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撰文/何仁 在65岁这一年，柳传志把联想的产权改造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40岁创办联想开始，他几乎为此努力了半辈子。这对于他是一件值得认真高兴一场的事，虽然此时联想深陷数亿美元巨亏，寻求“再生”力量的任务非常急迫。 9月8日，联想集团的母公司联想控股宣布，中国泛海控股集团（以下简称泛海集团）成为联想控股有限公司的第三大股东。民营背景的泛海集团以27.55亿元买下中科院旗下国科控股持有的联想控股29%的股份。这笔交易之后，国科控股仍然以36%的持股比例成为最大股东，但其持股仅比联想控股职工持股会高出1%。 50岁时，柳传志提出员工持股45%的股改方案，未获通过。他立即绕道而行，使员工获得35%的分红权。据柳传志说，在此后的七八年中，这些红利“一分钱都没有分”，因为“将来能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得有钱买”。这笔钱一直被攒到2001年获得35%的职工持股权的那一天。 2009年，就在联想股权改造阶段性胜利的同一天，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也给了自己和家人一点“小小的阶段性的成就感”，不过他的方式是卖出自己名下1300万股阿里巴巴股票，套现约2.7亿港元。 产权问题，是以柳传志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宿命，但显然，“后生”们对产权却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马云等一批第三代企业家的突出共性，就是他们几乎每一步都踩在合适的节奏上，“趁势”多于“造势”。9月10日，在阿里巴巴十周年庆典上，马云言之凿凿地把阿里巴巴存活10年的原因归结为“幸运”，而与之同时代的搜房控股董事 长莫天全则表示自己这一代企业家的确是“要钱就有钱，要关系就有关系”。他们从不需要在产权问题上如柳传志们一般殚精竭虑。在公司治理层面，中国企业最艰苦卓绝的探索也由其前一代人——中国第二代企业家——完成了。 冯仑就是这第二代企业家的代表，今年刚满50岁，而他所创办的万通集团刚好18岁。冯仑觉得2009年是万通集团“成人礼”的一年，他开始修“祠堂（企业历史陈列馆）”以及反思。冯仑说，尽管万通犯过所有民营企业能犯的错误，但他还是寄望未来10年能把万通变成一家受社会尊重的公司。 前三代企业家推动着企业家时代的来临，他们的苦难和成就都已经熔解在这个时代里。他们的公司有的已然谢幕，有的正处于成熟与衰落的临界点，有的正逼近第一个巅峰，有的则还在享受高速增长。 看起来，在前辈们完成了体制、公司治理、商业秩序的思考和实践后，第四代企业家们的成长几乎是无忧无虑，他们衔着鼠标出生，从办企业的第一天起就是资本的宠儿，虽然眼下他们中间还没有能被称为“企业家”的人出现，但他们正以惊人的速度追赶上来。
人生如戏 天降大任 一个时代戏剧性的变化顷刻间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创业的第一代企业家们注定要将他们的人生轨迹分成两个阶段。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时，绝大多数应考的年轻人或是不太年轻的人是为了改变自己个人命运参加考试的，这年高考最终在冬季举行。全国共有570万人走进考场，27万人考入大学，一大批后来知名的企业家，如俞敏洪、严介和、李东生、黄宏生、马蔚华等人，都是在这一二年之内考上大学的。当很多人的命运发生改变时，这个时代变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80年代初期，汪海从青岛橡胶九厂的政治部主任升任厂长兼党委书记，柳传志还是中科院计算所的一名普通技术人员，宗庆后是杭州一个校办工厂的工作人员，倪润峰1985年当上了规模不大的国营长虹机器厂厂长。与后来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一样，如果没有这个时代的变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与他们的前任或周围的很多人一样，在其平凡的岗位上终其一生。 “中国没有企业家，甚至没有厂长，只有车间主任”，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个日本考察团对中国企业留下的印象。统购统销、统收统支、计划审批、物资调拨，这一切都与市场经济无缘。但时代改变了，必定要有一批人肩负起打破旧体制牢笼的使命。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就是这样一批富有使命感的人。汪海卖鞋搞促销、倪润峰的价格战、张兴让的满负荷工作法、马胜利的大承包、牟其中的罐头换飞机、张瑞敏砸冰箱等等，在当时都可称为制度创新、思想创新、方法创新。想尽一切办法冲破旧体制是这一代人的鲜明特征。 但时代的局限也不能不深深地在他们身上打上烙印，这些企业家以治世的方式治理企业，不论是牟其中还是万润南，过于强烈的政治情结有时会走向反面。这种情结体现在企业管理中，树立个人权威无疑是最通用的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努力仅仅停留在权力把持上，而是要把他的思想渗透到每个员工的脑海中。而这种努力不仅变成标语写到墙壁上，还要成为各种管理制度，文化宣传深入到人的内心。在当时，企业家的“胸怀”表现在他们不但要改造客观世界，还要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甚至人们的灵魂。 但时代赋予他们的并不是政治使命，而是创建企业。抹不去的政治理想终究还要落到实处，于是在这些企业中，企业治理政治化的色彩就更加浓厚。权力的制衡，权威的树立，各种内部势力的消长，平息矛盾，消除分裂，协调与主管部门的关系……翻开这些企业内部发展史有如一部斗争史。甚至可以说，这些企业，特别是脱胎于国有制或集体制的企业，基本上是在解决外部矛盾与内部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家不可避免地有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色彩。 苦其心智 挣脱束缚 彩电大王倪润峰的隐退可以说是第一代企业家所遇困境的写照。据媒体报道，2004年7月4日晚，四川省国资委书记甘道明与副省长杨志文一行突然来到位于绵阳市的长虹总部，和倪润峰商谈他的退休问题。虽然这一年的2月倪已经到了60岁，但之前有关部门曾表示几年内不会提出让倪退休的问题。这一切似乎来得有些突然。第二天上午，省领导就召开长虹厂民主测评会，通报有关倪退休事宜。8日召开干部会正式宣布倪润峰退休。当晚即开董事会议，而会议进行后才发现，由于倪的缺席，上市公司一些相关的法律程序无法完成。于是临时决定以电话方式请倪口授，办公室主任记录完成相关程序。而之前人们广泛讨论的有关长虹改制、企业领导层MBO等涉及国有企业产权方面的改革，最终也未能在倪润峰的任内完成。 在中国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发展必须从计划经济中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中脱胎而来。这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情况。一直到1980年，北京才出现第一家个体户，个体户在南方诸省虽然出现得可能更早些，但真正的私人企业则要在晚得多的时候才出现。所以，第一代中国企业家如果不是红帽子或是不戴红帽子，几乎是不可能的。 比较幸运的是1988年创业的用友软件公司，完全没有红帽子的问题，但创业者王文京当时登记的是个体户。后来王谈及此事时也觉得多少有些偶然。他称“可能是学财务出身吧，总愿意把事情搞得清楚些，就注册了个体户”。而当时绝大多数企业家都是从国有或集体企业起家，即使个人创业也要找个单位挂靠，戴上顶红帽子。这一方面是因民间个人财力所限。如柳传志所说，当时买条棉毛裤都要提前一个月做出理财规划，更别说个人拿出几万、几十万来搞企业；另一方面是戴上红帽子好办事，更多企业家是以承包国有或集体企业方式搞企业。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项红帽子问题困扰了这一代企业家30年，因此而落马的企业家也不在少数。 到了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中国出现第二批创业潮时，情况就大为改观。特别是国家在1992年出台两个重要文件——《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使得真正现代化的企业制度有了法律基础，中国民间的现代企业形式才出现。这些企业基本上没有了红帽子问题的困扰，也没有了产权不清的难题。而后来到2000年以后在新技术浪潮下催生的第三代企业家出现时，旧体制的束缚已经不复存在。 资本崛起 技术当道 当第一代企业家创业时，中国正挣扎着从短缺经济中跳出。除了人不缺，什么都缺。从老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到新三大件：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中国的消费市场出现了三级跳。这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代企业家基本上是以制造业为主。汪海们忙着做鞋，柳传志们在攒电脑，张瑞敏紧着做冰箱。“土家电打败了洋家电”是这一代企业家最自豪的事情。到了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基本上摆脱了短缺经济的困扰，从数量经济开始向质量经济过渡。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无疑是成就第二代企业家的临门一脚。而在第二代企业家创业时，中国经济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了产能相对过剩的局面。中国经济正在寻找新的市场需求引擎，房地产、汽车、电脑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1992年海南、广西北海等地先吹起了房地产泡沫，随后破灭。但这从另一种意义上预示着一种市场需求的觉醒。1998年国家实行了住房制度改革，开启了中国房地产业大发展的帷幕。而第二代企业家们多是从政府官员“下海”而来，对政策的理解及与政府部门的渊源是其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一时期成功的企业家，房地产界不在少数。土地资源、政府关系资源、金融信贷等等，都是这些第二代企业家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视察时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这一表态为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确定了目标。随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改革开放的总体目标。企业家们不可缺少的资本舞台正式建立起来了。 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中国资本市场开始逐步纳入全国统一监管框架。1998年4月，国务院证券委撤销，中国证监会成为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部门，建立了集中统一的证券期货市场监管体制。 资本市场促进了企业和资产价值的重新发现和企业制度变革，促进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变革，也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截至2007年底，上市公司总数量达到1550家，总市值达32.71万亿元，相当于GDP的140%。德隆唐万里、科龙顾雏军，以及目前还在受审的黄光裕，可以说是资本市场上的长袖善舞者，也可以说是不幸被资本市场所迷惑者。 2000年前后，互联网技术兴起。而伴随这一技术的是更加完善的资本市场和法律环境。于是，依靠风险投资、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起来的第三代企业家成为时代宠儿，如马云、张朝阳、李彦宏、丁磊、马化腾等。正如很多人所总结的：高学历、高技术、年轻化，更具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熟悉国际规则，更有海外背景是第三代企业家的典型特征。 西风劲吹东风再起 在重商时代，企业家的思想是社会主流思想，但也不能说在前30年中国企业就没有管理思想。即使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经济界内也有人在思考企业的管理问题。1960年毛泽东同志就曾批示，提出用（鞍钢宪法）“民主管理，两参一改三结合”与前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抗衡。 到改革初期，“一包就灵”，承包制曾被视为是企业管理的灵丹妙药。马胜利承包造纸厂要搞到100家，首钢的承包制更是堪称典范。但是西方国家企业家的管理思想还是更有冲击力。 80年代初期的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首开外来管理思想之门。而后美国GE的杰克·韦尔奇更是成为中国企业家管理思想的一代宗师。而彼得·杜拉克的《有效管理者》、英特尔总裁格鲁夫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等等，更是被众多中国企业家奉为经典。 近年来，儒家思想如何运用到企业管理中也被一些企业家所重视。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加上西方管理学不断的更新，正日益充实着中国企业家的想象力，最终将与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相结合产生丰硕的成果。 总之，历史文化、时代变迁、社会现实、社会体制、国际环境、科学技术，无一不影响着中国企业家的思想与行动，形成中国企业家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而只有深刻解读这一企业家群体，才能理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