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争议再起
近期，“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一番言论再次把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话题拉回到公众的视野。 5月27日，在接受某报记者采访时，袁隆平表示：“我不反对任何科学研究和实验，转基因技术的某些价值具有积极意义。事实上，我的团队已介入借鉴转基因技术的某些研究。比如，我的学生与康奈尔大学合作，已经在野生稻里面发现两个增产基因。” 而针对“你是否赞同当前在中国大规模推广转基因水稻种植？”这一问题，袁隆平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个人认为，政府应该特别慎重批准转基因植物商业化。科学家不能完全预知对生物进行转基因改造，有可能导致何种突变而对环境和人造成危害。虽然实验非常成熟，但其对人类可能造成的影响，或许要在未来几代人后才显现。” 5月28日，方舟子在其博客上对此进行了反驳：“转基因技术在本质上和杂交技术并无区别，只是更为精确，更能预知、监控其结果，现在准备商业化的转基因水稻是抗虫害水稻和提高营养素含量的金大米。”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质疑，“请问袁隆平它们如何可能在未来几代后才显现出对人类的危害？莫非袁隆平也和那些造谣惑众的伪环保人士一样，把转基因当成是改变人的基因？” 一个是中国杂交水稻领域的行业泰斗，一个是号称打假揭黑、崇尚科学的民间斗士，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问题上，他们孰是孰非？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之路究竟何去何从？ 转基因完败棉铃虫 自转基因技术出现的那一天起，围绕它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本世纪初，在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仍未得到完全确认的时候，就有一些专家提出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大胆想法，而政府方面也倾向于用积极开放的态度去面对。这是因为，政府和专家从转基因棉花的商业化种植中看到了巨大的成功，农民也因为转基因棉花获得了真正的实惠。 20世纪90年代中期，河北高碑店市北城办事处南辛庄村，一位名叫祖茂堂的普通农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创造了历史。 祖茂堂1982年开始种植棉花，直到1997年，一直种植的都是普通棉。1992年前后，一场大规模的棉铃虫病虫危害悄悄袭来：原本在棉花种植期间只需要喷洒农药112316;3次就能控制得住的棉铃虫，这时喷洒20余次后依然猖獗如故，棉农们一度“谈虫色变”。 为了消灭棉铃虫，祖茂堂和妻子不得不冒着农药中毒的危险，长时间、超剂量，一遍遍地下田喷施农药。据他后来回忆，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花10来个小时在田里喷洒杀虫农药，每亩地至少需要喷洒1312316;15次共约2000毫升的农药。 即便如此，也很难对付生命力极其顽强、对绝大多数农药产生了抗药性的棉铃虫，有人将棉铃虫放到农药原液里，这些小虫居然还能游来游去。更严重的是，一些棉农为了彻底杀死棉铃虫而使用一种剧毒农药，害虫虽然被杀死了，打药的农民也可能因此而中毒的悲剧不时发生。 据统计，棉铃虫给国家和棉农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都超过100亿元，农民因防治棉铃虫中毒人数高达24万人次。 每每回忆起这段经历，祖茂堂都唏嘘不已，他辛苦劳作一年，最后的收成不过是每亩田3012316;50斤棉花。所有的收入，几乎不能维持他们全家四口的生活。 改变这一切的，正是转基因技术。 当祖茂堂和棉农们与棉铃虫作一次次艰苦斗争的同时，“中国抗虫棉之父”郭三堆教授也在实验室里刻苦攻关，研究出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棉。1997年，郭三堆研究的Bt转基因棉花被批准种植。 转基因抗虫棉，就是将苏云金芽胞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通常缩写为Bt）中的一个基因添加到普通棉花的基因组中，这个基因会在作物体内表达一种毒素，能杀死鳞翅目昆虫的幼虫。鳞翅目害虫是很大的一个昆虫种类，包括棉铃虫和水稻螟。科学家已经证明这种转基因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无害。 祖茂堂从1997年开始种植转基因抗虫棉，他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了转基因抗虫棉，棉铃虫一吃就死，祖茂堂和其他棉农们几乎不用再喷洒农药了，棉花产量还高。随着不断扩大种植面积，2006年祖茂堂的棉花种植面积达到了264亩，这些棉花可以每年给他带来约10万元的纯收入。 在国产转基因抗虫棉推广地区，类似祖茂堂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数以亿计的棉农获得实惠。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和消费国，到2006年，中国转基因抗虫棉种植面积已达4000万公顷，占棉田总面积的75%。抗虫棉的种植有效地控制了棉铃虫危害，农药用量减少60%12316;80%，每年节约化学农药用量2000万12316;3000万公斤，农药中毒事件降低了70%12316;80%；国产转基因抗虫棉每亩还可增产皮棉7公斤，增收节支约120元，创造社会经济效益总计达200多亿元。 转基因棉花推广种植的经济效益分析研究表明，种植转基因棉花的农民和消费者可从中分别获得65%和32%的利益，转基因棉花种子企业获利2%，技术研发部门获得1%的利益。 由于在中国种植转基因棉花获得了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并能大大减少农药使用和降低环境污染，转基因专家们把目光进一步投向了转基因水稻商业种植上，分析其对整个经济与贸易的长期影响。 专家估计，如果转基因水稻也投入商业化种植，每年将能为中国带来巨额收益。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教授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进行了数量化分析，他说，如果中国90%地区种植转基因水稻，将为社会每年创造37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福利。 不过，长期看来，转基因棉花的效果似乎并非如专家估计得那么乐观。2006年，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尽管Bt转基因棉花能有效控制棉铃虫，但长期种植会导致其他害虫肆虐，这使得中国种植的Bt转基因棉花长期经济性不如预想。 国际权威学术刊物美国《科学》杂志2008年9月19日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刊登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吴孔明等研究人员有关转基因棉的一项科研成果。吴孔明在肯定转基因棉重大作用的同时指出：“每种技术的作用都是相对的，Bt棉同时也会杀死一些蛾或蝴蝶的幼虫，而且不喷洒农药后，棉花的大天敌棉铃虫没有了，但会滋生象盲椿蟓这种小天敌。” 祖茂堂在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的时候也遇到了以前没有想到的问题。随着棉铃虫的减少，其他虫害开始发作，特别是盲椿蟓。祖茂堂说，“许多乡亲在初次经历盲椿蟓发作时吓了一大跳，因为他们已经相信，抗虫棉就是无虫棉。” 面对全新的生物技术领域，总有说不尽的未知之数。新技术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又创造了意料之外的新问题。转基因水稻的“潘多拉魔盒”，我们敢打开吗？ 尽管有这些挫折，祖茂堂对转基因作物还是充满了信心。他说，“也许有一天科学家会发现一种对付盲椿蟓的基因。” 非法种植事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求助于杂交水稻来解决中国人的口粮问题。这些杂交稻通过近缘种水稻杂交而得，保留了亲本植株的优良性状。中国自1974年成功培植杂交稻以来，水稻的产量得到了成倍的增长。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中国水稻产量从1975年的每公顷3.5吨提高到了2000年的6.2吨。 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水稻产量开始停滞不前，而人口却在继续增长，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将超过16亿，到那时，粮食将成为中国的首要问题。有专家断言，“杂交稻是一条死胡同，必须另辟蹊径。” 转基因水稻被认为是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必由之路”。 水稻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有大量的研发资源集中投入在转基因水稻上，仅2004年的投入就超过了5亿元人民币。 转基因水稻就是用转基因技术把水稻中本来没有的基因转入到水稻中，使水稻具有新的性状，如抗虫、抗除草剂、抗病害等。比如，以谷物为食的螟蛾科害虫危害着中国75%的水稻，每年导致的损失高达10亿美元，转基因抗虫水稻就能分泌一种特殊的毒素杀死它们，挽回巨额损失。 2004年，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组成的“中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咨询组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题为《对中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的报告，特别提出“在继续扩大抗虫棉种植的同时，重点推进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 2004年11月底，农业部召集有关专家召开秘密会议，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有“中国转基因水稻第一股”之称的“丰乐种业”的股票突然涨停。当时，投资者一致相信转基因水稻商业种植有望获得批准。 当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杂志也曾乐观地预测：“批准极为可能实现，这意味着中国最早在2006年春季就可以开始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 然而该会议仅仅过了8天，12月9日，《南方周末》发表长文《转基因稻米：13亿人安全与利益的博弈》，不仅披露了秘密会议的内容，还指称那些推动转基因水稻商品化的科学家是受个人利益的驱使。 该篇报道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转基因水稻会不会带来对人体的损害？基因产物中会不会出现有毒或致敏物质？对环境和农业经济方面有何种影响？商业化种植所得利益如何分配？”等问题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一直呼吁公众对转基因食品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该组织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有些转基因科学家将科学研究和私利混杂在一起，如果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获得巨大利益的不是他们所宣称的“国家”和“农民”，而是这些科学家本人。 此后，绿色和平于2005年2月到2005年4月间，先后4次到湖北省进行实地深入调查，并于4月13日公布了一份震惊世界的调查报告：《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该报告披露，湖北多个地方的种子市场、农技站和种子站已经在非法售卖还没有通过安全审批的转基因水稻；转基因大米已经污染了湖北的大米市场，并很可能销售到湖北以外的市场；消费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还没有经过国家批准的转基因大米，对公众健康构成巨大的威胁。 《凤凰周刊》随后对此事进行了跟踪报道，并披露了更多的内幕：“搞转基因研究的专家……有意或者无意地泄露一些种子，一方面可以形成一种既成事实，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这些转基因的种子作为普通的杂交稻种到地方上进行申请，按国家规定只有转基因的种子才必须由国家批准，这样难度也就减少了。” 虽然农业部对绿色和平的检测过程和方法提出了质疑，湖北省农业厅开始也否认了转基因污染的存在，但随着绿色和平当年6月和8月的两份追踪调查报告的发布，这一事件最终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据绿色和平组织估算，湖北2004年至少种植了1900当12316;2400亩“非法转基因水稻”，按农民所说的亩产千斤计算，约有95012316;1200吨转基因大米流入市场。而且，因为转基因大米会被混入到常规大米，受污染的大米数量远不止此数字。
此报告如重磅炸弹，国内外媒体纷纷进行了报道。因为转基因稻米的混入到中国和欧盟、日本等经济体的贸易中，欧盟和日本都对中国出口大米加强了检测。国家环保部生物多样性研究首席专家薛达元说：“这给中国造成了很负面的国际影响，给农业部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在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情形之下，湖北省农业厅最终对种子公司进行了处罚，并发出通知，禁止销售未经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作物种子。 有专家分析指出，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事件以及欧洲市场对转基因产品强烈的质疑态度最终导致了政府在转基因政策上趋于“保守”，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申请也被搁置。时至今日，转基因水稻在中国的商业化种植，还没有得到最后批准。 谁将掌控话语权 2009年4月28日，绿色和平来到跨国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在北京的办公室，打出横幅：“孟山都：不要插手中国粮食！”这一抗议事件立刻引起了多家媒体的关注。 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锋对本刊记者说，这次公开行动是要求孟山都、杜邦、拜耳和先正达等国外生物公司：立刻停止觊觎中国的粮食主权！“我们一直试图与孟山都、杜邦等国外公司进行对话，但他们一直拒绝理会我们。那我们只好上门去了。” “我们的要求很简单。”方立锋说，请这些公司拿出没有觊觎中国粮食主权的证据来，请他们向公众明晰地公布项目中涉及中国粮食问题的专利细节，以及他们与中国科研机构、科学家和种子公司之间签订的相关协议内容。 由此，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讨论进一步上升到了粮食安全与主权的高度。 今年2月25日，绿色和平组织和第三世界网络组织发表了一份报告——《谁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该报告指出，中国研发的转基因水稻，包括抗病水稻、品质改良水稻，以及高产水稻中，均涉及了多项外国专利，这些专利的持有人多为大型的跨国农用化学品公司。孟山都、拜耳、杜邦以及其他一些外国公司、研究所和大学，包括日本政府，分别掌控者不同转基因方法、关键技术、遗传元件和基因。 据了解，中国对转基因水稻的专利保护范围包括基因本身及其使用方法等基本内容。但在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专利还保护转基因的植物、种子和后代，甚至派生品。 绿色和平警告说，由于几乎所有的标准化技术、方法、元件以及基因都被国外专利权所控制，中国一旦批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将可能面临丧失国家粮食安全和主权的危险，而农民也将面临着种子价格上涨、生产成本提高以及法律诉讼的威胁等问题。 由此，一向行事低调的孟山都（Monsanto）公司以“粮食主权觊觎者”的不良形象，极不情愿地进入公众的视野。 孟山都创始于1901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该公司从一家普通的化学公司发展成为转基因种子的领先生产商，占据了多种农作物种子70%12316;100%的国际市场份额。 为了攫取巨额商业利益，孟山都曾经不择手段，利用所谓的专利权对普通农民进行了赤裸裸的“合法掠夺”，引起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农民的极大反感。 法国独立导演玛丽8226;莫妮克8226;罗宾曾经拍摄了一部名为《孟山都眼中的世界》的纪录片，真实地揭露了孟山都在全世界攻城略地的内幕。 其中最为触目惊心的，当属孟山都在阿根廷的故事。 阿根廷拥有富饶多产的农业生产体系，曾是南美洲农业的成功典范。1996年，孟山都带着转基因大豆和“抗农达”除草剂在阿根廷现身。“抗农达”除草剂可以除掉全部杂草，只有孟山都的大豆种子对其有耐受性。 转基因大豆以其高产量、低成本、易种植的优势在阿根廷迅速地推广开来，传统的谷物、小扁豆、豌豆和绿豆种植田地几乎全部被转基因大豆侵占。然而，“抗农达”除草剂在除去杂草的同时，也杀死了附近农民的庄稼，阿根廷的本国种子也会被当成杂草杀死，而该国的技术人员对此无能为力。到2002年，孟山都转基因大豆已经占据了阿根廷大豆种植面积的99％。 当时，农户几乎都是使用孟山都的大豆种子，孟山都以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向使用了转基因大豆种子的阿根廷农民收取“仿制费”。遭到农民的拒绝和抵制之后，该公司通过与其有业务联系的种子、除草剂、农药销售商向农民施加压力，甚至动用私人侦探对农民进行监督。阿根廷农业部长曾愤怒地称其为“勒索”，但由于转基因大豆的专利权的确在人家手里，最后还是在无奈中妥协，定期向孟山都支付一定额度的“技术赔偿金”。 在转基因大豆大举进攻之下，阿根廷农业经济遭受重创。统计显示，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仅为5%。到1998年，这个数字竟然陡升至30%，2002年又激增至51%。 同样的故事在巴西再次上演。孟山都公司就索性买通了巴西官员，将转基因种子从阿根廷偷运到巴西，弄成转基因大豆被大面积种植的既成事实，进而对政府施加压力，轻松地窃取了巴西的粮食主权。 而这一次，孟山都把目标对象锁定了中国，它的“武器”不仅有转基因大豆，还有威力更大的转基因水稻。这，不能不让人揪心。 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拥有世界上已知野生大豆品种的90％，共超过6000多种。同时，大豆也是中国最早食用和种植的五谷之一，栽培历史在4000年以上。如今，转基因大豆在全球范围的生产与加工已经对中国传统的大豆产地形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中国东北原本是全球种植大豆的黄金地带，但自从中国开放转基因大豆和豆制品的进口后，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转基因大豆进口国。2006年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比2005年减少了25%，而2007年大豆种植面积比2005年减少40%左右。最近10多年里，中国大豆产量由原来的世界第一，退居为继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四。黑龙江省内有一定规模的68家大豆加工企业几乎全部停产，哈尔滨超市货架已被转基因大豆油占领，非转基因豆油踪迹不见。 专家承认，较量还没有真正开始，我们已经完全丧失了转基因大豆话语权。 水稻是13亿中国人的口粮，容不得半点闪失。如果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被批准，谁能保证发生在转基因大豆身上的故事不会在转基因水稻上重演？ 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林拥军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这种担心未免有点多余”。 他告诉记者，转基因水稻中含有别的国家的专利这是很正常的，中国也有很多自己创新的专利，实际上我们因此而受到威胁的可能性非常小，国家可以通过出台一些政策来规避可能的专利纠纷，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在大多数情况下，研发者在研发过程中就会充分考虑产品与技术的产权的问题。 艰难的抉择 当袁隆平冒着大太阳奔走于田间地头，辛苦找来雄性不育株，建立筛选系统，寻求优秀后代时，实行转基因技术的科学家却可以坐在干净整洁的实验室里，通过“DNA重组”的方法，把来自其他物种的外来基因直接插入农作物的基因组里，制造出抗虫、抗除草剂、或者富有营养的新作物。 毫无疑问，转基因生物研究将成为21世纪世界发展的趋势与主流，转基因技术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谁也无法抗拒。 最近几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以接近10%的年增长率上升，到2008年已经达到1.25亿公顷。美国是转基因技术采用最多的国家，转基因食品高达4000多种，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普通商品。其他如阿根廷、加拿大也是转基因农业生产发展迅速的国家。而且，从美国第一批转基因西红柿上市以来，全球至少有10亿人食用过数成千上万种转基因食品，多年来尚未报道过一例食品安全事件。 虽然民众对转基因食品仍然怀有警惕，但也许它早就已经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市场调查显示，在我国市场上70%的含有大豆成分的食物中都有转基因成分，像豆油、磷脂、酱油、膨化食品，等等，所以很多民众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和转基因食品有了联系。 专家指出，转基因食品并不可怕，转基因食品中含有的抗虫、抗病基因对人体并没有杀伤力。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食品已经过安全性审查，并通过政府的批准，是安全的。我们早就享受了杂交水稻煮出的饭香，而杂交水稻就是一次性转移了无数个基因，也可以算是转基因植物。 转基因水稻可以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农民可以减少投入、提高产量；科研机构与公司可以获取高额利润；消费者可以低价获得多样化的粮食和食品……这对于一个占世界人口1/4、耕地面积只占世界7%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诱惑几乎难以抗拒。专家评论，“一旦实施商业种植，其意义不亚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 中国是全球最早开发和应用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尽管表现出“保守”和“谨慎”的态度，但在发展转基因技术方面的意图并没有减弱。 2008年7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从现在起到2020年，中国将投入200亿元作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的资金支持。水稻是主要发展的作物之一。 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转基因作物的研发过程中，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一直被强调。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起草的《生物发展“十一五”规划（200612316;2010）》中将生物产业的发展目标定位为：将其作为一个具有良好竞争前景的战略产业高度重视，其中特别强调要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 这似乎可以理解为政府的基本态度：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种植可以，但必须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 林拥军特别告诉记者：“我们的转基因水稻在技术上已经成熟了”。他解释说，“成熟”的意思是我们有最核心的专利权，同时我们的技术经过了大量实验的检验。 也许，转基因水稻对于中国，已然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要”和在何种条件下“更好地要”的问题。（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本刊记者/赵丽英 袁啸云）
