10万都带动不了1人就业。 2004、2005年,经济学界有一场关于中国是否应该“重型化”的大讨论。“重型化”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业都有巨大的影响。愿望上是希望避免“重型化”,实际上可能是无法避免。笔者认为,中国正处在GDP人均1000~5000美元的起飞阶段,“重型化”的趋势在相当长时期内还将维续。 不过中国的政策一向以灵活性著称,政策调控的空间很大。“重型化”固然不可避免,但要避免像2004~2007年那样的超级“重型化”,控制过热的速度。 此外就是要树立就业优先的政策取向。美国在1946年就通过了《1946年就业法》, 宣告促进最大化的就业成为政府的责任。首次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了美国政府承担的就业责任。为了调节就业和失业,国家要干预经济的发展。 这次中国的刺激计划方案虽然不是最“就业”的,但比常态要显得“民生”。而且今年能实现1100~1200万新增就业岗位,都说明政策也是开始向民生、向就业倾斜。未来的经济增长应该继续不唯GDP,而要有就业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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