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文 沃尔夫冈·克莱门特
8月初中国的一些新闻，让欧洲人起初有些迷惑。中国GDP超过8%的增长率让我们兴奋，这对急需来自遥远东方的订单的西方工业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但也有来自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坏消息：尽管中国有着6000亿美元的公共投资计划，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不容乐观，提供新工作岗位的压力也大于从前。过完春节后返城的7000万农民工一直在寻找工作，跟那些新来的1000万农民兄弟一样。 与西欧相比，中国的高GDP增长率和高失业率并存的问题比较严重。该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近年来，中国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更恶化了问题。根据政府计划，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越来越不那么重要。 如今，生产行业和服务行业的技术含量都很高。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一些高素质、创造型的工人。非熟练工人面临正在上升的失业率，企业又找不到适合的工人，如何平衡这对矛盾，中国不妨借鉴欧洲的经验。政府不能将劳动力市场政策与难安置的失业人员，特别是所谓的长期失业人员问题割裂开来，我认为国家应该鼓励政府与私营职介所加大双向互动的合作。 近些年来，法国政府委任了多家大型职介所去安置法国相当数量的长期失业人员。其目的非常明显：法国劳动部认为私营服务提供者对市场有更深的了解，所以他们更有可能将待安置人员安排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在公私合作增加就业的努力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有了转变，正在从公共服务的独家提供者转变为组织者、协调者和控制者。过去的10年内，基于分担风险以及共享信息等互利目的，政府劳动部门开始学习私有职介所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同时欧洲的一些私营职介所也开始完善失业人员再培训的工作。 私营职介所能够对市场做出迅速的反应，能够正确估量工人的价值并迅速将其安排在正确的位置。不过，私有职介所往往有浓厚的商业色彩，其本质上是帮助那些短期失业人员重新找到工作，对于那些长期失业人员或者非熟练工人则并不热衷。但长期失业人员是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为了社会稳定，通过公私合作来改善长期失业人员的技能是非常必要的。 英国和澳大利亚是最早开始引进公共私营伙伴关系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国家之一。1997年，英国在欧洲第一个允许私人职介所参与就业安置业务；1998年，澳大利亚将政府部门的一部分就业服务外包给私有职介所。荷兰和德国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 英国：1997年，为了加速社会福利和政府劳动部门的共同改革并设立新的标准，布莱尔新劳动法（Tony Blair‘s New Labour）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布莱尔政府将失业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划分为15个“职业区域”，通过政府招标，在这些区域内，私营职介所有权作为供应商用自己的方法和设备来进行培训和安置工作。这种劳动力市场价值100亿英镑——相当于政府就业安置计划预算的1/4。 澳大利亚：1998年5月，澳大利亚将大部分的岗位安置管理服务转移到Employment Nationa的福利部（Centerlink）。Centerlink管理失业救济金，收集求职者简历并将他们推荐给相关机构。2003年，在长期失业人群中，澳大利亚政府引入了主动参与模式，这一模式让政府从就业安置服务的提供者转变为买方。澳大利亚的失业率由1995年的8.5%下降到2007年的5.1%。 荷兰：2002年，为了帮助那些半年内还难以找到工作的人们，荷兰政府将一部分就业服务转给了私营职介所。这种结构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澳大利亚模式，但为失业人员考虑得更多。政府将一些竞争性强的就业服务交给私营职介所负责，而政府职介所主要承担责任的是那些市场失灵的服务，尤其是评价申请失业救济金。 德国：从2003年开始，德国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形成了更具活力的就业政策和强调共同责任的原则。为了减少以后的培训计划支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将重点放在与成本/效益分析相结合的积极劳动力市场计划上，实践证明，临时就业服务的私有化是成功的。 只要采取了公私合作的国家，就能够看到劳动力市场不断减少的失业率。近些年，欧盟、经合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都鼓励各国实施类似的改革。虽然不能够完全根绝失业，但公私合作不失为一个快速有效地缓解劳动市场问题的办法，能够提高所有参与者的就业率。这当然值得一试，在中国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